《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长文分析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作用，认为温州动车事故的社会反响和大连抗议等事件表明，这个不断壮大的阶层对社会弊端日益具有批判精神。问题是，这个阶层会发展成为公民社会还是继续自我封闭？
该报（9月3日）认为，”1989年的抗议者是大学生，他们视自己为全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从而进入向王者进言的’仕’的传统角色。……相反，2011年的抗议者则属于中国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1989年尚未出现，而在中国的经济崛起中，中产阶级是获益最多的阶层。……
作者写道：”关于这个阶层，西方有两种对立的推测。一种推测认为，收入好而且越来越好的中国人与政权之间有一个浮士德式的契约，用循规蹈矩不吭声换取发家致富的机会。鉴于互联网上批评的精神日益浓厚，这个推断至少是不完全的。现在大连的群众抗议和不久前列车追尾在全国引起的不满，更可以把它直接驳倒。
“相反，另一个推测则看好中产阶层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个推测以台湾和韩国为例，认为大众平均年收入达到5000到10000美元时，肯定会要求政治参与。果真如此吗？目前的不稳定可以理解为中国民主化和健全的公民社会的先导吗？”
作者指出，中共通过1989年的镇压划定了界限，不会容忍在权力领域的竞争，但是给人们提供了 “逃避其独裁的可能性”的”私人空间”。”……中产阶层对于社会的最大影响在于，持续产生分裂的相互隔绝的空间，希望在这个超然于政治制度之外的空间里安然度日。……”
个人空间并不安全
文章认为，”然而，现在这个阶层的生活模式和进取模式似乎靠不住了。他们不满于社会弊端的发声越来越清晰可闻，而且间隔越来越短。这些弊端的共同之处在于，揭示了这个阶层辛辛苦苦用汗水和金钱建立起来的安乐窝的并不安全，只是一个幻想。……”
作者以列车追尾事故引起的反响为例写道：”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人信赖的框架条件脆弱不堪，政府许诺的’稳定’中有一个危险的矛盾：它不仅意味着保护安全，这是中产阶层迄今支持政府的原因，也意味着保持恰恰断送这种安全的腐败现状。互联网作为催化剂也扮演了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这个虚拟空间是中产阶层努力争取的一部分，以便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另一方面互联网可以提供不易得到的关于社会整体如何运行的信息。像温州或大连那样的事件会有助于让中产阶层在未来超出自己的眼前利益向结构性问题推进、并且政治化吗？”
作者认为”迄今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然中产阶层如今更加失望，不仅对政府而且对自己的角色。不久前，被监禁数月获释的深受欢迎的博主冉云飞，在一篇博文中断言’玩世不恭和低俗的实用主义占据上风，中国是一个人们做坏事互相伤害的社会’，中国的中产阶层今天似乎还站在一个摇摆不定的门槛上。它是否会继续发展成为公民视自己为团体一部分的公民社会？还是继续自我封闭、滑向完全的消极失望？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