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在中国发酵

木然的文章首先提出什么叫公民的问题。作者认为，纸上写的公民叫纸公民，是潜在的公民，潜在的公民变成现实的公民得通过公民的行动，公民的参与。参与得有形式，对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这些形式的丰富，一个方面是现有的制度形式，另一方面还有民间的约定形式，比如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利益问题时，抓阄就是被民间认为的一种公平的解决问题的形式，再有就是官方的主动构建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还有民间在新形势之间的创造。一般地来说，官方构建的新形式需要民间的认可，民间的创造得有官方的支持，创建的新形式才能以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

文章说，新参与形式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政治民主化的结果，民众参与的结果。如果说发展执政兴国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那么政治民主就是前提。经济越发展，政治参与诉求就越高，因为经济发展永远代替不了民主自由诉求，那种认为经济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是自欺欺人的表现，是盲目乐观。

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都需要新的技术平台，其中技术平台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使经济插上了翅膀腾飞的同时，使精英政治走向大众政治，使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平面化，精英失去了相关信息的垄断权，精英与大众平等地共享同一信息，甚至大众的信息来源要超过精英的信息，使精英处于信息笼罩的被动状态。使民主政治走上互动政治，并使互动政治日常化、生活化、便捷化、速度化。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现有体制的参与形式有限，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网络就成为公民参与的重要平台，政治博客、政治微博成了政治参与、政治表达的新形式，尤其是政治微博，由于其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针对性强、互动性高，在中国的国家政治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每一件公众事件都有微博在推波助澜，一个事件的信息在微博挂出，几乎迅速在几小时之内有上万人甚至是十几万人的围观，围观已经成为公民参与的巨大力量。最近发生的三件大事可以看到微博的作用，第一件是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使得红十字会不得不向公众道歉，并迫使给红十字会尽快公布捐款明细，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拾回已经急剧下降的公信力。第二件事是“三公”消费明细的公布。现在国务院的各部门正在一个一个地公布“三公”消费，并接受公共的质疑。第三件事是“7﹒23”列车相撞事故，也因微博围观与质疑，使最高检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到温家宝今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23”遇难者表示哀悼，要求抓紧清查，依法追究责任。调查处理要公开透明，结果向社会公布。温家宝总理又亲临事故现场，提出了事故处置工作、事故原因的调查和事故处理、解决伤者和死者家属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处理遇难者的遗物清理也是善后工作等。通过对7﹒23事故的质疑和追问，应让官员们充分认识到，如果还用官本位的思维解决臣民问题，还用技术问题代替人本问题，还用管理问题代替服务问题，还用效率问题代替公平问题，还用屁股问题解决脑子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说明通过微博，国民参与公共事务所形成的巨大推动，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逼迫”和“拷问”政府会逐渐成为常态。

作者认为，微博即使改变不了中国，也可以改变事件的性质，还原事件的真相。使得傲慢的权力终于可以低下头向公众道歉，用微博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会使得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启动前进的车轮。

文章说，微博也不尽善尽美，它更像一把双刃剑，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因微博的瞬间扩大效应，使得郭美美、高铁公信力的危机导致了公权力的公信力总危机。客观一点说，公信力下降是好事，因为多了对权力的监督和质疑。公信力危机是坏事，因为人们已经没心情去监督和质疑权力了，对权力的破坏性冲动使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性。公信力危机还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人们不再相信权力，不再相信权力支配的媒体，不再相信权力说出的任何东西，权力者越想建立公信力，公信力消失的越快，这种极端不信任，封堵了民间和官方沟通的渠道、和解的渠道、解决问题的渠道，导致政治无序和社会无序，进而引起社会动荡。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另外，最新一期的公民还刊出何亚福的文章：计划生育是不道德的。文章作者认为，在现在越来越注重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的社会环境下，生育权作为私权范畴应由民众自己决定，继续推行强制计生政策强行剥夺亿万民众的生育权，是不光彩、不道德、不明智的。

文章说，计划生育的利弊得失一直中国人口学界和社会各基层争论的焦点话题，从资源、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等各方面支持计划生育的一方和反对计划生育的一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其实强制性的计划生育除了面临学术层面的质疑和诘难其本身也是不道德的。

首先无论打着怎样动听的旗号，政府推行强制计生是把人口当成负担，推卸应尽的社会责任并且杀鸡取卵式的压榨人口红利而把危机留给后代的错误之举。政府在收税收费搞基建的时候把百姓当成摇钱树，从来不嫌人多，但在发放福利、普及教育的时候又希望人口越好越好，恨不能减少到零。当政府把民众当成负担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负担，中国机构臃肿政府不担心，“三公”消费冠绝全球政府不担心，房价高、房费高、医疗昂贵政府不担心，但政府却惟独担心老百姓自己多养个孩子，这样的“公仆”是不道德的。

作者指出，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人口要消耗资源所以要控制人口的增长，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所消耗的资源都不是免费获取或者是国家无偿提供的而是按照市场价格获取的，即使新出生的人口会享用一点政府无偿提供的有限服务，但在将来婴儿成年后其缴纳的税收做出的贡献也远远超出社会曾经给予他们的资助，政府无权强制民众靠减少人口的方式去节约资源。

更离谱的是计生委某官员竟然跑到联合国气候会议上说什么中国的计划生育减少了人口，降低了全球碳排放为全球环境做出了贡献云云，请问计生委的各位官员，你们的公车在排放含碳废气，你们出国考察在排放含碳气体，你们吃喝玩乐也在排放含碳气体，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感到愧疚惟独把婴儿看成是罪魁祸首？

实行计生的一个理由是中国人太多了，其实中国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排名在70多位以后谈不上太多。很有意思的现象，认为中国人太多了的人总认为别人是多余的，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多余的，认为中国人是负担的人，总认为别人是负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负担，鼓吹中国人应该减少的人总是希望别人减少，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减少，那些认为中国人口过剩的人从来都是认为别人是过剩的，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过剩的，希望减少他人腾出空间来让自己过上舒适的生活这倒和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有点相近，所不同的是纳粹是希望减少异族对外扩张扩大生存空间，而计生鼓吹者是希望通过自残自虐减少自己的同胞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某种程度上还不如纳粹。

文章说，计生支持者们很多时候显得非常有爱心，比如每当网上出现“虐猫”“虐兔”一类的消息，他们口诛笔伐群情激愤，格外关心那些被虐的小动物，处处显示出自己人性的一面，但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所谓“超生”的婴儿及超生的孕妇则是另一幅面孔，心硬如铁，冷漠无情，对于不时出现的强行绝育、强制堕胎乃至出现母子双亡的人间悲剧毫无怜悯，甚至恶语相向，不去谴责施暴者却对受害者落井下石，不爱惜同胞的生命却满腔热忱的关爱动物（那些小动物和人类一样也是要消耗资源的），这种前后矛盾的行径充分暴露了计生支持者的虚伪和道德评判方面的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