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多来，中国的GDP增长已让世人瞠目结舌，然而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停滞不前也同样让世人惊诧莫名。现在，大陆中国的统治集团已越来越依赖于以“高速增长的GDP”来竭力维护其一党独裁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然而近现代文明史上的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实，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专制政体会一劳永逸地巩固于畸形发展的“跛脚式”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一、“奥运会”能“奥”出一个民主中国吗？
目前，对中国政治局势最有影响的事件无疑是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奥运会作为一种人类文明交融方式，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政治角力场，必将会给迄今仍然政治封闭的许多中国人带来很多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随着奥运会的举办，先进的文明之风或多或少会把国际普世价值、种族平等尤其是对人权的尊重态度带进国人因循守旧的观念之中。甚至有可能成为促使中国开始慢慢走向民主化转型之路的一服催化剂。不过，从现实中中国公民的政治空间和自由度看来，一味寄望于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来达到从根本上松动僵硬的一党专制之奇效，甚或能“奥”出一个民主化的中国来，这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多的理由过分地乐观。
我们知道，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运会“是为人类和谐发展服务，提倡一个关心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 1988 年的第24届汉城奥运会的韩国政体也与现在的中国大陆有着某些相似的地方。当时的奥运会的确给韩国的政体转变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推动力。汉城奥运会上的奥运圣火刚一熄灭，依靠武力夺权、统治暴虐，且贪渎敛财的前总统全斗焕夫妇就因为家族的腐败丑闻不得不公开向国民道歉。奥运会之后十几年，韩国就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民众从此摆脱了恐惧，威权统治由此向民主政治转型。所以自上个世纪末以降，世界上原来的极权主义政体不约而同纷纷走向“民主转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民主化已不可遏止地成为今日蔚为壮观的世界潮流。
然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每当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出现“民主转型”的时候，中国政府总是和主流文明唱反调。面对伊拉克、前南斯拉夫或台湾等地发生的政治转型变化之时均莫不如是。环顾四周，我们这个星球上仍然实行独裁专制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中国、古巴、北朝鲜和越南。越南眼看着在政治转型上已走在中国之前而渐令世人为之瞩目。而中国政府迄今为止仍然坚拒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只能仰仗着“高速增长的GDP”而极为尴尬地排遣着在世界大潮中无法掩饰的孤独之感。
一方面，即使是在国内，连中共党魁自身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七千万党员现在对这个“执政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可以说，七千万党员中已没有几个还敢扪心自问自己是真正冲着“对党无比忠诚的信念”而来的了。而“党的一元化领导”思想体系也面临着来自体制内外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每当中国政府在面对人权方面的指责时，喜欢常常搬出“希望美国政府不要蓄意干涉中国的内政”等“主权高于人权”的理由一晃而过。而不少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经贸利益的需要，近年来确实也对中国许多明显侵犯人权的公共事件不惜权作壁上观。因此，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将会以何种可能的形态出现？这便成为许多体制内外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民主人士冥思苦想而不知所终的世纪难题之一。
二、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会一蹴而就
我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若要转型为民主制度，首先必须先行打破国人至今残留不绝的专制传统思想，然后才有可能接受普世的民主思想和公民观念。只有让更多的国人接受了起码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才有可能在普遍的意义上支持“民主转型”。当有多数国人支持民主制度时，蒙昧者就不会再问“民主有什么用？”或提出民主“能当饭吃吗”等诸如此类的伪问题。那些质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而不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御用知识精英们，他们是否能回答我这样的质疑：日本也是自古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但今天它为何就能实行民主政治呢？因此，在传播民主思想的启蒙事业上，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仍然面临着十分艰难的任务。思想启蒙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天赋人权观念，即公民享有并形成对政府的监督权利观念。习惯于专制空气里生存的人若离开了思想启蒙，就无法实现作为个体的人在思想上的个性解放，也无法真正培养个人对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责任感。
当年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并不是仅靠孙中山一个人以及中国同盟会独自的力量所达成。而是其背后还有很多支持他们的人参与其中方才得以成功。由是观之，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不大可能依赖某个奇人的出现一朝建立，也不可能依赖占13亿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精英分子喋喋不休的傲慢说教轻易完成，而是必须依靠生活在底层的、普罗大众的支持才能成就赖以成熟的土壤。有鉴于此，我坚持认为，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多半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渐进过程。无论它最终以什么样的执政模式或形态出现，都不会像有些人想当然的那样一蹴而就，何况迄今为止在中国大地上，还看不到任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明显迹象。著名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指出，“民主转型需要对民主有需求的社会来驱动，而后者要求一定的机制，因此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强制性的政权改变从来就不是民主转型的关键所在”。这一点笔者很认同。有道是，“越是专制历史长的国家越不容易进行民主改革。”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民主传统，现在共产党统治下公民也没有民主政治的任何空间。这在东西方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近来令人欣慰的是，从中国民间发生的诸多变化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体制内的有识之士正在努力尝试着突破当局的言禁限制，如有官方背景的纪实性综合月刊《炎黄春秋》杂志现在也开始敢于刊登有关中国文革和反右题材的文章，敢于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写出赵紫阳、胡耀邦等政治人物的历史真相,不断触及政治敏感话题。这表明体制内外都在共同寻找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寻求突破当局的专制封锁以及探索自由民主理想之路的开始。而且，有新媒体之誉的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现在也迅速成为民众沟通和表达自己意见的便捷渠道。如被媒体热炒的厦门PX项目事件中，新媒体所起的作用就引人注目。从山西的“黑砖窑”、贵州两个教师胁迫13岁至17岁女生“出卖处女”、到早前四川发生的“史上最牛钉子户”、彭水诗案等等，都能看到挡不住的新媒体在信息传递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当局对信息封锁的力不从心必将进一步激发人们取消言论控制的强烈欲望。而这，显然对独裁专制是很不利的。
所有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萌生了一些反体制力量的萌芽。虽然当局非常担心这种变化会危及政权的“稳定”，但要将这些星火燎原的萌芽状态完全扼杀在摇篮之中，则他们不论是在技术上或人力上显然都难以做到。
三、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与趋势
西方民主的核心是三权分立、议会政治、多党制度、言论自由与自由选举。而且已被验证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民主政治的社会是以民意和法治为基础的，是把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结合在一起制订出来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拥有神圣的权威，并且成为一种人们约定俗成普遍遵守的社会契约。
实际上，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也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表现形式，那就是民主选举制度的具体体现。在民主政治成熟的社会中进行公民投票时，人们必须遵守多数裁定准则。如果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是合理的，符合多数民意，就能得到多数票而获胜选。这不仅说明民主选举制度具有合理性，而且也说明当选的执政者具有合法性。如在美国那样已经形成良好民主选举制度的民主国家，其游戏规则早已完全遵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当政治人物的选举运动到来时，人们尽管也会应用谋略，或丑闻暴料，但双方阵营却能遵守彼此默契的“游戏”法则，以平常的心态对待选举。竞选时有规有矩，选完后心静如水。
这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总统以及各级官员，无疑是社会中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由这些形象素质良好的优秀人才组成的优良执政团队，便自然而然能使专制社会“劣胜优汰”的怪现状一变而成“优胜劣汰”的正常现象。这也是民主政治所具备的固有特性。因为民主政治在监督权力的同时，还能有效地发挥全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出谋献策。美国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其民选政府才得以不断克服旧的弊病，实行新的政策，使其国体繁荣强大，并且长久不衰，成为今天世界上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无疑说明了民主政治拥有无比的优越性。当我们认真考察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文明发达国家时就会发现，专制体制向民主转型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中国的事情众所周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新的当政者粉墨登场之时，老百姓还完全蒙在鼓里。执政者或统治集团实行的政策更与老百姓的“同意”与否完全无关。而专制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由“官本位”出发的偏私性而独断专行的继承制或委任制。而且尽可能地打击迫害优秀人才，形成了“劣胜优汰”的怪异现象。当下中国的官场通行不缀的潜规则更是已经达到以明码标价进行买官卖官的地步。而且各级官位俨然已向“市场化”、“货币化”快速演进。
现在虽然谁也无法准确地预测或断言未来历史的理想走向，但我坚信，民主转型的甘霖终将洒遍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大地。当良知苏醒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思想太监和精神奴隶逐渐萎缩之时，那便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曙光悄悄冲破层层乌云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