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前景阴云渐浓，毛泽东及其统治模式无论是作为未来中国一项备选的政治模式，还是作为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问题，都越来越频繁地回到公众视野中来。今年8月27日，近百位党内开明派及知识分子在北京以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的名义举办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到正确认识“文革”及毛泽东于当下政治的重要性。
认识毛泽东历史作用的几个视角
由于北京当局在毛泽东的问题上不肯直面历史，还利用各种宣传机器有意呈现放大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光明面”，不但造成了年青一代对毛的错误认识，还造成了国人政治思维的严重混乱。
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革命与统治，至少应该从三个视角加以观照。这三个视角依次是：一、中共党内对毛的认识与反思；二、超越一党利益、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毛对中国文明（含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进步所起的实际作用；三、毛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所谓“亚非拉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其中第一个视角，即中共党内对毛的认识与反思是最关键的视角。第二个视角的观照，恐怕得等到中共统治结束之后才能真正开始。至于第三个视角，国际社会已有的研究已经不少，只是中国人当中的绝大多数无法获知这些信息。
其实，中共党内对毛泽东及“文革”的反思，现阶段北京的宣传在方向上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是方向正确的反思，也无法达到1981年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度。
中共党史上唯一的一次全面自省
1981年，中共中央曾出台一份历史性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在正式出台之前曾经过党内长期深入讨论。从1980年3月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党内“高级秀才”共同参与写出“草案”后，于1980年10月在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讨论，再经过40多位党内高层人士再审议并反复修改后，终于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其时，郭道晖（著名法学家，“法治三老”之一）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相关讨论简报等工作，有机会得悉讨论情况。他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的文章《1981年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透露了这次讨论的一些详情。
这次讨论涉及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人功过等数方面。《决议》草案提出，在“文革”前17年当中，多数情况下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与会者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认为由于1949年以后中共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但这不是党犯错误，主要是毛泽东犯错误。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许多发言很深刻，比如团中央胡克实认为马列主义尚且没有什么“体系”，毛泽东既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为何反而形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李维汉从十个方面列举了毛的“片面性错误”，涉及到毛知识方面的结构性缺陷，如只熟悉农业社会，不熟悉工业社会；只了解中国线装书，不了解近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等等。
这次讨论还涉及到毛个人的为人行事及思想作风。与会者认为1949年以来许多政治事件的发生与此有关。比如李颉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胡克实认为毛善用权谋驾驭下属，“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孙冶方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还有人指出毛泽东经常出尔反尔，常因政治需要否定自己所言并嫁祸他人。夏衍则用16个字概括毛的错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还有人指出毛泽东善嫉，对功劳名声曾盖过他的朱德就因嫉妒而打击。
这些曾长期在毛手下做事的高官们的回忆，其可靠性自不待言。就其见识来说，当然也远比那些在毛身边从事厮役之职的卫士长、护士长、女服务员高得多。后者见其小不见其大，往往以毛兴之所至的一些小仁小义来判言毛有大仁德，全然不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更应该考较其大智慧与治国之才。只可惜这次讨论的言论都被当作“国家绝密”束之高阁，一般研究者无缘问津。后来通过的正式《决议》主要遵循邓小平与主持起草的胡乔木的意见，并未采纳大多数与会者的看法。
人类文明史上的天问：为何独裁者崇拜毛泽东？
中国官方学者现在津津乐道“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世界曾经有过的巨大影响。国内专研中国外宣历史的何明星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红色世纪”留给当代中国的巨大文化遗产》。作者将受到毛思想影响的“革命领袖”历历细数，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国的“革命领袖”均列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何明星有意避开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这些“毛主席的好学生”后来大都成为独裁者，给他们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些“毛主席的好学生”当中，少部分人是先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成为国家领导人，待成立内阁后再伺机实行独裁统治，但更多的人是通过革命之路直接走向独裁统治。这些人由“革命领袖”变身为独裁者，其间几乎不需要思想与行为的转换，区别只在于掌权还是未掌权。卡扎菲与毛泽东的相似性，我已在《从革命者到独裁者：卡扎菲最像谁？》一文中介绍过。本文且以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为分析样本，就知道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何种特质。
如果说毛泽东的其他学生主要是受到毛的思想影响，那么波尔布特则是受到毛的亲炙及大力栽培。1952年及1957年，波尔布特曾两度秘密前往中国受训，通读了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等等，并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柬埔寨革命的指导思想。1962 年波尔布特当选柬共总书记，于1965年11月第三次亲赴北京“探寻革命真理”。在北京的三个月受训过程中，陈伯达、康生等人给他系统地讲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1966年2 月，波尔布特返回柬埔寨开展他的革命事业，把柬埔寨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他发动“红色高棉运动”，推翻亲美的朗诺政权，建立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
波尔布特学习毛泽东的“成绩单”如下：在其执政的3年零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在杀人的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施害的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后果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这场人类史上无先例的大屠杀，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这次屠杀的目的是什么。在此期间，据说中国总共向红色高棉提供了高达10亿美元的援助。而红色高棉与毛以及中共的关系，除了中国人之外，世界都知晓。
在颠覆中华传统文明方面，毛泽东所起的作用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人物。“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的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特性，以及毛亲手发动的“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都离现在并不遥远。但中国当局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不仅有意忽视这段历史，还刻意蒙蔽国民心智，给中国青年一代（包括少部分毛泽东“文革”政治的既得利益者）塑造了一个与历史真相完全不符的毛形象。这种政治举措，不仅贻害中国当代，还使中国未来的政治前景非常晦暗。如果不搬开毛泽东这块遮蔽光明的巨石，中国还会在专制这条路上徘徊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