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在疯狂旋转。它旋转的方向，经常出人意料：谁能想到，毛时代饿死数千万人的共产党中国，今天竟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债主和“老大哥”，经济危机漩涡里的西方，眼巴巴等着它买国债来拯救？不久前，阿拉伯国家还被明里暗里被摆在“文化冲突”的对立面，而一夜之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纷纷变色。地中海另一侧，那些中世纪式的大权在握者，突然不知去向。全球的政治、经济地图，撤换得快如戏剧布景。亲历变化者的中国、阿拉伯人，深夜醒来，当然扪心惊叹：我究竟身在何处？就是站在一旁，目睹这历史漩涡的欧洲人，可能也难免自问：世界怎么了？这急速发生的一切，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换个问法，世界面目全非了，欧洲怎么办？今天，“欧洲文化”如何给自己重新定位？什么是它的意义和价值？
两个堪称反面的经验，使我感到这提问的紧迫性。其一，二零零九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中国被邀请作为主宾国。本来，这是个好机会，通过书展的丰富角度和层次，世界能全方位、深入观察那个古老国度，看看一顶“共产党”的红帽子下，究竟在发生什么？是什么突破了冷战时代的逻辑，让一个专制国家，却取得了经济成功？哪里的权力不贪婪和腐败，但为什么见不到处处“奇迹”？貌似自相矛盾的现实，其实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内容。这正是书展策划者从开始就应该思考、并据此设计活动项目的。但可惜，书展“与虎谋皮”在前（想拉党官和政治异见者同坐恳谈），“与狼共舞”在后（随着党改变的脸色，又撤销对政治异见者的邀请），结果不难设想，整个书展成了意识形态口号横飞的广场。“中国”像个旧货店，让回收的冷战话语永不过期。但它今天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它能激发世界对自身的什么思考？反而被忘了。我们以为在发射炮火，其实只是爆竹，响亮而毫无杀伤力。因为那个活的中国，在对“中国”的吵闹中，被漏掉了。
第二个经验，来自二零一零年慕尼黑国际文学节。我参加的讨论，有个夺目的主题：“当代杰作”。这话题，直接设定到了今天世界的要害：多元传统参照下，什么是判断当代杰作的价值标准？讨论以设计精美的三重结构进行：德国层次，欧洲层次，世界层次。我期待着，欧洲的思想精英，能对这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发表高见。但我又一次失望了。从发言看，即使学识丰富如埃科（Umberto Eco）者，也其实没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欧洲知识分子谈论其他文化时常见的“简单化”，在我们讨论中比比皆是。中国＝意识形态；阿拉伯＝民族和宗教冲突（没人猜测到阿拉伯今天的巨变）。而且，这简单化也投影到对欧洲自身的思考上。谈论欧洲的“杰作”，竟然经常和市场成功混为一谈！这真成问题了。古往今来，什么时候思想和艺术杰作能立刻畅销过？以畅销与否判断“杰作”，是否卡夫卡、乔伊斯都该归入“劣作”一类？我的发言，把判断当代杰作的标准，锁定在思想和艺术的“深度”上。无论多少文化系统参与评价，一件杰作，必须呈现出全方位的不可替代性。我的论据是中国古诗。都说那个辉煌的传统是因为“古老”，错！它是因为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刻”。我举出两千三百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和一千两百年前的唐朝大诗人杜甫为例，说明同一种流亡体验，如何跨时空地叠加到我自己身上，激发出作品的形式创造，构成诗作美学空间里沉甸甸的思想重量。“深度”，让我们在一个遍布他者的世界上，自觉成为“主动的他者”，既和其他文化、更和表面看“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最终，整合所有思想资源，去应对当代人类的困境。
作为住在欧洲、却以中文写作的诗人，我的每次呼吸，都在这两个不同的文化层次间进行。我对中文语言的反思，对中文诗从观念到技巧的探索，中国现实和我诗歌创作间“恶梦的灵感”式的关联，以及它在整个中文传统现代转型中的意义，给了我审视欧洲的基础。就是说，没有一条从外部通向其他文化的路。我们只能穿过自己内部，以自身的“深度”抵达别人的“深度”。同样，这也应构成欧洲理解其他文化的方式。从以上负面经验看，欧洲文化目前还没准备好，把它最强项的思维慎密和思想深刻，用来应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它还没认真尝试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套路，打开新的视野，建立更大的思考框架，把“别处的”现实和文化纳入自己的思想资源，来深化对自身困境的认识。注意，这里“别处的”加了引号。因为事实上，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别处”。所有看起来的“远处”，其实都在我们之内。每个人都是杂交的，从精神到物质统统如此。
“中国”如此之近，就像一双穿在你脚上的名牌鞋，那可能正出自二十一世纪人为奴隶制之手，通过国际大公司的魔术转换，中国农民工的成本和欧洲价格，兑换成了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利润。世界资本是化学合成的连体婴儿。这面哈哈镜，映出一幅幅哈哈形象：西方政客访问中国，总得搞些关于人权、民主的言辞“面子工程”，但那与其说为改变中国现实，不如说为敷衍国内媒体和选票，空话说完，赶紧坐下来谈合同。对此，中国政府已几乎能微笑着，欣赏那疼痛和尴尬。为了大笔订单，西方各国不得不一一吞下中国压制思想犯这碗苦酒。这里，和党的“坚持原则”相比，谁更加自相矛盾？归根结底，对外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恰恰在检验自觉。那也是自我提问的同义词：欧洲是否理解今天自身的困境？“没准备好”——非自觉？对不起，那就只能受控于无意识。“新世界”，可能像小赫胥黎写过的那么陈旧，沦落到一条机械化的、非人的底线上，苟且地活着。
对其他文化缺乏理解力，当然因为知识局限，但局限的原因，很可能是囿于思想视野的封闭，没感到打开自己、去理解“他者”的紧迫性。毕竟，麻烦总发生在欧洲之外，无论中国的、伊朗的、阿富汗的、或伊拉克的。相对那些地方，欧洲的一统“天下”，就算不如原来富有，至少完整而平静，作为文化足以感到优越。历史也是佐证。从文艺复兴至今的五六百年，欧洲思想主导着“天下”的思想。那个普世性，奠基于“启蒙”的独立思考，“民主”的政治规则，加上渗透法制和言论自由的生活方式。物质也在证明观念的正确。远的不说，冷战时共产国家的贫困，反衬出西方的自信。而冷战结束，“自然”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九一一”的短暂插曲，以萨达姆和拉登的毁灭变成喜剧。中东的最新变化，更是世界向欧洲看齐。“天下”的中心仍是欧洲。欧洲价值，设定成历史进化的轴线，让欧洲自己占据着“未来”。这想象给人安慰，但我想提醒，同一个想象，曾经占据过中国人的头脑至少两千年！
比较中国历史和地中海历史，它们最触目的差别，就是中国经历过的文化挑战何其少！作为地域性的“第一世界”，鸦片战争前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几乎“孤独地”生长着（除了若干游牧民族的军事占领，且无不终结于被中文同化），其后果，是“中央帝国”日益固步自封，中国文化系统成了一根锈弹簧，完全丧失了应对外来挑战的能力。直到十九世纪，欧洲真正的文化（加武力）来到，弹簧绷断，中国人突然由过度自豪跌入极端自卑，只能听凭情绪化引领，喊着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口号，臆想着“革命”，却一头栽进历史上最黑暗的专制。与此相反，地中海／欧洲的文化冲撞，却无日无之：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两河流域）、犹太、希腊、罗马、拜占庭、日耳曼、维京人、奥图曼、拿破仑、俄罗斯，以及远道而来的阿提拉和蒙古人，每次冲撞的实质，都在迫使欧洲文化寻找自己更深刻的立足点。“传统”不停被激活，又在更深处迎接新的挑战。终于，文艺复兴张扬的思想个性，回答了“什么是欧洲？”，也给不同文化找到了相遇的汇合点。欧洲成功了。但问题是：这成功还在继续吗？
今天的“新世界”，是一个更广阔的舞台。遥远的文化，需要欧洲更主动地打开理解力，经由自身文化经验的深度，去读懂那本书，达成与他者的真正交流。以中国为例，我得说，过去三十年那里发生的变化，远远大于过去三千年。一个三千多年延续在同一语言、同一思维方式、同一个观念系统中的古老文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挣扎，终于脱胎换骨，“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杨炼《与死亡对称》中的诗句），这堪称一首真正的史诗。外来者很难想象那过程，其思想意义上的惨烈，又超过现实无数倍！“政治”只是这文化深海的表面风波。甚至“共产党”一词，也只是个文化怪胎，一块西方的面具，遮掩着皇帝们不敢想象的绝对权力。我曾用“噩梦的灵感”来形容从文革迄今的当代中国。疼痛，撕开肉体刺穿心灵，使追问成为活着的标志。灾难不会过去，它沿着现实、历史、文化、语言、心理、潜意识，一路揭开反思的地层，直到诡谲地（宛如一个没有时态的中文动词般地）返回了“传统的”古老启示：一个“共时”的处境。比“时间的痛苦”绝望得多，那只是“没有时间的痛苦”。当代中国文学可能的精彩，正在于这“深度”。它和遥远的异国情调无关，却站进一切人性的深渊，去体验极限的“不可能”。写作，即生命力在宣告“从——不可能——开始”。当我前后相距三十年，两次漫步于成都杜甫草堂，默诵他“万里悲秋常做客”的流亡名句，我知道，我不是把自己写进了中文文学传统，而是“活进”了它。杜甫的流亡、但丁的流亡，加上我自己的小小流亡，有同一个语法：通过一首诗，把极端的人生之痛，转化为极端的创造之美。当代中国人，正是以自己文化的“碎”为课本，学习怎样超越自己的局限，去重新诞生的。这是它的能源。我希望，也给了那沉重的代价以意义。
靠地理、历史原因获得文化弹性，仍然是被动的。今天，“新世界”要求一个文化具有主动的理解力。我想，理解的原动力，不能依赖对异国的好奇，却必须基于认识自身困境的需要。如果说，当代中国拖着毛时代血淋淋的阴影，和暴发户的不知所措，有意无意扮演了世界舞台上一个丑角的话，欧洲在金钱压力下，放弃思想原则，竞相投入自私和玩世不恭，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当“人权”、“民主”和其他政治正确的词藻，仅仅是词藻，却对现实行为毫无约束力，我们的真实就只剩下：什么都能说，却什么也不意味——一种词、义分裂，一个彻底的空洞。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史面临的最深刻危机。因为历史虽然不乏谎言，但至少，人们还为此痛苦。现在急功近利的掌权者，不仅不痛苦，且视为“自然”。他们逻辑很简单：我不去功利，别人也要去功利。
仍说中国，今天在中国设厂的西方公司，享受着中国没有工会、劳保、福利、工资底线、罢工权利等等廉价劳工的前提，他们做了什么？所谓“双重标准”都是夸张，那干脆就是单一标准：竞赛邪恶。这里，中国又成了世界性思想危机的标志，那远甚于任何经济危机。生活在今天，每个人都深深感受无奈。我们清清楚楚看见堕落，却无法改变它。我们能猜到，问题很大，远非表面和暂时。它是股无名火，右手叩动了挪威于特岛上布雷维克的扳机，左手点燃伦敦托特罕姆黑人孩子手中的煤油瓶。当谎话和实利，把一切（包括大多数“艺术”）变成无聊的装饰品，人为什么存在？文学有什么意义？欧洲文化传播给世界的“进化”论，终于撞上了自己的走投无路。此刻，是否有人会记起中国唐代诗人王维的句子：“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种“共时”的万古如一？时间改变不了什么，它是涓涓流水，旋入我们里面，沉淀成思想。每个人都在起点，和宇宙并肩上路。
但我们也不该忘了，并非只有一个欧洲。中欧和东欧国家，曾被我戏称为“寂静的窟窿”，因为冷战的结束，把它们突然抛出世界视野，远离开一切经济、政治中心，既失忆又失语，默默咀嚼着历史的苦涩。但或许正是这处境，给了那里的知识分子冷静的目光、清晰的头脑。今年一月我到华沙，和波兰笔会的作家一起，既反思共同的共产经验，又比较历史、传统的不同（例如民族意识和宗教在冷战中的作用），对当今现实的影响。我们都同意，我在《冷战经验的当代意义》一文中提出的：用一个日期“结束”对冷战的思考太简单草率了。冷战远不止一段历史，它提供的是一种人性变异的处境，其深刻含义，并不会随着“共产党”下台而消失，相反，今天全球性的玩世不恭，恰恰是同一种人性变异的泛滥。所以，至少我们自己，不能忽略它的当代思想意义。我认为，正是现实困境，促成了这种深刻的跨文化对话。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从二零零二年起，我和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进行了一系列思想对话，它们如此动人，因为我们突然发现，虽然中、阿距离遥远，但这两个文化中，独立思考者、创造者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对内，复杂艰难的文化转型；对外，被政治简单化。中国是意识形态，阿拉伯是巴以冲突，口号在判断一切思想价值。但，我反思中国，不是为重演“打倒”思维，而是重建创造的活力；阿多尼斯批判“伊斯兰”思想专制，目的是更新阿拉伯文化。我们的文学，首先是个性文学。这里，“诗意的”自我追问，彻底区别于“情绪的”群体喧嚣。我们开创的当代中、阿作家直接交流，如此美好。它说明，无须经过第三者（例如“西方”）转手，这世界已是同一个网络，无论你来自哪儿，都能凭借思想的独立、艺术的精美找到朋友，而且互相理解得完美充分！
二十一世纪急剧变化的“新世界”，既四分五裂，又暗暗合一。每个文化，为应对变迁的国际新语境，首先得重新定位自己：认识自己的局限，加入深刻的跨文化对话。在无数他者间，成为那个“主动的他者”。“主动”就是自觉。我从中国经验学到的是，在古典中国文化和我之间，根本没有一条想象中的直线似的传承关系。我要获得一个“活的”中国文化传统，只能综合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源，去重新创造它。这个隐身的“中国他者”，或许对我更具挑战性。欧洲也一样，它得告诫自己：单一文化的“天下”已永远过去了。世界流通的欧美词汇已是幻象，因为它们的定义，常常是别人下的。今天，世界的困境就是欧洲的困境，全球现实和思想血肉相连。或者说，世界已潜入欧洲之内，不知不觉代替了它的“自我”。愿意不愿意，杂交都在进行。区别仅仅是，“主动的他者”能建立良性互动，“被动”则在丢掉机会。“新世界”整个是一个大现实，也在呼唤一个大传统：全方位的独立思考。用文学表述，“个人美学反抗”。只能是个人的，因为没有群体：政治上没有冷战的社会选择，文化上没有单一传统。你可以说，这时代思想空前贫瘠，更能说它格外丰富！每个人不是放弃自己的判断标准，而是通过综合对其他文化的理解，重新检验自己的标准，如果必要，就修订和加深它。脱离了文化封闭性的孤芳自赏，思想必须对人类有效，否则不能证明其价值。
当我说“思想个性”，听起来颇为“欧洲”，但细想一下，那何尝不是中国先秦思想黄金时代老子、孔子、屈原们的夺目特征？欧洲“一战”前那个各领域大师辈出、精神创造性超强的时期，也令我神往。他们集合在一起，给今天我们的“深度”加上注解。和线性的“进化”相比，我更喜欢这个囊括一切时间的“同心圆”！事实上，每个文化自身具有创造性，才会激发国际交流的创造性。“新世界”要突破旧套式，全方位发现灵感。斯洛文尼亚的“方言写作”，在刺激中国诗人扭转两千年自己书写里的集权倾向。中英诗人“互译”项目，给出两个文化核心之间深层对话的案例。最精美时，非洲诗人的口头文学传统，能和中文诗里的平仄声调对唱。难度，是能量的同义词。我曾用“唯一的母语”称谓诗歌，它甚至穿透翻译，给出一个超语种的方程式，完美呈现人类深入困境、汲取思想、美学超越的全过程。每一行诗句尽头，都是一个“从不可能开始”。“不可能”得越彻底，“开始”得就越有力。这个“新世界”，是不是终于带我们来到歌德“世界文学”的时代了？是的。“世界文学”：个性和深度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它不再是梦想，正是事实。
2011年9月3日
两个堪称反面的经验，使我感到这提问的紧迫性。其一，二零零九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中国被邀请作为主宾国。本来，这是个好机会，通过书展的丰富角度和层次，世界能全方位、深入观察那个古老国度，看看一顶“共产党”的红帽子下，究竟在发生什么？是什么突破了冷战时代的逻辑，让一个专制国家，却取得了经济成功？哪里的权力不贪婪和腐败，但为什么见不到处处“奇迹”？貌似自相矛盾的现实，其实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内容。这正是书展策划者从开始就应该思考、并据此设计活动项目的。但可惜，书展“与虎谋皮”在前（想拉党官和政治异见者同坐恳谈），“与狼共舞”在后（随着党改变的脸色，又撤销对政治异见者的邀请），结果不难设想，整个书展成了意识形态口号横飞的广场。“中国”像个旧货店，让回收的冷战话语永不过期。但它今天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它能激发世界对自身的什么思考？反而被忘了。我们以为在发射炮火，其实只是爆竹，响亮而毫无杀伤力。因为那个活的中国，在对“中国”的吵闹中，被漏掉了。
第二个经验，来自二零一零年慕尼黑国际文学节。我参加的讨论，有个夺目的主题：“当代杰作”。这话题，直接设定到了今天世界的要害：多元传统参照下，什么是判断当代杰作的价值标准？讨论以设计精美的三重结构进行：德国层次，欧洲层次，世界层次。我期待着，欧洲的思想精英，能对这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发表高见。但我又一次失望了。从发言看，即使学识丰富如埃科（Umberto Eco）者，也其实没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欧洲知识分子谈论其他文化时常见的“简单化”，在我们讨论中比比皆是。中国＝意识形态；阿拉伯＝民族和宗教冲突（没人猜测到阿拉伯今天的巨变）。而且，这简单化也投影到对欧洲自身的思考上。谈论欧洲的“杰作”，竟然经常和市场成功混为一谈！这真成问题了。古往今来，什么时候思想和艺术杰作能立刻畅销过？以畅销与否判断“杰作”，是否卡夫卡、乔伊斯都该归入“劣作”一类？我的发言，把判断当代杰作的标准，锁定在思想和艺术的“深度”上。无论多少文化系统参与评价，一件杰作，必须呈现出全方位的不可替代性。我的论据是中国古诗。都说那个辉煌的传统是因为“古老”，错！它是因为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刻”。我举出两千三百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和一千两百年前的唐朝大诗人杜甫为例，说明同一种流亡体验，如何跨时空地叠加到我自己身上，激发出作品的形式创造，构成诗作美学空间里沉甸甸的思想重量。“深度”，让我们在一个遍布他者的世界上，自觉成为“主动的他者”，既和其他文化、更和表面看“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最终，整合所有思想资源，去应对当代人类的困境。
作为住在欧洲、却以中文写作的诗人，我的每次呼吸，都在这两个不同的文化层次间进行。我对中文语言的反思，对中文诗从观念到技巧的探索，中国现实和我诗歌创作间“恶梦的灵感”式的关联，以及它在整个中文传统现代转型中的意义，给了我审视欧洲的基础。就是说，没有一条从外部通向其他文化的路。我们只能穿过自己内部，以自身的“深度”抵达别人的“深度”。同样，这也应构成欧洲理解其他文化的方式。从以上负面经验看，欧洲文化目前还没准备好，把它最强项的思维慎密和思想深刻，用来应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它还没认真尝试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套路，打开新的视野，建立更大的思考框架，把“别处的”现实和文化纳入自己的思想资源，来深化对自身困境的认识。注意，这里“别处的”加了引号。因为事实上，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别处”。所有看起来的“远处”，其实都在我们之内。每个人都是杂交的，从精神到物质统统如此。
“中国”如此之近，就像一双穿在你脚上的名牌鞋，那可能正出自二十一世纪人为奴隶制之手，通过国际大公司的魔术转换，中国农民工的成本和欧洲价格，兑换成了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利润。世界资本是化学合成的连体婴儿。这面哈哈镜，映出一幅幅哈哈形象：西方政客访问中国，总得搞些关于人权、民主的言辞“面子工程”，但那与其说为改变中国现实，不如说为敷衍国内媒体和选票，空话说完，赶紧坐下来谈合同。对此，中国政府已几乎能微笑着，欣赏那疼痛和尴尬。为了大笔订单，西方各国不得不一一吞下中国压制思想犯这碗苦酒。这里，和党的“坚持原则”相比，谁更加自相矛盾？归根结底，对外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恰恰在检验自觉。那也是自我提问的同义词：欧洲是否理解今天自身的困境？“没准备好”——非自觉？对不起，那就只能受控于无意识。“新世界”，可能像小赫胥黎写过的那么陈旧，沦落到一条机械化的、非人的底线上，苟且地活着。
对其他文化缺乏理解力，当然因为知识局限，但局限的原因，很可能是囿于思想视野的封闭，没感到打开自己、去理解“他者”的紧迫性。毕竟，麻烦总发生在欧洲之外，无论中国的、伊朗的、阿富汗的、或伊拉克的。相对那些地方，欧洲的一统“天下”，就算不如原来富有，至少完整而平静，作为文化足以感到优越。历史也是佐证。从文艺复兴至今的五六百年，欧洲思想主导着“天下”的思想。那个普世性，奠基于“启蒙”的独立思考，“民主”的政治规则，加上渗透法制和言论自由的生活方式。物质也在证明观念的正确。远的不说，冷战时共产国家的贫困，反衬出西方的自信。而冷战结束，“自然”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九一一”的短暂插曲，以萨达姆和拉登的毁灭变成喜剧。中东的最新变化，更是世界向欧洲看齐。“天下”的中心仍是欧洲。欧洲价值，设定成历史进化的轴线，让欧洲自己占据着“未来”。这想象给人安慰，但我想提醒，同一个想象，曾经占据过中国人的头脑至少两千年！
比较中国历史和地中海历史，它们最触目的差别，就是中国经历过的文化挑战何其少！作为地域性的“第一世界”，鸦片战争前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几乎“孤独地”生长着（除了若干游牧民族的军事占领，且无不终结于被中文同化），其后果，是“中央帝国”日益固步自封，中国文化系统成了一根锈弹簧，完全丧失了应对外来挑战的能力。直到十九世纪，欧洲真正的文化（加武力）来到，弹簧绷断，中国人突然由过度自豪跌入极端自卑，只能听凭情绪化引领，喊着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口号，臆想着“革命”，却一头栽进历史上最黑暗的专制。与此相反，地中海／欧洲的文化冲撞，却无日无之：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两河流域）、犹太、希腊、罗马、拜占庭、日耳曼、维京人、奥图曼、拿破仑、俄罗斯，以及远道而来的阿提拉和蒙古人，每次冲撞的实质，都在迫使欧洲文化寻找自己更深刻的立足点。“传统”不停被激活，又在更深处迎接新的挑战。终于，文艺复兴张扬的思想个性，回答了“什么是欧洲？”，也给不同文化找到了相遇的汇合点。欧洲成功了。但问题是：这成功还在继续吗？
今天的“新世界”，是一个更广阔的舞台。遥远的文化，需要欧洲更主动地打开理解力，经由自身文化经验的深度，去读懂那本书，达成与他者的真正交流。以中国为例，我得说，过去三十年那里发生的变化，远远大于过去三千年。一个三千多年延续在同一语言、同一思维方式、同一个观念系统中的古老文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挣扎，终于脱胎换骨，“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杨炼《与死亡对称》中的诗句），这堪称一首真正的史诗。外来者很难想象那过程，其思想意义上的惨烈，又超过现实无数倍！“政治”只是这文化深海的表面风波。甚至“共产党”一词，也只是个文化怪胎，一块西方的面具，遮掩着皇帝们不敢想象的绝对权力。我曾用“噩梦的灵感”来形容从文革迄今的当代中国。疼痛，撕开肉体刺穿心灵，使追问成为活着的标志。灾难不会过去，它沿着现实、历史、文化、语言、心理、潜意识，一路揭开反思的地层，直到诡谲地（宛如一个没有时态的中文动词般地）返回了“传统的”古老启示：一个“共时”的处境。比“时间的痛苦”绝望得多，那只是“没有时间的痛苦”。当代中国文学可能的精彩，正在于这“深度”。它和遥远的异国情调无关，却站进一切人性的深渊，去体验极限的“不可能”。写作，即生命力在宣告“从——不可能——开始”。当我前后相距三十年，两次漫步于成都杜甫草堂，默诵他“万里悲秋常做客”的流亡名句，我知道，我不是把自己写进了中文文学传统，而是“活进”了它。杜甫的流亡、但丁的流亡，加上我自己的小小流亡，有同一个语法：通过一首诗，把极端的人生之痛，转化为极端的创造之美。当代中国人，正是以自己文化的“碎”为课本，学习怎样超越自己的局限，去重新诞生的。这是它的能源。我希望，也给了那沉重的代价以意义。
靠地理、历史原因获得文化弹性，仍然是被动的。今天，“新世界”要求一个文化具有主动的理解力。我想，理解的原动力，不能依赖对异国的好奇，却必须基于认识自身困境的需要。如果说，当代中国拖着毛时代血淋淋的阴影，和暴发户的不知所措，有意无意扮演了世界舞台上一个丑角的话，欧洲在金钱压力下，放弃思想原则，竞相投入自私和玩世不恭，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当“人权”、“民主”和其他政治正确的词藻，仅仅是词藻，却对现实行为毫无约束力，我们的真实就只剩下：什么都能说，却什么也不意味——一种词、义分裂，一个彻底的空洞。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史面临的最深刻危机。因为历史虽然不乏谎言，但至少，人们还为此痛苦。现在急功近利的掌权者，不仅不痛苦，且视为“自然”。他们逻辑很简单：我不去功利，别人也要去功利。
仍说中国，今天在中国设厂的西方公司，享受着中国没有工会、劳保、福利、工资底线、罢工权利等等廉价劳工的前提，他们做了什么？所谓“双重标准”都是夸张，那干脆就是单一标准：竞赛邪恶。这里，中国又成了世界性思想危机的标志，那远甚于任何经济危机。生活在今天，每个人都深深感受无奈。我们清清楚楚看见堕落，却无法改变它。我们能猜到，问题很大，远非表面和暂时。它是股无名火，右手叩动了挪威于特岛上布雷维克的扳机，左手点燃伦敦托特罕姆黑人孩子手中的煤油瓶。当谎话和实利，把一切（包括大多数“艺术”）变成无聊的装饰品，人为什么存在？文学有什么意义？欧洲文化传播给世界的“进化”论，终于撞上了自己的走投无路。此刻，是否有人会记起中国唐代诗人王维的句子：“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种“共时”的万古如一？时间改变不了什么，它是涓涓流水，旋入我们里面，沉淀成思想。每个人都在起点，和宇宙并肩上路。
但我们也不该忘了，并非只有一个欧洲。中欧和东欧国家，曾被我戏称为“寂静的窟窿”，因为冷战的结束，把它们突然抛出世界视野，远离开一切经济、政治中心，既失忆又失语，默默咀嚼着历史的苦涩。但或许正是这处境，给了那里的知识分子冷静的目光、清晰的头脑。今年一月我到华沙，和波兰笔会的作家一起，既反思共同的共产经验，又比较历史、传统的不同（例如民族意识和宗教在冷战中的作用），对当今现实的影响。我们都同意，我在《冷战经验的当代意义》一文中提出的：用一个日期“结束”对冷战的思考太简单草率了。冷战远不止一段历史，它提供的是一种人性变异的处境，其深刻含义，并不会随着“共产党”下台而消失，相反，今天全球性的玩世不恭，恰恰是同一种人性变异的泛滥。所以，至少我们自己，不能忽略它的当代思想意义。我认为，正是现实困境，促成了这种深刻的跨文化对话。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从二零零二年起，我和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进行了一系列思想对话，它们如此动人，因为我们突然发现，虽然中、阿距离遥远，但这两个文化中，独立思考者、创造者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对内，复杂艰难的文化转型；对外，被政治简单化。中国是意识形态，阿拉伯是巴以冲突，口号在判断一切思想价值。但，我反思中国，不是为重演“打倒”思维，而是重建创造的活力；阿多尼斯批判“伊斯兰”思想专制，目的是更新阿拉伯文化。我们的文学，首先是个性文学。这里，“诗意的”自我追问，彻底区别于“情绪的”群体喧嚣。我们开创的当代中、阿作家直接交流，如此美好。它说明，无须经过第三者（例如“西方”）转手，这世界已是同一个网络，无论你来自哪儿，都能凭借思想的独立、艺术的精美找到朋友，而且互相理解得完美充分！
二十一世纪急剧变化的“新世界”，既四分五裂，又暗暗合一。每个文化，为应对变迁的国际新语境，首先得重新定位自己：认识自己的局限，加入深刻的跨文化对话。在无数他者间，成为那个“主动的他者”。“主动”就是自觉。我从中国经验学到的是，在古典中国文化和我之间，根本没有一条想象中的直线似的传承关系。我要获得一个“活的”中国文化传统，只能综合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源，去重新创造它。这个隐身的“中国他者”，或许对我更具挑战性。欧洲也一样，它得告诫自己：单一文化的“天下”已永远过去了。世界流通的欧美词汇已是幻象，因为它们的定义，常常是别人下的。今天，世界的困境就是欧洲的困境，全球现实和思想血肉相连。或者说，世界已潜入欧洲之内，不知不觉代替了它的“自我”。愿意不愿意，杂交都在进行。区别仅仅是，“主动的他者”能建立良性互动，“被动”则在丢掉机会。“新世界”整个是一个大现实，也在呼唤一个大传统：全方位的独立思考。用文学表述，“个人美学反抗”。只能是个人的，因为没有群体：政治上没有冷战的社会选择，文化上没有单一传统。你可以说，这时代思想空前贫瘠，更能说它格外丰富！每个人不是放弃自己的判断标准，而是通过综合对其他文化的理解，重新检验自己的标准，如果必要，就修订和加深它。脱离了文化封闭性的孤芳自赏，思想必须对人类有效，否则不能证明其价值。
当我说“思想个性”，听起来颇为“欧洲”，但细想一下，那何尝不是中国先秦思想黄金时代老子、孔子、屈原们的夺目特征？欧洲“一战”前那个各领域大师辈出、精神创造性超强的时期，也令我神往。他们集合在一起，给今天我们的“深度”加上注解。和线性的“进化”相比，我更喜欢这个囊括一切时间的“同心圆”！事实上，每个文化自身具有创造性，才会激发国际交流的创造性。“新世界”要突破旧套式，全方位发现灵感。斯洛文尼亚的“方言写作”，在刺激中国诗人扭转两千年自己书写里的集权倾向。中英诗人“互译”项目，给出两个文化核心之间深层对话的案例。最精美时，非洲诗人的口头文学传统，能和中文诗里的平仄声调对唱。难度，是能量的同义词。我曾用“唯一的母语”称谓诗歌，它甚至穿透翻译，给出一个超语种的方程式，完美呈现人类深入困境、汲取思想、美学超越的全过程。每一行诗句尽头，都是一个“从不可能开始”。“不可能”得越彻底，“开始”得就越有力。这个“新世界”，是不是终于带我们来到歌德“世界文学”的时代了？是的。“世界文学”：个性和深度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它不再是梦想，正是事实。
2011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