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改革是对现制度进行修复，而非用宪政制度替代，其实他们所要表达的是宪政制度，不过用官方术语加以包装，但这种小伎俩也没逃过官方的“火眼金睛”，故遭封杀。这种暧昧的谏言方式，是在吁求明君与清官。“改革共识论”存在政治逻辑和常识偏差，共识属于价值观范畴，其应建基于普世价值和政治开放。在一个专制社会，吁求朝野共识，无异于承认其执政合法性，呼吁开明专制。当然，他们大多本就是体制内身份，拿着官方一份俸禄。不管承认与否，实为“策士”角色，因此呼求开明专制当不足奇。他们的体制内身份决定了修复现制度，其表演成分大于谏言。
“改革共识倡议书”是一份缺乏真诚和超越的表达。起草人并非不懂中国问题症结所在——一党专制，也并非不了解中共历史，但通篇却用认可“邓小平改革成就”和“党内民主”奉承当局，同时用选举权、司法独立、言论自由试图取悦民间，最终既没讨好官方，也未得到民间认同。囿于体制内身份所决定，这不是勇气的表达，而是试图同时取悦权力和民间，建立话语权，官民通吃。这种投机行为注定最终会落空。在一个专制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权力吃人”的惨剧，官民永远不会达成共识。政改、新政和宪政转型依次递进，由自由化到民主化，即是民权制服官权、相互博弈的过程，断无民权尚弱、官权自弃的先例。
体制内学者的短板
对体制内学者认定标准有二：一是在高校、媒体或研究所等官方机构任职或退休；二是从官方领取工资。体制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和利益所在，独立立场无从谈起。另外，从民间对知识分子唾弃，可见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严重缺失，沦为官员一样的丑行。其实在行政化的学界，这些学者本就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缺少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此形成比对的是完全独立于体制的政治异议人士，一波波入狱，体制内学者少受政治迫害，充其量短暂停课或限制出境。
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群体，普遍乐意认可如此的自我定义：受过高等教育；担任公职；强调个人奋斗。大多是学者、教授、律师和作家。萨伊德《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作出最为准确和中肯的定义：批判政府和社会的人，跟职业无关；强调知识分子“业余性”，扩展了知识分子的专业性和范围，可以是工程师或医生；强调边缘化，保持了该群体的政治独立性。
显然，科举制度强化了读书人由仕而官的知识分子路径，在普遍文盲社会，权力系统注定成为他们栖身的宝地。修身治家平天下，他们具有文化垄断权。他们有这种理想，利益身份决定他们置身于社会现实之外。对于这些体制内知识精英，“屁股决定大脑”是判别他们真伪的真理。官民通吃不但能没远去，在这个黑恶无度、价值道德崩溃时代，反倒成为他们的黄金岁月。他们的批判是可疑的。所谓关注社会，以收获个人名利的成分居多。这些人没有政治现场感，唯有对个人功名的算计，少有对政治异议者的声援和怜悯。
倡议书起草者张千帆是留美归国的宪法学者，现在是北大法学教授。这份倡议书的确有失水准。与其说是倡议书，不如说是臣民的谏言。主要缺失在对专制的深刻认识和国情把握方面。笔者不完全否认倡议书的正面作用，但作为谏言，瞻前顾后，自我审查，漏洞明显。同样是北大教授的钱理群（已退休）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可信。他们在白白浪费民间的道义资源。
“共识”导向开明专制
人们往往认为，有谏言总比一片沉默要好得多。但是，如果看不到没有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和压力，而一味依靠便易上书奢望启动政改，那不单是妄想，而是愚不可及。其次，到底是期望宪政转型，还是修复现制度，签名者未必都搞清楚了。或者都明白，就想争夺话语权也未可知。如果每天写谏言能打动当权者，康梁早就改变国运了。
民间是相对于官方系统而言，它是指社会个体的权益概念即公民社会，而非单纯指向社会阶层。提起民间概念，并非倡导民粹主义，它是以个人（族群）权益、政治参与和社会监督作为权力博弈和制衡力量。公民社会的前提是对权力天然的不信任，始终保持警戒和批评。它建构于“权力使人腐败”、人性恶和民主制度是次好制度的基本认知。
倡议书六条“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其中“依宪行政”与“保障宪法效力”部分重叠。宪法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倡议书遵奉宪法而非修宪，所以认可中共领导。尚不言宪法所写权力授权和个人权利完全被虚置。如果按照宪政制框架比对，倡议书并未涉及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制度设计。因此这份倡议书不伦不类、肤浅表面。即便按照上述六项，起草人试图导向开明专制，这才是倡议人真实意愿。
开明专制并非制度转型的先决条件。美、意学者比较政治学权威著作《威权统治的转型》指出：转型是指在一个制度与另一个制度之间的过渡期。包括自由化和民主化两个阶段。何况开明专制是一厢情愿，对中共60多年执政历史稍加了解就会明了，此路不通。专制并不深奥——专权、贪腐和纵色，暴力、谎言和瞒骗，哪怕一个小学生都懂一二。往往那些披挂知识分子外套、变换各种面目为专制辩护的犬儒，最能蒙蔽人，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大恶。
倡议书暗合“顶层设计”立场，实质上是认可“自上而下改革”是社会变革唯一途径的新表述，它误导并隔绝民间力量的觉醒和发育。而纵观宪政转型成功国家经验，恰恰民间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唯一正能量。只有当官民博弈，民权逼迫官权退无可退、不改就死时，官权才可能选择妥协，当然不排除官方暴力镇压。
数年前，北京部分学者、法律人炮制“社会和解”论调。“《改革共识倡议书》不过是“社会和解”的翻版，将制度转型节点打乱、将转型次序提前。他们习惯性遗忘和解的一个人权前提“施害者不再施害，受害者不再受害。遑论监狱关押那么多的政治犯。均在极力消解专制权力罪感、吁求明君清官。有些意外的是，坐牢10年的章诒和、文革被打断腿的江平居然在列。虽说不以动机度人，但当这份暧昧的倡议书摆在面前，不能不用动机加以辨识。
制度转型中知识分子担当
大陆知识精英逐渐从官场褪色，有赖于互联网提供了公开言说空间，“官方立场，民间姿态”，“公知”角色很好地遮掩了他们的身份，但也因此臭名远扬，仔细想来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不管是由仕而官，还是教育普及，都不可否认存在文化垄断性，表现在舆论控制和因言治罪。这些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善于从传统挖掘自我内涵，在互联网上也关注弱势群体，就认为是社会担当，而一旦涉及他们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机构弊端，他们立马闭口不谈。同时，相对于中国大陆每频繁发生的政治案、上访、藏人自焚、宗教迫害等人权灾难，他们往往自我禁言，自觉与社会正义、道义良知、学术道德绝缘。
教育的功用是提高知识和智力，拥有两种优势，就应该以社会担当回馈社会。就像富人多纳税，是同等道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也由此开始。这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证明。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缺憾，使得他们天然具有摇摆性。
在当代大陆社会，不依赖于体制能够做到经济独立。笔者对体制内学者所谓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向来抱持怀疑态度。仅仅看到自己所在的中产阶层，或仅为自己的阶层和知识群体说话，或仅为自己职业身份说话，而无视社会弱势人群和政治受难者，非关专业精神，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局限。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超越个人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大胆敢言，不怕坐牢的专业人士。对一个知识分子或公知，最客观、最准确的评价者是专制者，专制者对谁是它的敌人从不会看走眼、也最不宽容放纵。中国现实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向来是严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