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一
一
很久以来，我们被告知：“辛亥革命失败了”，或者说，“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作出这一定论的，是两位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中华民国的“国父”、“革命先行者”、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跟在这两位领袖后面鹦鹉学舌的，还有一大批“组织关系”或“人事档案”挂在某党的政、法、文、史学家。
二
孙中山是反满革命的头号领袖，是孜孜不倦的职业革命家，除了年轻时曾一厢情愿有过加入李鸿章幕府的打算，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又一度立下了修20万里铁路的宏大志向，一生之中其余的时光，全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革命事业。诚如鲁迅所言，“中山先生……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一向文笔简练、言词老辣的鲁迅如此行文，似乎是再也找不到“革命”之外第二个恰当的褒义词来形容中山先生。而中山先生之所以“终于全都是革命”，以至于生命不息、革命不止，自然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之所以认定辛亥革命尚未成功，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革命之后革命党不旋踵就丢掉了国家政权，新生的中华民国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窃取”，这是从权力的角度看革命成败；二是清朝皇帝虽已退位，但帝制余孽仍在，有帝制思想的人多不胜数，“三民主义”、“革命方略”、“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并未实现（或未能完全实现），这是从主义的角度来论成败。
至于革命为什么失败，孙中山也作过一些检讨和反思。“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指责党人“品流”不纯，自由散漫，黄兴等人“不听余之号令”，“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他认为这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在改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将党魁绝对独裁、党员绝对服从（包括无条件牺牲生命、自由和财产）作为其建党的首要原则。他还将党员划分等级，许以将来不同的官阶地位，更歧视性地规定非党员在实现宪政之前不得享有公民权，试图以此打造一个“甘愿服从（孙）文一人”的新型革命党。但这个中华革命党极边缘化，默默无闻，影响力、号召力远远赶不上“不听号令”的同盟会和国民党，更关键的是，它同样一无胜绩，甚至败得更惨。
1919年孙中山只得丢下中华革命党、重建中国国民党（党名前加“中国”二字以区别于主要由宋教仁所组建的老国民党），至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这五年间孙中山又多次反省革命失败的责任。但他仍然将“失败”归咎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等“旧革命党人”。他再四指出，革命党之败，就败在“一般官僚某某（注：指张謇）等及革命党某某（注：指章太炎）等人所倡言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句话上。他愤然回忆辛亥年的情景：“当时这种言论的空气充塞四周，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所以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彻底觉悟的。现在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
“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这句可怕的话意味着孙中山已经完全脱离了他曾经向往过的西方式宪政民主道路，转而倾向于一党专制。孙的忠实信徒胡汉民、戴季陶说得更直率，他们认为，民国初年宋教仁所主导的那一场由革命党转变为宪政党的政党转型实验，就是辛亥革命的致败之因，宋教仁是“革命党第一大罪人”。有此种革命成败观，加之受俄国革命的启发，并有苏俄顾问的直接干预，晚年孙中山将国民党、中华民国领上“以党建国”、“党化军队”、“以党治国”的一党专制之路，也就顺理成章了。
孙中山之所以认定辛亥革命尚未成功，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革命之后革命党不旋踵就丢掉了国家政权，新生的中华民国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窃取”，这是从权力的角度看革命成败；二是清朝皇帝虽已退位，但帝制余孽仍在，有帝制思想的人多不胜数，“三民主义”、“革命方略”、“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并未实现（或未能完全实现），这是从主义的角度来论成败。
至于革命为什么失败，孙中山也作过一些检讨和反思。“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指责党人“品流”不纯，自由散漫，黄兴等人“不听余之号令”，“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他认为这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在改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将党魁绝对独裁、党员绝对服从（包括无条件牺牲生命、自由和财产）作为其建党的首要原则。他还将党员划分等级，许以将来不同的官阶地位，更歧视性地规定非党员在实现宪政之前不得享有公民权，试图以此打造一个“甘愿服从（孙）文一人”的新型革命党。但这个中华革命党极边缘化，默默无闻，影响力、号召力远远赶不上“不听号令”的同盟会和国民党，更关键的是，它同样一无胜绩，甚至败得更惨。
1919年孙中山只得丢下中华革命党、重建中国国民党（党名前加“中国”二字以区别于主要由宋教仁所组建的老国民党），至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这五年间孙中山又多次反省革命失败的责任。但他仍然将“失败”归咎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等“旧革命党人”。他再四指出，革命党之败，就败在“一般官僚某某（注：指张謇）等及革命党某某（注：指章太炎）等人所倡言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句话上。他愤然回忆辛亥年的情景：“当时这种言论的空气充塞四周，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所以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彻底觉悟的。现在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
“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这句可怕的话意味着孙中山已经完全脱离了他曾经向往过的西方式宪政民主道路，转而倾向于一党专制。孙的忠实信徒胡汉民、戴季陶说得更直率，他们认为，民国初年宋教仁所主导的那一场由革命党转变为宪政党的政党转型实验，就是辛亥革命的致败之因，宋教仁是“革命党第一大罪人”。有此种革命成败观，加之受俄国革命的启发，并有苏俄顾问的直接干预，晚年孙中山将国民党、中华民国领上“以党建国”、“党化军队”、“以党治国”的一党专制之路，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
再说说毛泽东的辛亥革命失败论。毛泽东所谓“辛亥革命失败”，与孙中山所谓“尚未成功”，其涵义自然并不相同。毛的真意很简单，他一共有三层意思：“伟大领袖”的革命才干、战略战术超过了“革命先行者”，此其一；共产党的革命业绩远远胜过了同盟会、国民党，此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大大优越于中华民国，此其三。说白了，说别人革命失败，主要是为了衬托、突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当然还有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即唯我独尊、唯我最革、唯我完胜之意。简言之，毛说“辛亥革命失败”的潜台词是：他们都败了，老子胜了，成王败寇，谁敢不服？——不服就收拾你！
按照毛泽东先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国近代史上其他一切的大人物、大事件——包括中英中法中日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只不过是通向共产党革命的桥梁，都是为他毛泽东、共产党的最后胜利打前哨、做铺垫、做过渡的。其他人、其他革命的唯一功劳，就是失败给大家看到，以便让“中国的先进分子”知道，这个阶级这个主义的革命“注定行不通”，那个阶级那个主义的革命也“注定行不通”，那么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等待最后那一道神光乍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于是乎，中国人民得福了，这才有了唯一的一条“行得通”的革命道路。剩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把国家和人民全都交给“伟大领袖”和他的伟光正党，去穷折腾，胡乱来好了。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待近代史上其他一切革命的总的观点是：在他毛某人之前的、由别人别党领导的、属于别的阶级的革命，当然通通不可能成功。如果别人的革命成功了，怎能显出共产党的非同凡响、毛主席的绝世伟大？“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又从何体现？
在中共建政前夜，毛泽东曾经回顾历史，踌躇满志，百感交集。他说：“中国人民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此时的毛先生还不知道，晚清、民国还真算不得坏，共产党治下的1960年，那才真叫坏，史上还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无辜人民被饿到活不下去！）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局面从此改观，“从胜利走向胜利”。原来如此，“先行者”们无量鲜血、万千“失败”，只是为了给毛泽东共产党义务奉献、免费打工。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也作过一些“科学的总结”。在不同场合，毛泽东对孙中山、辛亥革命说了一些褒贬不一、自相矛盾的话，有时为了“统战”，有时为了与国民党争夺革命“正统”、共和“法统”，他必须对孙中山、辛亥革命多多美言几句，有时为了自我神化，又要贬低别人，不免又要多多批评几句。此人说话东拉西扯、天马行空，翻云覆雨、颠三倒四，一贯如此。总结起来，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毛说：“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其二，毛说：“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是说，同盟会、国民党是人也不行，党也不行，纲领也不行，所以，“终于失败了”。
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必然性”，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叫做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反帝反封建”（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为反驳美国人艾奇逊，又发明了一个更荒谬的说法：“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此信口开河，真不愧共党领袖！），毛又断言辛亥革命是什么“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贴上了这一大堆含糊其词、乱七八糟的理论标签之后（这些毛氏标签没有一个是真正经得起历史事实和普通逻辑的验证的），毛泽东就一步到位作出了他的“科学”结论：在万般无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西方式宪政民主道路是必然行不通的，是不可能救中国的，因为它们无法靠本阶级的力量独自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有当中国革命被共产党所接管，“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也是列宁、斯大林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明确指示），才走上了光荣的胜利之道。这无异于说，只有按照列宁的学说和斯大林的命令行事，中国革命才能获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有“伟大领袖”的金口玉言在，有“红宝书”的至高无上权威在，辛亥革命再想要不“失败”，可就难了。
（未完待续）
2011-9-2
按照毛泽东先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国近代史上其他一切的大人物、大事件——包括中英中法中日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只不过是通向共产党革命的桥梁，都是为他毛泽东、共产党的最后胜利打前哨、做铺垫、做过渡的。其他人、其他革命的唯一功劳，就是失败给大家看到，以便让“中国的先进分子”知道，这个阶级这个主义的革命“注定行不通”，那个阶级那个主义的革命也“注定行不通”，那么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等待最后那一道神光乍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于是乎，中国人民得福了，这才有了唯一的一条“行得通”的革命道路。剩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把国家和人民全都交给“伟大领袖”和他的伟光正党，去穷折腾，胡乱来好了。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待近代史上其他一切革命的总的观点是：在他毛某人之前的、由别人别党领导的、属于别的阶级的革命，当然通通不可能成功。如果别人的革命成功了，怎能显出共产党的非同凡响、毛主席的绝世伟大？“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又从何体现？
在中共建政前夜，毛泽东曾经回顾历史，踌躇满志，百感交集。他说：“中国人民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此时的毛先生还不知道，晚清、民国还真算不得坏，共产党治下的1960年，那才真叫坏，史上还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无辜人民被饿到活不下去！）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局面从此改观，“从胜利走向胜利”。原来如此，“先行者”们无量鲜血、万千“失败”，只是为了给毛泽东共产党义务奉献、免费打工。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也作过一些“科学的总结”。在不同场合，毛泽东对孙中山、辛亥革命说了一些褒贬不一、自相矛盾的话，有时为了“统战”，有时为了与国民党争夺革命“正统”、共和“法统”，他必须对孙中山、辛亥革命多多美言几句，有时为了自我神化，又要贬低别人，不免又要多多批评几句。此人说话东拉西扯、天马行空，翻云覆雨、颠三倒四，一贯如此。总结起来，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毛说：“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其二，毛说：“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是说，同盟会、国民党是人也不行，党也不行，纲领也不行，所以，“终于失败了”。
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必然性”，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叫做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反帝反封建”（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为反驳美国人艾奇逊，又发明了一个更荒谬的说法：“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此信口开河，真不愧共党领袖！），毛又断言辛亥革命是什么“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贴上了这一大堆含糊其词、乱七八糟的理论标签之后（这些毛氏标签没有一个是真正经得起历史事实和普通逻辑的验证的），毛泽东就一步到位作出了他的“科学”结论：在万般无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西方式宪政民主道路是必然行不通的，是不可能救中国的，因为它们无法靠本阶级的力量独自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有当中国革命被共产党所接管，“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也是列宁、斯大林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明确指示），才走上了光荣的胜利之道。这无异于说，只有按照列宁的学说和斯大林的命令行事，中国革命才能获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有“伟大领袖”的金口玉言在，有“红宝书”的至高无上权威在，辛亥革命再想要不“失败”，可就难了。
（未完待续）
201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