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刚性维稳体制源自62年来专政体制的一致性，也有中期和近期的原因，22年前的学生民主运动和随后的苏东巨变，使得执政者对于一切政治参与抱持高度警惕，2004年发生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和中国国内日益增加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提升了这一警惕性，执政者遂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政实力，注入到依旧保留但又逐渐失去活力的社会控制体制当中，试图重新全面掌控社会并压制一切政治参与的扩大。
另一方面，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益分化促成了社会多元化，新兴的社会力量不可避免地开始形成利益诉求和日渐明晰的政治诉求，并尝试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展开表达，以网络和市场化媒体为依托的意见表达、以具体诉求为主的维权运动、以公益活动为主要载体的NGO组织，以及独立参选等参与实践，正在合一为一场追求权利的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以权利为目标，却不能不以参与扩大为手段，于是，公民运动的发展就与维稳体制形成了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公民社会是陷阱”的论断中得到印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运动的现状与未来，就是在维稳体制的全面控制下寻求突破。具体而言，就是从公民个体的努力，走向广泛的联合和相互支持。
在传统的专政体制下，国家或者政府垄断了近乎所有的资源，市场化之后，政府依旧垄断着所有的强制资源，大半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并运用资源优势掌控社会，但是，市场化毕竟让社会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网络的兴起，更赋予了民间社会难得的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通过BBS、博客空间和即时通讯软件的交流、传播，民间社会获得了更多的相互认同和人际关系，这种认同和关系不仅体现在《零八宪章》这样的意见表达之中，也势必会体现在具体的参与行动当中。
自2010年上半年的饭否开始，到2010年75事件之后饭否关闭，推特（twitter）和随后推出的国内微博尤其是新浪微博，取代了原来的博客空间和即时通讯软件，成为了公民运动最活跃的策源和推动平台。以推特为例，从2010年底刘晓波庭审，到2011年初谷歌献花，再到赵连海庭审，416福州三网友庭审，74推友节，关注倪玉兰、庆祝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推特一次又一次地成功策动了各种抗争行动，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国政治抗争行动的第一平台。
相比而言，身处国内环境的新浪微博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如果说推特更多是活跃分子的聚集平台，从一开始就直指行动，新浪微博却经历了从网络围观到实体行动的演变过程，且至今仍在演变之中，从宜黄自焚、上海火灾献花到钱运会事件，新浪微博也从名流们的秀场，逐渐演化为参与行动的策源地，无论是在钱运会事件调查中，还是在最近的王荔蕻庭审现场，都可以同时看到来自推特和国内微博的行动者。今年开始的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行动，国内微博更是成为了主要的平台，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梁树新获得了超过法定要求的推荐人，吉四六（徐春柳）成功举行了多次与选民见面会。
毋庸讳言的是，公民运动虽进展到行动阶段，却仍处在人自为战守望相助的萌芽阶段，在维稳体制的高压下仍显得弱小，所谓广泛的联合趋势并未清晰地展现。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大批积极行动者（他们自称自己为“草泥马”）以各种方式失去行动自由，今年2月19日之后，因为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大批积极行动者或被逮捕或被失踪或被软禁，公民行动陷入了难以为继的低潮。这表明，当下维稳体制的强固仍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个体公民而言，公开的积极参与仍面临打压的风险，公民参与的扩大也依旧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
从短期来看，刚性维稳体制还将强势运行，并继续限制更多公民加入到参与行动中来，但是，刚性维稳体制并不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而只能是拖延问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缺乏参与的民间或者说强国家和弱社会的态势下，权力运行的恶果总会以维稳体制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并将越来越多的公民卷入到行动参与之中，增城事件、723动车事故、大连PX示威莫不如此。
此外，维稳体制对积极行动者的打压，因为其超法制和随意的行为特征而失去正当性，暴露出与法制社会的矛盾，更严重脱节于国内民情，这在相当程度上上削弱了打压的威慑力，从反方向鼓舞了新的积极行动者的涌现，近日王荔蕻庭审有相当多的新积极行动者到场，就已经显示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推特这样不受管制的信息和言论平台，也在为新的积极行动者提供认同、资源乃至荣誉等激励，从而为参与的持续扩大奠定基础，即使是受到管制的国内微博，凭借庞大的人气和海量的信息，也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类似激励，此消彼涨，公民参与的扩大从长期来看是一个难以遏制的趋势，维稳体制也必然遭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执政者应该体认到这样一个趋势的存在，为日益高涨的参与冲动找到制度上的出口。而对于有着参与欲望的广大公民而言，适时、适度的参与，从守望相助开始，走向广泛的公民联合，是我们共同塑造未来中国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