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在文革时期，仅就这个题目，仅是如此提问，即有可能要了闵某人小命。
如此说来，中国社会毕竟还是进步了。让我先浮一大白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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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只说民贵君轻，绝不敢去想若是无君后会如何？
转眼毛泽东去世35年了，也不知哪根神经又撩起我想到自从“主席”去世后，我们就没有了“主席”，没有了“伟大领袖”。
后来的“总设计师”已经算不上※，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用说了。总之，毛泽东没了之后，中华民族的“主席”和“伟大领袖”也就没了。
没了就没了。没了谁，地球都照样转。只要不是昧着良心说话，毛泽东没了之后，中国人民不仅照样生活，在物质生活上显然比有“伟大领袖”的时代还要滋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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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发展史而言，把一个人称作“伟大领袖”，其实是一个进步了。而在称“伟大领袖”之前，我们更普遍的称呼而现在又知道的，大约还是先叫王，后来又改叫皇上，叫万岁爷，而皇上万岁爷又称天子，即天的儿子，是“上天”派其来治理臣民的，因此，大家都只能匍匐在天子脚下，然后山呼万岁。
在天子时代，普天之下，只有奴隶，只有奴才。难怪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那篇《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在杂志上发表后又在网上发表时，有网友跟帖就这样说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皇帝一个人站起来了，其他人全趴下喊万岁。”
这样说，虽嫌极端，却也并不诬蔑。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心里，除了被称作“伟大领袖”外，确实也还给人以“王”以“皇上”以“万岁爷”的感觉——他老人家活着时也不知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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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人类文明总是在不停地进步，这样一来，比“天子”称呼要进步得多的“伟大领袖”也落后了。我们尤其看到，凡有“伟大领袖”的国家，人民其实并不幸福，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玩。有些国家甚至还与王与皇上时代庶几相同，严重的，更是等而下之。
这可不是信口开河。
二十世纪能称得起“伟大领袖”的很有几个，而最最著名的非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莫属。前不久读到崔卫平教授一篇文章，题为《迷人的谎言》，说的是一位活了很长的女艺术家的“故事”。读其中提到有关希特勒的某些细节，让我有茅塞顿开或叫醍醐灌顶之感。
比如说，纳粹分子当时见到希特勒的那个著名的行礼姿势（估计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中看到的，两腿啪的一并，右手胳膊抬起往前一伸，同时整个身子略向前倾），“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遇到对方、互相问候的意义，而是一种效忠的象征，是要表明‘我是服从的’或者‘我是属于元首的’诸如此类的含义。而且它需要人们一再表明这一点，需要一再公开自己的效忠，让所有的人得以看见、得以听见，这同时也在呼唤别人同样的忠诚。在这种互相展示和卖弄当中，形成那样一种广泛的气氛背景，于其中任何人也别想有别的想法和举动，不存在一丝一毫的缝隙。因此，仅仅是举手之间，指向全部纳粹统治和镇压的体系。”
其实，中国有那么几十年，单说在中共高层内，见到“伟大领袖”后虽没规定一定要有某种行礼，可一个“主席”的称呼已尽显效忠了，也更是表明“我是服从的”或者“我是属于主席的”。让人悲哀的是，在这一点上，“主席”不仅并不比那个“元首”仁慈，相反还更加残忍，对那些即使表示效忠也确实效忠的人们也没有放过，甚至还置不少在他面前“主席”长“主席”短的老战友于死地而后快，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就都是大家张口就来的例子。
不用说，苏联也是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可在有“伟大领袖”的七十年里，苏联人民吃够了苦头。又因斯大林连自然科学家都不放过，以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家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都会颤抖。仅就我所看到的荒唐到近乎笑话的苏联历史，包括一些“段子”，就让人有点不寒而栗，这里不说也罢。
再有，就是被政府称作“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那个近邻，至今也还有“伟大领袖”，被中国民间称作“金二”。然而，也不知那个“伟大领袖”和他已经去世的爹——也就是那个老“伟大领袖”是如何领导的，说起来也独立大半个世纪了，其人民却仍要依靠国际上的不断援助才能勉强活下去。前不久还从电视报道中看到，他们民族的另一半，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因“跟着美国跑”而发展得欣欣向荣的南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又给不仅一直有“伟大领袖”领导且还与他们“摩擦不断”的一半运送去多少多少吨面粉。我想不出，这有“伟大领袖”领导的一半居然也还好意思接受。
这大约正应了中国过去故事书上所说的“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想想，与我们“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这个邻邦，现在，或说几十年来，不都一直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形之下吗？真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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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自己写过一则短评，题为《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网上可以搜到拙文），其中就一位作者在谈有关“毛主席专用陶瓷”时说的有些话，很让人不安，甚至感觉就是在歪曲历史。现容本人将其中一些段落移至此文中，算是又抄一回自己。
比如那作者文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毛主席生前生活极其节俭，连睡衣打了补丁也舍不得换件新的。一日三餐，基本上以吃素为主，偶尔吃几块红烧肉，老人家都诙谐地笑称是‘打牙祭’。”
依作者这段话来看，毛泽东过的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只是我实在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年代——是毛泽东1949年后在北京还是他“老人家”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毛泽东在生活上并不奢侈，睡衣上打有补丁，好像这都是事实。但说他老人家“基本上以吃素为主，偶尔吃几块红烧肉”还要认为是“打牙祭”，那就是天真得不可爱了。这里我不想搬出过多的资料乃至早就公开的他老人家的食谱，只拿已经去世的河南杂文家王大海先生发表的题为《白头宫女说玄宗》这篇杂文中征引的史实，来证明这个作者到底说的是真实还是谎言。
王大海先生在文章中告诉我们，他先是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很炫人耳目，叫《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大约又因还配有作者——面目姣好的一位少女的照片，于是，王大海不经意间将文章读了一遍。那么这篇文章说了什么呢？通过王大海的转述，我们知道文章说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位本来是海军疗养院护士后为文工团员，从杭州到首都近十年间执行“重大政治任务”，即陪伴各位中央首长跳舞的回忆。回忆的主人当时还是一位女孩子，说她开始“执行任务”是在杭州“汪庄”（王大海先生插了一句，说：“这地方我仅闻而已，只知道这是西子湖畔一座最高级的园林式别墅，普通人即使是世世代代杭州人，是一辈子也难以踏进这座园子的”），后来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她经常去执行光荣伟大的任务：参加中南海、紫光阁等举行的舞会，多次为伟大领袖伴舞——时间是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
因这篇回忆文章写得很生动，有些细节更是耐人寻味，王大海做文章时忍不住原文引述了一些。这里为节省篇幅，容自己只引其中一部分。回忆录的主人写道：“那时天天有舞会，我们没觉得腻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下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留下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是很丰富的，有鱼有肉，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女孩子来说，都非常美好。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看“参考电影”而且还“都是香港的”，我们现在完全能理解。只是我实在不知道，是否这些伴舞的女孩子比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比“毛主席”的身体还金贵，让毛“以吃素为主”，而让这些女孩子伴舞后倒是“有鱼有肉”？
我们说话写文章，尤其说到历史，都不能不拿出证据来。王大海这篇文章被选入多种版本，这里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华杂文百年精华》，在第624～625页。还要说的是，王大海这篇文章几乎都是在引用或转述，自己很少说话。只在结尾处，他说了这么几句：“这位当年的美丽少女写得明白：时间是在1957年后的那几年，那是怎样的‘岁月’？！”又说，“在全国，特别是本人所在的河南省，不正是大跃进！饿死人！吹破天的时代吗？仅仅是在中原这块沃土上，饿死的农民数以百万计……联想到这儿，我的心为之颤栗了！”
再容笔者接着说几句：还是“困难时期”，而且连伴舞的女孩子尚且能吃到“大鱼大肉”，那么，不是“困难时期”，又还是国家领导人，尤其还是“伟大领袖”还是“毛主席呢”？就算毛主席想“基本上以吃素为主”，中南海里那些负责领袖们饮食起居的“管理人员”会答应、敢答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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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前不久有一期刊出一篇《李庄说李庄案（转自杨金柱律师博客）》的报道，也就是说有关律师李庄案的庭上庭下，我们终于可以听到当事人的诉说了——尽管此时的诉说因可以想见的原因依然有很大的保留。
这不能怪。在一个有16万律师的国家，司法高官依然敢于说“凡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必须‘讲政治，顾大局’”，你叫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包括律师们，说话时又怎敢不有所保留呢？只是那高官不懂，众目睽睽之下的“历史”是包不住的，犹如纸包不住火一般。
这里当然不是要探讨这个话题，只是其中一个细节更引起我的兴趣。这篇文字中李庄律师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出狱后，他“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确实不习惯”。当南都周刊记者问他这句话的所指时，李庄是这样说的：“失去了自由548天，刚一出来呼吸到突然到来的自由的空气，确实有些不习惯，所谓惯性就是不自由成为习惯，自由反而成为不习惯了。”
好一个“惯性”！短短548天，就让一个身份属于律师的国民居然也习惯了“不自由”，或说反而对自由“不习惯”起来。这种情形，恰恰印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即奴性，也表明我们就是容易产生“伟大领袖”的国度。难怪到了二十世纪，在鲁迅在胡适在郁达夫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里，中国仍是一奴隶之邦！
想一想，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堂堂一律师，仅仅是受些精神压迫（好像没有肉体虐待）而不自由五百多天，从牢狱出来就对自由已经“不习惯”了，那么在几千年特别是在始皇帝之后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压迫下，你叫中国人又还如何坚持“自由的习惯”？
所以说，时至今日，只要有什么人哪怕像变魔术一般又制造出一个“伟大领袖”来，我有理由相信，无数的中国人肯定还会顶礼膜拜，尽管中华民族的许多灾难也正缘此而生。
遗憾的是，天大一群奴隶们至今不觉悟。
难怪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闵某人看来，也不知比孔子要伟大多少倍）就认为欧洲蛮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而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富于奴性，而我们知道，中国在五千年来是完全有资格代表亚洲的。“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2页，参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在亚氏看来，“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同上，第367页）。
这些意思，我们在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也能读到。当然，说不定孟德斯鸠也正是沿袭了亚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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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把造成中国人的奴性全都记在秦始皇头上，或认为就是始皇帝实行专制集权后中国人才生长出奴性，显然也有失公平。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推理，中华民族的奴性近乎“与生俱来”。也不知是否真的与我们的地理有关。
不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二十多年前，有个叫苏晓康的先生在一部名叫《河殇》的电视剧中就特别强调了“黄河文明”与“蓝色文明”的不同，这里不说了吧。
前不久偶尔看一次百家讲坛，从中国古史中又得一例证。早在春秋五霸时代，从齐襄王之死时发生的一个细节也能证明中国人的奴性在那时就已浸入骨髓了。
被后世史学家认为性格属于“无常”的齐襄王，外出狩猎时因受到惊吓（依现代人观点，估计是齐襄王发生幻觉）脚受了伤。回到宫中，躺在床上，不仅脚受了伤，疼得很，发现自己的鞋也不见了，于是气不打一处来，非要身边的人去把他的鞋给找回来不可。被派的这个人相当于后来的太监（那时叫寺人），名字叫费。这个费在宫中的院子里没找着齐襄王的鞋，被齐襄王用鞭子抽打得遍体鳞伤，并命其继续去找鞋。
既然在宫中找不到，费也就只好准备出宫去找，哪怕到齐襄王狩猎的场地也要把鞋给找回来。哪知道，费一出宫门，就撞上已经包围了宫廷的叛臣。叛臣将其捆了起来。
一见这阵势，这个太监全明白了，并且暗中拿定主意，先是让叛臣解开他的衣服，又对叛臣说，你看给我打成这样，我还会抵抗你们，还会不帮你们吗？紧接着这个寺人又编了个谎，让叛臣先放了他，说让他进去直接把齐襄王给结果了不就得了。叛臣一听，觉得合情合理，于是就让费返回宫里去了。
谁知，这个费进宫后，赶紧将齐襄王从床上扶起来，并将其藏好后，又安排另外一个人假装齐襄王躺到床上，迷惑叛臣。然后，自己站在宫门口与叛臣殊死搏斗。费自然不是叛臣对手，很快被杀死（而齐襄王更不用说，也很快被搜出，自然也是难逃一死）。
事情至此，原本没什么可说的。让人殊堪玩味的是，北师大教授李山，在百家讲坛讲到此处时忍不住大发感叹：“看历史看到这个地方，也让人感慨：多忠义的奴才，打成那样，还那么忠心耿耿。所以这就是人格。人格不分地位高低。高地位的人不一定高。齐襄公地位高，一点人格也没有。”
啧啧。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个太监，一个奴才，竟还能受到已是信息时代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如此高度赞美。难怪约两千五百年后，中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右派分子”、作家刘绍棠先生，在恢复了正常人身份后抛出了“娘打儿子论”，认为自己被错划为“右派”，不过是自己这个“儿子”被“娘”误打了。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两千五百年里竟没有一点改善，没有一点进步。在本人看来，若要感叹，这才真是值得感叹的。
可让人搞不懂的是，一个人格如此之高的奴才，为何却要去保护一个“一点人格也没有”的东西呢？难道就因为他是王是自己的主子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与只知道效忠主子的一条狗又有何区别！再说，一个人，一做到奴才的份上，再不要侈谈什么人格。奴才何来人格？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种人早已万劫不复了。而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中有段话说得更达意：“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关于列宁这段话，早在十几年前，就在广东《随笔》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过，近来在网上又看到有人引用，感觉对中国而言，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认可列宁此说并允许再接着列宁的话说下去：被打得遍体鳞伤或是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20年之久，还要拼死捍卫主子或认为不过是“娘打了儿子”的奴隶，显然就比奴才甚至比“无耻之徒”还要等而下之了。
相比较而言，自己倒是特别欣赏那个叫太监之后的有些人们。比如，看着秦始皇出巡，项羽就觉得“彼可取而代之”；而民间说得就更令人神往：皇帝轮流坐，来年到俺家。
多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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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只一个刘绍棠，读一读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本人最近从互联网上读到一篇摘录），你就会明白，在中国，即使在当代，像奴才那样万劫不复的东西多的是。由此可知，为何鲁迅要说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的改革，也要流血？为何中国能在专制集权下生活两千多年？为何中国人都是见了狼是羊，见了羊又成了狼？
赵的专业是顶尖的，这不用说。可就是这么一个业务顶尖的人，奴才（而不是奴隶）意识极为浓厚。他在书中说道：“尽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却总像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在屏幕前我离得他那样近，看着他黑发转苍，红光消失，逐渐衰老。在他晚年接见外宾的那段日子，我更觉得是日夜陪伴，朝夕为他服务。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并没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说是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他的高兴，无论白天、黑夜，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于是，当年只要电台一宣布某位外国领导人到达北京的消息，我们的前期记者与后期录制人员就照例会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现在我有点明白了，那其实是由于健康原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气足时，才有可能接见外宾。”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赵除了忠于毛忠于自己所谓的“职守”，作为一个人最应该具有的独立意识完全丧失了，甚至可以说与上面提到的齐襄王的太监毫无二致。
费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却还要誓死保卫王；而赵就因老人不肯退位，要把“主席”把“伟大领袖”一直坐到死，于是，为了保证“伟大领袖”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能“神完气足”，他们工作人员就得“往往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并且心甘情愿。你说这与费的奴才意识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
更重要的是，即使几十年后，在回忆这段“光荣岁月”时，赵仍没有丝毫觉悟，仍沉浸在奴才的享受之中，带着一种甜蜜的回忆：“我已记不清值过多少次这样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兴奋，感到很神秘，也很神圣。大家期待着‘出发啦’这一声信息。”而这一切，又都缘于“伟大领袖”晚年接见外宾，不仅没有既定的日程，还要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看他是否高兴，甚至不论白天、黑夜，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兴致，“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不想见，也就拉倒。
现在想来，赵先生不说，真是可怜了当年那些来中国要等待这位“伟大领袖”接见的外国领导人！你们要来见这个二十世纪下半页中国的“皇帝”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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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近有网民截图，一位被称作“影后”的女艺人在微博中写道：
“一个强盛的国家，开放枪枝都不会颠覆，一个虚弱的政体，卖把菜刀都需要实名；一个人性的国家，总统会逐一念出遇难者的名字致以哀悼，一个冰冷的政府，遇难人数出来都是高度秘密；一个自由的国家，记者将内阁大臣追问到满头大汗，一个禁锢的体制，官员则告诉记者，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就因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知皇帝天子为何物，而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却是在“万岁”声中一代一代“滋润”着生息繁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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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0世纪时，平等自由的理念就广泛地存在于北欧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的自由民头脑中了。当他们在法国的一条河流上游览时，河岸边一个送信的人问他们：“你们领头的叫什么名字？”这些人回答道：“没有领头的，我们都是平等的。”（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在这样的人群在这样的社会，“伟大领袖”就很难有立足之地，更难有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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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时代，美国开国时，有那么多可敬的人物都可做“伟大领袖”，但他们不做。他们知道，一有了“伟大领袖”，民主自由也就玩完。所以华盛顿一再要求辞去总统职务，尽早卸下领导国家的重担，恢复他的平民身份。
在美国，做总统，就仅仅是一个职务，总统本人必须这么看。人民虽然不能随时罢免他，但有权公开批评他，甚至弹劾他。法国政治思想家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上卷232页，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就是总统与“伟大领袖”的根本区别。
这就是自由之国与奴隶之邦的根本区别。
尽管那个总统形容自己是站在铁笼之中作演讲据说是“捏造”的，然而，那种情形不正是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想要的吗？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不能限制自己的权力，反而总是让他的人民像在囚笼中生活一般，最终他自己倒是要真的或站或躺在囚笼中了。
这一点，曾被称作“铁腕领袖”且一“领”就是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现正做着“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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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终于可以说了：
一个有“伟大领袖”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
一个有“伟大领袖”的国家，也一定是一个奴隶乃至奴才之邦。
没有“伟大领袖”的意义，很多人感觉不到，还有很多人甚至不适应，就像一直没有自由的人，给了他自由他却未必领情，甚至还很难受一样。
在今天，如果说我们很多人都确实看到了中国还有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那么，这希望也正缘于我们终于没有了“伟大领袖”。
欢呼吧，我的同胞们，“伟大领袖”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且已过去35年了！
一切企图复辟者，不管唱着什么颜色的歌儿，把话说得多么动听，也不管他是否愿意，甚至表示“绝不”，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注：当然，有“总设计师”，仍然是悲哀的，后来的血腥历史也给了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