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是一座引人思索的城市。我多次提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比柏林更能让天安门大屠杀后流亡的中国人感慨万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北京街头坦克碾压血肉的腥气还没散去，柏林墙就被挥舞着红、黄、黑三色旗的人流冲垮了。历史清清楚楚在我们眼前背道而驰。同一个梦想，却醒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里。又过了几年，在伦敦，我看到一部拍摄打开柏林墙那一夜的电视纪录片，其中有一个令我难忘的镜头：“查理检查站”前已经人潮汹涌，这时，前东德军队把守检查站的首领在家里接到命令，紧急招他去柏林墙“执行任务”，作为军人，他当然懂得这时的“任务”一词意味着什么。但是，当他的汽车行驶在满街兴高采烈的人群中，看着那无数终于发自内心的欢笑，他的头脑中一片空白，只剩一个句子，像锤子一样反复敲打：“不要天安门！不要天安门！”正是他，在检查站的关卡被冲开的一刹那，放弃了下令开枪，同时，放弃了共产党员加军人双重的“天职”。就这样，柏林和中国，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柏林墙”和“天安门”的含义，远远不止两座互相异国情调的建筑，它们甚至超出了终结一个时代的标志意义。它们指示着：人曾亲身经历过何等的自我逆反和分裂；而通过那位东德军人头脑中的声音，我们又像悬崖边突然醒来的梦游者，震惊于自己下临何等可怕的深渊！审视冷战经验的角度，并不止于谈论冷战双方的外在区别，更应该在哲学上，认识人是如何自我加工出一个走投无路的处境的。那个“噩梦方程式”，并没有随着“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口号的沉寂而失效。在“冷战”已恍如中世纪传说的今天，站在柏林墙头以为搂住过人类春天的我们，赫然发现自己的处境更漆黑无垠。这个冷酷得多的世界，甚至无需说辞，就在放纵血腥和毁灭。对于“人性”，噩梦远没有结束。

确实如此，柏林墙被拆除得太快了，冷战被“遗忘”得太早了。我们急于甩掉那记忆，并非因为我们真懂得了什么是“自由”，倒好像另一场“洗脑”，为了在洗出的空白里，制造一个自我“清白”的幻象。冷战，像一件面貌恐怖的玩具，孩子甩掉它，因为隐约感到它会跳起来咬人。但我们是否从这段人生中学到了任何东西？甩掉的努力，究竟是记忆本身没有价值，或我们自身的浅薄认识不到那价值？我还感到更深一层的可悲：因为在这场遗忘竞赛里，亲历过“共产专制”的人们，又常常是在反思上最无力、表达上最无声的人们。我指的是，冷战后的世界思想论坛中，鲜少发自前苏联、东欧、中国的有哲学创见的声音。好像除了意识形态语汇，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别的层次能思考自己的经历。前共产国家的倒台，像拳击场上一个对手的下台，意识形态“反抗者”们突然发现，原来种种英雄光环，无非是被反抗者的反光，而我们自身如此暗淡无光。这株寄生在意识形态既定概念上的蘑菇，一旦剥离开来，竟然不得不失语。观察这些年我到处参加的文学活动，前共产国家作家们的“失语并发症”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首先，是干脆对冷战绝口不提，好像那是一段难于启齿的丑事，一双见不得阔亲戚的旧鞋子，只能藏在椅子下的黑影里，让自己自惭形秽，供自己默默咀嚼。其次，是谈论但不到位，经常在一个过去时态中把冷战从当代思想资源中悄悄删除，好像那里没有认识今天世界的角度与参照。但环顾周围，此刻的“全球大一统”哪里是减少了？同一种自私和玩世不恭，像硬通货贯穿了中西。那么，“反抗”一词难道不该拥有更彻底的涵义？最后也最为惨痛的，是当墙看不见了（注意：并非没有了），思考者的独立批判精神也随之流失。昨天是专制权力的官方，今天是金钱和流行品味的官方，须知追随任何一种官方都同样可耻。面对全球化的“利益大联盟”，一个人要全方位保持批判性，一定意味着全方位自觉的孤独。我不苛求没亲历过共产专制的人们，因为那地狱体验不可能通过一部电影速成。我指的是前几年的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我多希望影片中那位特工浪漫而戏剧性的转变是真的，可惜，更真实的是电影中不存在（怕败坏好莱坞的娇嫩胃口吧？）而现实中向秘密警察告发他的妻子——她们，才是冷战中真正的人性之“冷”！因此，我们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语”，因为这里包含着深一层背叛：那些被苦难裹挟而去的死者，将随着我们的失语而彻底沉默。当我们没能力把冷战经验变成当代思想的深度，他们就真白白死了。柏林这座城市的历史地层，我们以为非常丰富，其实也可以极度贫乏。墙隐身在车声和绿树里，只是个鬼魂，死亡甚至没留下一丝痕迹。

那么，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冷战？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我可以说，至少存在着三种版本的“冷战”。第一种是经常在好莱坞电影中表现为大团圆结局的“冷战”，一个个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发生在“民主／专制”、“西方／东方”框架间。人们舒舒服服地坐在电影院里，观看银幕上明星们的斗智斗勇、出生入死、正义战胜邪恶，不知不觉间，政治已被置换成商业，思想悄悄蜕变为票房，冷战的严肃卖给了娱乐的轻松，确实，在这个以赚钱为原则的版本里，冷战早就以西方的大功告成胜利结束了。第二种冷战是乔治奥威尔式的。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中，整个人生是一个冷酷的寓言。我们能看到，一个制度是如何彻底地“反人性”，从人的政治诉求直到性欲和物质欲，“老大哥”的绝对控制和“101房间”的恐怖，一举把所有人置于死地。但对我来说，寓言的缺陷就在于它的逻辑太简单。真正应该追问的是：制度是由谁构成的？如果是人，那什么是支撑他们参加系统去做恶的内心理由？仅仅是恐怖？或比恐怖更深更复杂的、人在无论多恶劣的环境下自我实现的本能？甚至不惜借助于最可怕恶劣的方式？换句话说，到处的“101房间”里，是否有无数老大哥？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老大哥？现实中绝对逆反生命的黑暗是延续不下去的，共产党等于清教徒的公式纯粹是误解，党是历史上最豪华最不受限制的剥削者，而权力获得的利益是层层均沾的。在这里，精神上死掉不仅不妨碍苟延残喘，简直就是彻底实用的狂欢的前提。这就是第三种我看到的“冷战”版本，或许带有一丝幽默的是，苏联、东欧的变色，把中国留在后面、不期而然地变成了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活标本，一个“共产党专制博物馆”。我把它放在“冷战”主题中来讨论，是因为这里的“中国”一词不重要，而建立在剥夺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专制才重要。这个制度给出了一种人性存在的处境，它和所有共产国家一脉相承，与此相比，反而原来冷战从一九四五起至一九八九止的时间界限变得更像一个“假定。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红色中国，已经没有我们一厢情愿想象的”传统中国文化“，有的只是”共产党文化“——一种集合中西恶劣因素的社会怪胎。这里，人性极度扭曲时，常常不表现为被迫、反而表现为和系统的积极互动。党的纯粹权力欲，癌症一样扩散成全民的纯粹物质欲，又在”先富起来“的诱惑下，为能够在黑社会中分一勺羹而得意洋洋。今天的”101房间“是中国无数五星级宾馆中的总统套间，那里也唱着一首不分国籍、不在乎肤色的”国际歌“。一群不知自相矛盾的人，不会精神分裂的人，被摘除了同情心和想象力的人，但，他们绝不是”不活着“，他们甚至要求、并做到了活得最好。

回到人性的处境这个话题，冷战其实从来是一场苛刻的自我追问：在“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有没有界限？哪儿是界限？“我”什么时候在表演“受害者”、却暗自承认是“迫害者”中的一员？还有更为模糊的，应该把对灾难的视而不见和保持沉默，放在这条界限的哪一边？苏联、东德解密的秘密警察文件，让我们发现：专制下的人性最突出的经历是多层次的“背叛”。首先迫于暴政的压力，背叛自己应该是的（反抗者）；其次出于加倍的怯懦，背叛自己本来是的（背叛者）；最后，背叛一切意义，什么都不是因而可以什么都是，为此能任意放大夸张的言词和宣誓的音量。这里没有信仰，只有下意识地自我说服和自我原谅，从自私和犬儒获利并非那么下流，倒是某种理所当然。真的，这个心理逻辑并不复杂：倘若我改变不了世界，那么与其活在自我谴责里，不如干脆改变自己。从接受、到加入、再到成功，对专制的屈服就这么完成了。一种病态心理，促成了更加病态的自我保护。如果进一步观察，自欺的谎言也还是不够的，要覆盖内心那个黑洞，一定得借助某些貌似客观的巨大“真理”。从苏联的“大清洗”到中国文革，冷战中的残暴，无一不是假“历史”和“革命”之名进行的。这一把把形而上观念的大伞，遮去人性和常识的天空，终于取消我们自己的判断能力时，一个自我麻痹的疗程才完成了。唯一的问题，是当我们从催眠中醒来，经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一个党许诺过的“人类未来”吗？还是一个历史上最黑暗的过去？抑或两者压根是同一回事？中国，在这里又一次成了夺目者。它古老的“时间怪圈”，好像一场几千年的演习，在说明：专制下的人生根本没有“圈”。比时间的痛苦更残酷的，是没有时间的痛苦。一个中文词“无人称”，被我选择来做一部诗集的标题，却在翻译成外文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它的外文的直译很容易变成“没人”，但我想指出明明“有人”，却没法“称呼”他／她，一种多么令人绝望和尴尬的处境！“噩梦的灵感”，是一个我谈论中国时常用的说法，这也完全适用于冷战经验中的世界。它像一场大规模的噩梦实验，提供了一种让人类理解自己存在的语法。几十亿人口，数千万死亡，跨越多种不同文化，延续将近一个世纪，落点却总是一个小小的、抽搐的自我。一道黑暗的底色，贯穿了中世纪宗教法庭、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共产专制制度，延伸进丧失反思能力的今日世界，一再重申着人自欺的本质。直到，“历史的终结”＊＊像一个玩笑，告诉我们，历史从未开始。

这是否也就是“灵感”了？正是这双被痛苦洗涤的眼睛，能加倍看清我们自己之所在。在我看来，一个独立思想者今天的境地，比冷战时代更走投无路。我们的“政治”观念变得彻底空洞，因为政党们五彩缤纷的商标下，无非是同一家比赛牟利的公司。我们的社会思想空前贫乏，当共产党腐败贪官们和西方投资者同饮同醉，谁能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历史”概念确实应该被取消，因为它除了纯然时间的流失，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内容。我们的“时间观”呢？从二十世纪对“新”之迷信极端张扬的“历时”，沦落为后现代平面肤浅（且以此为荣）的“共时”，我们什么也不信，除了当下兑现的利益。生存的绝境也是哲学的：离开了西方式虚构的“线性”进化之路，东方美学中的“苍茫”、“无穷”成了人孤立无援的永恒感受。行为和精神上双重的“不可能”，把我们钉死在一具重复回收的肉体内，无人称因而囊括了所有人。用这双眼睛看，伊拉克、中国，从来不在远处；正在发生的毁灭，从来在我们脚下。当我九二年在纽约写下《黑暗们》中的句子：“另一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我是不是该感谢冷战帮我预先拆除幻想，准备好了经历更严峻考验的心态？正是困境，回答了“为什么写？”；而困境之深，又在进一步追究“怎么写？”单向的冷战宣传、与意识形态话语连体婴儿似的“地下”、“流亡”等等标签，无法企及这古往今来不变的命运。人性的深渊中，哪儿是“地下”？谁又不在“流亡”呢？今天写作的根本诗意，是在语言之内进行一场孤独的反抗。它要求一种独创的形式，来和个性化的思考相匹配。更确切地说，我希望看到一种“必要性”，显现在深刻的内涵和深刻的形式之间。我说“深刻的”，而不只是“新的”，因为深度必然要求新的表达方式，反过来却未必。有人形容我的诗是“到存在的深海里钓鱼”，说得好！与此相比，题材和风格的变换、客厅或流行的品味、乃至“异国情调”、“身份游戏”，都是舍本逐末。如果说冷战培养了某种艺术标准的话，那就是艺术不能容忍平庸的可有可无。

这其实在要求我们建立一种跨国界、跨语言的传统：“孤独反抗”的传统。我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社会主义仍只是一种空想，还没有被暴力拉回到地球上，那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源头的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大师们，是否也曾各自进行过一场孤立无援的个人反抗？那个世界，何等没有出路却迸发出何等的能量！他们建立的“同心圆”，早已包括了我们。二零零五年，在柏林，我和南非诗人汴庭博*做了一个关于诗歌深度的对话，标题是一句精彩的话“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我们只能互相取暖，通过被墙紧锁的人类一次次“越墙”的企图，哪怕逾越后，又发现“墙”总在更前面，但“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骄傲、一种高贵。只有这样，我们才或许对得起那些至今徘徊在柏林墙空地上的被枪杀的鬼魂了。记忆的墓碑上，他们不仅留下名字，更铺成一条直逼深渊的道路，像带领但丁漫游地狱的维吉尔，标示出我们的旅程走出多远了。

他们就是文学的深度。

而深度，就是一切。

 

＊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

＊＊《历史的终结》：美籍日本学者福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