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桩一百年前的事，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转捩点，影响深远，左右了中国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轨道。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往往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有不同见解，就算是历史学家，也因各自史观不同而产生不同诠释。近年来中国大陆有一批具有新史观的历史学家，他们摆脱马列主义的史观教条，对中国全部历史，从夏商周起以迄近代，都作了重新评价，其中，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对中国近代史的梳理，也牵涉到辛亥革命，他的一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思》，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况，提供了许多埋没于正史之外的宝贵史料，作出独特见解。我虽对历史没有深入研究，但凭平日涉猎，也略有反思，写成此文。
孙中山历次起义失败的原因
首先我认为，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也不是某个人领导的，而是由时势造成的。固然孙中山自一八九四年建立「兴中会」起，一直从事革命活动，他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推翻满清皇朝，但他的革命行动完全是局部性的小股人武装袭击，名为起义，实际上距离革命原义十分遥远。革命该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运动，有广大群众参与。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始于「网球场宣誓」和群众攻打巴士底狱；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始于圣彼得堡工人大罢工和群众暴动。只有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起而响应，才能形成革命形势，使旧皇朝在巨大社会压力底下倒塌。
反观孙中山十次起义，每次人数，有时数十，有时数百，除了小部份革命同志外，大部份是帮会份子，没有真正植根于社会的社会基础；而所起义的地点都在南方沿海一带，包括广东的广州、惠州的三洲田和七女湖、潮州的黄冈镇、广西的防城、镇南关、云南的河口，距离京畿十万八千里。想在这些边陲一城或一镇搞小规模武装突击，去推翻握有全国版图的满清皇朝，未免有点像蚍蜉撼大树。所以每次突击都以失败告终，其后果只像火花一闪似地消失了。
唯一一次大规模的武装突击是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广州三二九之役。这次突击，计划周详，财源丰富，武器配备充足，革命志士参加人数最多，有敢死队冲锋，又联络了一些新军中的革命份子作内应，企图一举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水师行台、督练公所和警察署，在广州建立革命基地，然后向武汉和南京进发。计划在纸上或会议上看起来头头是道，但一到实际执行便问题多多。原本定于三月十五日起义，因国外采购的部份武器未到，又因突然发生温生才刺杀驻防广州将军孚琦，使清廷加强戒备，故改为三月二十八日，后来又因港粤间军火运输问题，改于二十九日，届时又因人员乘轮问题，香港方面临时要求改为三十日。而广州方面己有两处机关被破坏，形势紧迫，故主持此次起义的黄兴，身在广州，体察实情，便带领敢死队于三月二十九日首先发难，进攻总督衙门，其余各路，如攻打水师行台的领军者赵声，人尚在香港，胡毅生、陈炯明、姚雨平等则临阵退缩。而黄兴一股攻入总督衙门后，总督已逃，扑了个空，待回头出门时又与新军同志误会互相驳火，射杀新军同志，终于被清军包围消灭，牺牲惨重。事后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上牺牲者一百多人，生还者仅十多人。此次失败，使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元气大伤，大家都垂头丧气，事后宋教仁、陈其美等检讨此役说：“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一则以气郁身死，一则以事败心灰，一则燕处深居……群作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
真正辛亥革命成功的武昌起义
正当广州三二九起义大失败，同盟会士气颓丧之际，仅仅隔了六个多月，辛亥革命便在武昌起义成功。武昌起义不是孙中山策划的，而是由武汉一批革命团体中的革命志士在新军中长期活动，使新军演变成为潜藏的革命军，在时势配合之下，一举成功。
武汉革命团体众多，自一九○四年起一路发展下来的有“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等等。在新军中真正打下基础的是从群治学社开始，它在黎元洪的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相等于旅）第四十一标（相等于团）第一营左队里有同志当队长和书记，在第四十二标里有同志在第一营和第二营起作用，又在湖北提督张彪率领的军中第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和炮队第八标潜入革命同志。
到了振武学社时期，革命同志在军中的发展更加扩大，据一九一○年各标统计，共有同志二百四十余人。后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他是武昌起义的主帅，被孙中山追称为开国元勋。文学社时期，除了群治学社时的基础外，又在三十三标、二十九标、三十标、工程第八营和炮工辎重队发展了革命势力。一九一一（即辛亥年）四月召开标代表会议时，全社人员已发展到三千人左右。
同在此时，同盟会会员居正在同盟会消沉时于日本东京创设外围团体“共进会”，湖北的共进会负责人为孙武，他原是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旧友，也在新军中发展，与文学社互相竞争，经过多次密议，终于携手合作，成立革命军临时总司令部，蒋翊武任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此时，文学社有社员五千，共进社有二千，合共七千，而清军总人数不过一万一千余，革命志士在比率上居百之六十以上，势力之大，已令新军蜕化成为潜在的革命军。
与此有利时势配合的是四川保路风潮从罢市罢课演变成为动乱，清廷派端方去四川查办，他随身调走武汉四营兵力，其中虽然调走一部份革命份子，毕竟使清军在武汉的势力减弱，便利起义。即使如此，仍是一波三折，起义前革命总部被破坏，多人被捕，总司令蒋翊武在被捕中乘机逃脱，藏匿起来，以致群龙无首。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就是在群龙无首之中据说是由新军工程营班长熊秉坤发出第一枪开始，于是各方响应，人多势众，很快便攻陷总督署，两江总督瑞澄、湖北提督张彪、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都纷纷逃走，第二天凌晨五时左右，武昌全城已入革命军之手。由此可见革命势力在新军中的成熟程度，即使没有总指挥也能取得胜利。
问题是这么庞大的潜在革命势力在推翻皇朝一个地方政权方面绰有余力，但要他们如何去建立一个新政权便罔然无知了。因为起义不是同盟会策划和领导，所以同盟会几个有声望的领袖如黄兴、居正、宋教仁等那时候都不在武昌，孙中山则远在美国丹佛，事后阅报才知道起义成功。于是怎样建立新政府的事便任由旧社会的咨议局里一班人去摆布，他们终于将在逃的旧军官黎元洪拉出来当鄂军都督，主持军政府。如此讽刺的事正说明起义者在政治上的幼稚和缺欠。
十五省独立促成清皇朝垮台
同时起义是成功了，但要守住武昌，再向各地发展，决不是轻易的事。清廷知道消息后立即派陆军大臣荫昌南下，又以冯国璋为第一军，段祺瑞为第二军对武汉发动进攻，以致汉口和汉阳相继失守，如果没有各省纷纷独立，武昌的革命基地也难于保住。
辛亥革命就其形势来说，它的革命条件已相当成熟。一方面，清皇朝自慈禧死后，宣统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一切政务均由其父摄政王载沣主持，如此非正常的皇朝，既无实行宪政诚意，也无包容汉人之雅量，所组“皇族内阁”，满人占了绝大多数，连袁世凯都被置闲，因此加深民间反满情绪，再加上朝廷推出铁路国有政策，将民间已集资建造的铁路业权强制取消，而所谓国有，实际上是出卖给英国，如此倒行逆施，激起川、鄂、湘、粤四省人民强烈反抗，群情汹涌，产生保路风潮，更有四川总督赵尔丰开枪镇压，酿成血案，而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莱阳发生抗税抗捐运动，社会动荡，处处泛滥，人民对清皇朝的不满，演变成为革命浪潮，深入军中。当时所讲革命，以反清为主，民主意识相当薄弱，只以为推倒皇朝便是共和，究竟共和与民主的关系如何，并不清楚。总之，推翻满清皇朝已是普遍愿望，连立宪派人士都倾向革命，这是大势所趋。
短命的孙中山临时大总统
在这种时势底下，武昌起义一旦发生，等于揭竿而起，万方响应，它的震撼力立即遍及全国，各省不是革命人士起兵推翻原有都督，便是立宪派或官僚商绅起义，宣布独立。自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起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汉阳失守这段日子，各省独立的有湖南、江西、陕西、云南、山西、贵州、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山东、广东、安徽、四川、奉天等十五省，当时满清江山全国二十二行省，已失三分之二。正是处在这种局势下，清廷重新起用善于权术的袁世凯，而袁非揽全局还不肯出山，最后他当上内阁总理，游走于清皇朝与革命势力之间，宣布停战，才让革命军保住了武昌。
当时独立各省，势力庞杂，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曾联名致书上海都督陈其美主张循美国独立战争十三州方式建立各省联盟，陈其美也赞成。等到孙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自美国经英法返国，抵达上海后，由于他的名望，各省在群龙无首中找到了一个中心人物，便在南京召开十七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大会，推举他当临时大总统。
事实上孙中山这个大总统只有名望而已，并无实力。当时的局面主要在于如何解决南北对峙，是战还是和。起义各省多数主张议和，主要的条件是清帝逊位，结束皇朝统治，大家都以为没有皇朝就是实现共和，连孙中山也这般设想。袁世凯的议和条件是，他可以逼清帝逊位，但必须由他当大总统，对此，黎元洪初任鄂军都督时也曾允诺过，那时候黎说，只要袁世凯认同革命，便推他为大总统。所以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注定是短命总统。
袁世凯毕竟是权术老手，玩弄于皇朝与革命势力之间，火中取栗。在得到革命方面确实拥他当大总统的情形下，便逼清帝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宣布逊位，于是孙中山也于次日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 孙中山当时还看不透袁世凯的阴谋诡计，并未怀疑他的人格，只是为了防备起见，设计了两点，其一是订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二是定都南京。以为这样便可以约束袁世凯。其实袁世凯只看重实力，像他这样手握军事大权的权术老手，视纸上文章（约法）如粪土，至于定都南京，他耍了个自导自演的兵变便给挡了，结果仍是定都北京，远离南方牵制。
孙中山也太天真了，居然信了袁世凯，肯定他对共和的真诚，劝别人不要对他心存疑虑，妄加攻讦。他自己又天真地跑到北京向袁世凯表示今后退出政坛，专心从事中国铁路建设。如此一代革命领袖，竟在革命关键时刻，抛弃革命，去办实业，真是匪夷所思！
孙中山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清帝逊位便是共和实现，因此也就是实现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剩下来只有民生主义。他之所以在辞去总统后跑去搞铁路，就是这种观念作祟。那时候同盟会里不少人，连黄兴，也有这种观念。
袁世凯消灭革命孙中山全无警惕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虽然是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但他对袁世凯缺乏警惕是一大错误，这是种下往后袁世凯收拾革命势力，独揽大权，终于称帝的祸根。
让位的形势是：孙中山本身没有实力，他与同盟会其实是脱节的，而同盟会内也各有派系。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不是靠同盟会，而是靠名望，因此不能不受各省实力派牵制，而独立各省多数主张议和，不想打仗，这是大势所趋，既然言和就不能不以袁世凯为对象，受他勒索。问题在于孙中山对袁世凯完全没有警惕，反而信任了他，才酿成后患。同盟会中下层分子都强烈反对袁世凯，吴淞军政府都督李燮和甚至公开上书孙中山反对妥协，就因为他们早已看透袁世凯的反动本性和奸滑阴险。但孙中山长期生活在国外，没有接触到同盟会里革命分子，如果他一开始就对袁世凯提防，局面也不致于如此被动。
袁世凯本来就是与革命阵营对立的，早从攻打汉口和汉阳时候起便存心要消灭革命，只是那时候革命势力正旺，公然消灭靠武力未必一定赢，所以将自己伪装成赞同共和，窃取总统大位，进而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统率南京附近十万大军，但在财政上卡住军饷，迫使黄兴裁军，黄兴居然上当而不知，左支右绌地为求拨军饷和遣散费而奔走和苦恼，真的亲手进行裁军，自动解除武装。另方面袁世凯拉拢黎元洪，借黎元洪之手杀掉参加武昌起义领导、担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的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可悲的是，此事发生在北京，由袁世凯亲自下令杀的，正在这时候，孙中山和黄兴却受邀北上接受袁世凯盛大招待，孙中山甚至还替袁世凯讲好话，写信给黄兴说：“以弟所见，项诚（即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
宋教仁力倡宪政，被袁暗杀
袁世凯跟着便逐渐露出独裁本性，在总理唐绍仪拒绝联署的情形下阻止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逼走唐绍仪。他还想取消总理制，大权独揽，因遭到参议会反对而收手。在此期间，孙中山逍遥于政坛之外，唯有宋教仁撑起大局，将同盟会与其他一些政团合并，组成国民党，请孙中山任理事长，他竟婉拒，事后还想介绍袁世凯入国民党。
宋教仁成立国民党的目的在于建立政党政治，希望通过竞选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建立多数党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减低总统权力，走正式宪政道路。因此他奔走各地演讲，争取支持，于一九一二年底第一届国会中取得多数，将以党魁身份出任总理。就在此时，袁世凯指使他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雇凶手剌杀宋教仁。宋教仁之死，全国哗然，袁世凯的阴谋毕露。但问题是怎样对付这个凶残的独夫，因为他拥有北洋六镇七万精兵，又以盐税抵押取得五国银团的二千五百万镑借款，而革命方面经过裁军，军力甚稀，而各省又受立宪派和旧官僚把持，形势非常不利。
因此多数主张循司法途径对付元凶，制裁袁世凯，但孙中山此时猛醒，义愤填膺，独力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称之为第二次革命。事实上军事讨伐不等于革命，因为革命形势在他退出政坛之后已逐渐消失，故徒有革命之名而无革命之实。能够动员的仅有湖南彬县、上海、江苏南通、奉天本溪、广东惠州、博罗、佛山等处小股兵力，不到两个月便溃散。而袁世凯则藉此下令解散国民党，滥捕党人，废除国会，完成其独裁政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自行称帝八十三天而亡。
推翻帝制却不懂民主宪政
总结辛亥革命，唯一的成绩是结束名义上的皇朝，不仅结束了满清统治全国的二百六十八年皇朝，也结束了自夏商以来的四千多年皇朝。但统治者的独裁依旧，甚至以人民共和国名义而行个人独裁和小撮人独裁至今。现在，除了台湾之外，民主始终是中国人民渴望和奋斗的目标。孙中山所遗留下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仅仅是一句空泛的鼓励之词，毫无反省意义，检讨意义和吸取教训意义。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是反省，从反省中吸取教训，寻找实现民主的道路。
辛亥革命只是去掉皇朝躯壳，聚积数千年的封建意识仍残留在中国人的骨髓里，以致民国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中国人一向没有民主观念和宪政理念。民主原是西方文化，戊戌之前才输入中国。“五四”倡导民主，很快却被马列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所取代，走入歧途。国民党籍训政之名行蒋介石独裁之实，共产党在延安搞整风，夺取政权后毛泽东的独裁不仅远胜秦始皇，且成为旷世未有的魔王。在大陆的中国人，对民主的普遍反省始自文革之后，成熟于“六四”屠杀的震撼。《零八宪章》的出现，表明民间对民主宪政奋斗的目标已获致共识。轻舟已备，只欠东风。
孙中山政治观念有许多谬误
反思辛亥革命，还需要进一步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重新加以再认识，因为至今还有不少人仍认为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并将三民主义视为未来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
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其实与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和人权普世价值并不相同，它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人权。孙中山自问，甚么叫做民权主义？他答：民，就是“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由此可见，他的“民”不是个体的人，他的“权”不是人民的权利。他自己认为他的民权是针对神权和君权而言，因此他说：“民权革命是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由此推论，等于说，一旦皇帝垮了，就是民权的实现。
至于这个众人的人民从皇帝那里争到权之后该建立怎么样的政权？他说：政权就是民权，就是管理众人的事。于是他将政权和治权分开，政权由四权构成，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覆决权；治权分为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他认为：我们“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于是他自命发明了“权能学说”，将人分为三等，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绝顶聪明的人，后知后觉者只能跟随摹仿，不知不觉者教他也不懂，只能跟着去行。他拿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和刘阿斗作比喻，中国实行民权就是让四万万人做阿斗，有权无能，因此必须信任无权有能的诸葛亮。这是他的民权学说的基本精神。
由四权构成的政权并不是代议制。孙中山很轻视西方的代议制，认为代议制到了中国都变成分赃贪利的猪仔议员，所以他将立法归入政府构架中的治权里面。他也没有提出普选，因为他认为民是“有组织有团体的众人”，自然就没有了个人普选这回事。
他反对联邦制和联省自治，认为中国国情与美国不同，分立必乱，必须统一。他认为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一片散沙，应该少些个人自由，让国家有更多自由。他反对平等是天赋的权利，认为天生万物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就像道路有高低，人有贤智庸愚一样。
他的宪政既然与西方不同，不由普选生国会，且视国会为全权。所以他的宪政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押后：先有军政，然后训政，最后才是宪政。所以在辛亥革命中他没有强调民主宪政，谋求宪政的实现。当宋教仁孜孜不倦地为宪政而努力的时候，他却逍遥于政坛之外，乐意只当他的铁路公司总经理。
今天中国，无论是哪一方的官方正史，都将孙中山领袖化，甚至神化，我倒同意袁伟时教授所说，要破除迷信，还原历史真相，将中国最后一尊偶像从神坛上请下来。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桩一百年前的事，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转捩点，影响深远，左右了中国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轨道。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往往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有不同见解，就算是历史学家，也因各自史观不同而产生不同诠释。近年来中国大陆有一批具有新史观的历史学家，他们摆脱马列主义的史观教条，对中国全部历史，从夏商周起以迄近代，都作了重新评价，其中，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对中国近代史的梳理，也牵涉到辛亥革命，他的一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思》，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况，提供了许多埋没于正史之外的宝贵史料，作出独特见解。我虽对历史没有深入研究，但凭平日涉猎，也略有反思，写成此文。
孙中山历次起义失败的原因
首先我认为，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也不是某个人领导的，而是由时势造成的。固然孙中山自一八九四年建立「兴中会」起，一直从事革命活动，他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推翻满清皇朝，但他的革命行动完全是局部性的小股人武装袭击，名为起义，实际上距离革命原义十分遥远。革命该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运动，有广大群众参与。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始于「网球场宣誓」和群众攻打巴士底狱；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始于圣彼得堡工人大罢工和群众暴动。只有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起而响应，才能形成革命形势，使旧皇朝在巨大社会压力底下倒塌。
反观孙中山十次起义，每次人数，有时数十，有时数百，除了小部份革命同志外，大部份是帮会份子，没有真正植根于社会的社会基础；而所起义的地点都在南方沿海一带，包括广东的广州、惠州的三洲田和七女湖、潮州的黄冈镇、广西的防城、镇南关、云南的河口，距离京畿十万八千里。想在这些边陲一城或一镇搞小规模武装突击，去推翻握有全国版图的满清皇朝，未免有点像蚍蜉撼大树。所以每次突击都以失败告终，其后果只像火花一闪似地消失了。
唯一一次大规模的武装突击是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广州三二九之役。这次突击，计划周详，财源丰富，武器配备充足，革命志士参加人数最多，有敢死队冲锋，又联络了一些新军中的革命份子作内应，企图一举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水师行台、督练公所和警察署，在广州建立革命基地，然后向武汉和南京进发。计划在纸上或会议上看起来头头是道，但一到实际执行便问题多多。原本定于三月十五日起义，因国外采购的部份武器未到，又因突然发生温生才刺杀驻防广州将军孚琦，使清廷加强戒备，故改为三月二十八日，后来又因港粤间军火运输问题，改于二十九日，届时又因人员乘轮问题，香港方面临时要求改为三十日。而广州方面己有两处机关被破坏，形势紧迫，故主持此次起义的黄兴，身在广州，体察实情，便带领敢死队于三月二十九日首先发难，进攻总督衙门，其余各路，如攻打水师行台的领军者赵声，人尚在香港，胡毅生、陈炯明、姚雨平等则临阵退缩。而黄兴一股攻入总督衙门后，总督已逃，扑了个空，待回头出门时又与新军同志误会互相驳火，射杀新军同志，终于被清军包围消灭，牺牲惨重。事后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上牺牲者一百多人，生还者仅十多人。此次失败，使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元气大伤，大家都垂头丧气，事后宋教仁、陈其美等检讨此役说：“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一则以气郁身死，一则以事败心灰，一则燕处深居……群作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
真正辛亥革命成功的武昌起义
正当广州三二九起义大失败，同盟会士气颓丧之际，仅仅隔了六个多月，辛亥革命便在武昌起义成功。武昌起义不是孙中山策划的，而是由武汉一批革命团体中的革命志士在新军中长期活动，使新军演变成为潜藏的革命军，在时势配合之下，一举成功。
武汉革命团体众多，自一九○四年起一路发展下来的有“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等等。在新军中真正打下基础的是从群治学社开始，它在黎元洪的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相等于旅）第四十一标（相等于团）第一营左队里有同志当队长和书记，在第四十二标里有同志在第一营和第二营起作用，又在湖北提督张彪率领的军中第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和炮队第八标潜入革命同志。
到了振武学社时期，革命同志在军中的发展更加扩大，据一九一○年各标统计，共有同志二百四十余人。后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他是武昌起义的主帅，被孙中山追称为开国元勋。文学社时期，除了群治学社时的基础外，又在三十三标、二十九标、三十标、工程第八营和炮工辎重队发展了革命势力。一九一一（即辛亥年）四月召开标代表会议时，全社人员已发展到三千人左右。
同在此时，同盟会会员居正在同盟会消沉时于日本东京创设外围团体“共进会”，湖北的共进会负责人为孙武，他原是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旧友，也在新军中发展，与文学社互相竞争，经过多次密议，终于携手合作，成立革命军临时总司令部，蒋翊武任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此时，文学社有社员五千，共进社有二千，合共七千，而清军总人数不过一万一千余，革命志士在比率上居百之六十以上，势力之大，已令新军蜕化成为潜在的革命军。
与此有利时势配合的是四川保路风潮从罢市罢课演变成为动乱，清廷派端方去四川查办，他随身调走武汉四营兵力，其中虽然调走一部份革命份子，毕竟使清军在武汉的势力减弱，便利起义。即使如此，仍是一波三折，起义前革命总部被破坏，多人被捕，总司令蒋翊武在被捕中乘机逃脱，藏匿起来，以致群龙无首。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就是在群龙无首之中据说是由新军工程营班长熊秉坤发出第一枪开始，于是各方响应，人多势众，很快便攻陷总督署，两江总督瑞澄、湖北提督张彪、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都纷纷逃走，第二天凌晨五时左右，武昌全城已入革命军之手。由此可见革命势力在新军中的成熟程度，即使没有总指挥也能取得胜利。
问题是这么庞大的潜在革命势力在推翻皇朝一个地方政权方面绰有余力，但要他们如何去建立一个新政权便罔然无知了。因为起义不是同盟会策划和领导，所以同盟会几个有声望的领袖如黄兴、居正、宋教仁等那时候都不在武昌，孙中山则远在美国丹佛，事后阅报才知道起义成功。于是怎样建立新政府的事便任由旧社会的咨议局里一班人去摆布，他们终于将在逃的旧军官黎元洪拉出来当鄂军都督，主持军政府。如此讽刺的事正说明起义者在政治上的幼稚和缺欠。
十五省独立促成清皇朝垮台
同时起义是成功了，但要守住武昌，再向各地发展，决不是轻易的事。清廷知道消息后立即派陆军大臣荫昌南下，又以冯国璋为第一军，段祺瑞为第二军对武汉发动进攻，以致汉口和汉阳相继失守，如果没有各省纷纷独立，武昌的革命基地也难于保住。
辛亥革命就其形势来说，它的革命条件已相当成熟。一方面，清皇朝自慈禧死后，宣统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一切政务均由其父摄政王载沣主持，如此非正常的皇朝，既无实行宪政诚意，也无包容汉人之雅量，所组“皇族内阁”，满人占了绝大多数，连袁世凯都被置闲，因此加深民间反满情绪，再加上朝廷推出铁路国有政策，将民间已集资建造的铁路业权强制取消，而所谓国有，实际上是出卖给英国，如此倒行逆施，激起川、鄂、湘、粤四省人民强烈反抗，群情汹涌，产生保路风潮，更有四川总督赵尔丰开枪镇压，酿成血案，而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莱阳发生抗税抗捐运动，社会动荡，处处泛滥，人民对清皇朝的不满，演变成为革命浪潮，深入军中。当时所讲革命，以反清为主，民主意识相当薄弱，只以为推倒皇朝便是共和，究竟共和与民主的关系如何，并不清楚。总之，推翻满清皇朝已是普遍愿望，连立宪派人士都倾向革命，这是大势所趋。
短命的孙中山临时大总统
在这种时势底下，武昌起义一旦发生，等于揭竿而起，万方响应，它的震撼力立即遍及全国，各省不是革命人士起兵推翻原有都督，便是立宪派或官僚商绅起义，宣布独立。自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起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汉阳失守这段日子，各省独立的有湖南、江西、陕西、云南、山西、贵州、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山东、广东、安徽、四川、奉天等十五省，当时满清江山全国二十二行省，已失三分之二。正是处在这种局势下，清廷重新起用善于权术的袁世凯，而袁非揽全局还不肯出山，最后他当上内阁总理，游走于清皇朝与革命势力之间，宣布停战，才让革命军保住了武昌。
当时独立各省，势力庞杂，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曾联名致书上海都督陈其美主张循美国独立战争十三州方式建立各省联盟，陈其美也赞成。等到孙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自美国经英法返国，抵达上海后，由于他的名望，各省在群龙无首中找到了一个中心人物，便在南京召开十七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大会，推举他当临时大总统。
事实上孙中山这个大总统只有名望而已，并无实力。当时的局面主要在于如何解决南北对峙，是战还是和。起义各省多数主张议和，主要的条件是清帝逊位，结束皇朝统治，大家都以为没有皇朝就是实现共和，连孙中山也这般设想。袁世凯的议和条件是，他可以逼清帝逊位，但必须由他当大总统，对此，黎元洪初任鄂军都督时也曾允诺过，那时候黎说，只要袁世凯认同革命，便推他为大总统。所以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注定是短命总统。
袁世凯毕竟是权术老手，玩弄于皇朝与革命势力之间，火中取栗。在得到革命方面确实拥他当大总统的情形下，便逼清帝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宣布逊位，于是孙中山也于次日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 孙中山当时还看不透袁世凯的阴谋诡计，并未怀疑他的人格，只是为了防备起见，设计了两点，其一是订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二是定都南京。以为这样便可以约束袁世凯。其实袁世凯只看重实力，像他这样手握军事大权的权术老手，视纸上文章（约法）如粪土，至于定都南京，他耍了个自导自演的兵变便给挡了，结果仍是定都北京，远离南方牵制。
孙中山也太天真了，居然信了袁世凯，肯定他对共和的真诚，劝别人不要对他心存疑虑，妄加攻讦。他自己又天真地跑到北京向袁世凯表示今后退出政坛，专心从事中国铁路建设。如此一代革命领袖，竟在革命关键时刻，抛弃革命，去办实业，真是匪夷所思！
孙中山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清帝逊位便是共和实现，因此也就是实现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剩下来只有民生主义。他之所以在辞去总统后跑去搞铁路，就是这种观念作祟。那时候同盟会里不少人，连黄兴，也有这种观念。
袁世凯消灭革命孙中山全无警惕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虽然是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但他对袁世凯缺乏警惕是一大错误，这是种下往后袁世凯收拾革命势力，独揽大权，终于称帝的祸根。
让位的形势是：孙中山本身没有实力，他与同盟会其实是脱节的，而同盟会内也各有派系。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不是靠同盟会，而是靠名望，因此不能不受各省实力派牵制，而独立各省多数主张议和，不想打仗，这是大势所趋，既然言和就不能不以袁世凯为对象，受他勒索。问题在于孙中山对袁世凯完全没有警惕，反而信任了他，才酿成后患。同盟会中下层分子都强烈反对袁世凯，吴淞军政府都督李燮和甚至公开上书孙中山反对妥协，就因为他们早已看透袁世凯的反动本性和奸滑阴险。但孙中山长期生活在国外，没有接触到同盟会里革命分子，如果他一开始就对袁世凯提防，局面也不致于如此被动。
袁世凯本来就是与革命阵营对立的，早从攻打汉口和汉阳时候起便存心要消灭革命，只是那时候革命势力正旺，公然消灭靠武力未必一定赢，所以将自己伪装成赞同共和，窃取总统大位，进而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统率南京附近十万大军，但在财政上卡住军饷，迫使黄兴裁军，黄兴居然上当而不知，左支右绌地为求拨军饷和遣散费而奔走和苦恼，真的亲手进行裁军，自动解除武装。另方面袁世凯拉拢黎元洪，借黎元洪之手杀掉参加武昌起义领导、担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的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可悲的是，此事发生在北京，由袁世凯亲自下令杀的，正在这时候，孙中山和黄兴却受邀北上接受袁世凯盛大招待，孙中山甚至还替袁世凯讲好话，写信给黄兴说：“以弟所见，项诚（即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
宋教仁力倡宪政，被袁暗杀
袁世凯跟着便逐渐露出独裁本性，在总理唐绍仪拒绝联署的情形下阻止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逼走唐绍仪。他还想取消总理制，大权独揽，因遭到参议会反对而收手。在此期间，孙中山逍遥于政坛之外，唯有宋教仁撑起大局，将同盟会与其他一些政团合并，组成国民党，请孙中山任理事长，他竟婉拒，事后还想介绍袁世凯入国民党。
宋教仁成立国民党的目的在于建立政党政治，希望通过竞选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建立多数党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减低总统权力，走正式宪政道路。因此他奔走各地演讲，争取支持，于一九一二年底第一届国会中取得多数，将以党魁身份出任总理。就在此时，袁世凯指使他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雇凶手剌杀宋教仁。宋教仁之死，全国哗然，袁世凯的阴谋毕露。但问题是怎样对付这个凶残的独夫，因为他拥有北洋六镇七万精兵，又以盐税抵押取得五国银团的二千五百万镑借款，而革命方面经过裁军，军力甚稀，而各省又受立宪派和旧官僚把持，形势非常不利。
因此多数主张循司法途径对付元凶，制裁袁世凯，但孙中山此时猛醒，义愤填膺，独力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称之为第二次革命。事实上军事讨伐不等于革命，因为革命形势在他退出政坛之后已逐渐消失，故徒有革命之名而无革命之实。能够动员的仅有湖南彬县、上海、江苏南通、奉天本溪、广东惠州、博罗、佛山等处小股兵力，不到两个月便溃散。而袁世凯则藉此下令解散国民党，滥捕党人，废除国会，完成其独裁政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自行称帝八十三天而亡。
推翻帝制却不懂民主宪政
总结辛亥革命，唯一的成绩是结束名义上的皇朝，不仅结束了满清统治全国的二百六十八年皇朝，也结束了自夏商以来的四千多年皇朝。但统治者的独裁依旧，甚至以人民共和国名义而行个人独裁和小撮人独裁至今。现在，除了台湾之外，民主始终是中国人民渴望和奋斗的目标。孙中山所遗留下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仅仅是一句空泛的鼓励之词，毫无反省意义，检讨意义和吸取教训意义。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是反省，从反省中吸取教训，寻找实现民主的道路。
辛亥革命只是去掉皇朝躯壳，聚积数千年的封建意识仍残留在中国人的骨髓里，以致民国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中国人一向没有民主观念和宪政理念。民主原是西方文化，戊戌之前才输入中国。“五四”倡导民主，很快却被马列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所取代，走入歧途。国民党籍训政之名行蒋介石独裁之实，共产党在延安搞整风，夺取政权后毛泽东的独裁不仅远胜秦始皇，且成为旷世未有的魔王。在大陆的中国人，对民主的普遍反省始自文革之后，成熟于“六四”屠杀的震撼。《零八宪章》的出现，表明民间对民主宪政奋斗的目标已获致共识。轻舟已备，只欠东风。
孙中山政治观念有许多谬误
反思辛亥革命，还需要进一步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重新加以再认识，因为至今还有不少人仍认为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并将三民主义视为未来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
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其实与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和人权普世价值并不相同，它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人权。孙中山自问，甚么叫做民权主义？他答：民，就是“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由此可见，他的“民”不是个体的人，他的“权”不是人民的权利。他自己认为他的民权是针对神权和君权而言，因此他说：“民权革命是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由此推论，等于说，一旦皇帝垮了，就是民权的实现。
至于这个众人的人民从皇帝那里争到权之后该建立怎么样的政权？他说：政权就是民权，就是管理众人的事。于是他将政权和治权分开，政权由四权构成，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覆决权；治权分为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他认为：我们“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于是他自命发明了“权能学说”，将人分为三等，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绝顶聪明的人，后知后觉者只能跟随摹仿，不知不觉者教他也不懂，只能跟着去行。他拿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和刘阿斗作比喻，中国实行民权就是让四万万人做阿斗，有权无能，因此必须信任无权有能的诸葛亮。这是他的民权学说的基本精神。
由四权构成的政权并不是代议制。孙中山很轻视西方的代议制，认为代议制到了中国都变成分赃贪利的猪仔议员，所以他将立法归入政府构架中的治权里面。他也没有提出普选，因为他认为民是“有组织有团体的众人”，自然就没有了个人普选这回事。
他反对联邦制和联省自治，认为中国国情与美国不同，分立必乱，必须统一。他认为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一片散沙，应该少些个人自由，让国家有更多自由。他反对平等是天赋的权利，认为天生万物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就像道路有高低，人有贤智庸愚一样。
他的宪政既然与西方不同，不由普选生国会，且视国会为全权。所以他的宪政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押后：先有军政，然后训政，最后才是宪政。所以在辛亥革命中他没有强调民主宪政，谋求宪政的实现。当宋教仁孜孜不倦地为宪政而努力的时候，他却逍遥于政坛之外，乐意只当他的铁路公司总经理。
今天中国，无论是哪一方的官方正史，都将孙中山领袖化，甚至神化，我倒同意袁伟时教授所说，要破除迷信，还原历史真相，将中国最后一尊偶像从神坛上请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