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鉴于本人在专制下精神被奴化的经历，看到专制帝国媒体继续愚民，许多老人被愚昧至死、新一代依然被毒化的悲剧，所以结合个人体会和学习心得，撰写此文，旨在抛砖引玉。
人们的世界观是通过灌输和自我学习而形塑的，是透过信息和文化形成的“眼镜”观照世界的，所以媒介具有重塑现实的作用。多元的媒介环境，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丰富的参照物，减少比较和辨别的误差，而大陆媒介徒有规模，在一元专制下是趋同的。为维护特权体制的稳定，中共继续沿用几千年来以暴力作后盾、以瞒和骗为宣传手段的伎俩。要改变现状，每个人应当提高媒介素养，摆脱精神奴役，认识自身非人的异化处境，才能在思想上、行动上走向自觉。
一、专制媒介的本质
由于中共专制体制的一元化性质，权力没有法律制衡，触角肆无忌惮地伸向全社会。如果说枪杆子控制民众的肉体，那么笔杆子控制民众的精神。官方媒体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生活中，构成了专制体制的神经系统，单向传递体现专制者意志的声音，不会完全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一些重要的新闻被禁止公开，仅通过中共的《国内动态清样》、《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均为新华社编），及其国保部门遍布社会各单位、各角落的特务所提供的情报等，从内部向上传递，供不同级别的干部参阅。
在专制衰落的后极权时代，一些媒体如南方报系等，不断向民间立场靠拢；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第一次打破了媒介完全被专制垄断的局面。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大陆的媒介依然被当局控制，金盾工程构筑的网络“柏林墙”，将中国网民封锁在自由开放的信息世界之外，为此越来越多的网民学会了“翻墙”，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兴东也承认，他发明的长城防火墙在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面前形同虚设。
依法治国只是中共以党治国的伪装。中共建政后取缔了民间媒体，而且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一再拖延《新闻法》的制订。中共元老陈云赤裸裸地道出了当局的卑劣目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同时，中共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并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媒体。（检索参看《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2005年；《揭开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陶西喆[记者无国界组织、维权网协助]，2007年10月；《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报告之二》，于声雷[维权网协助]，2008年）
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称“主流媒体”的官方媒介并不代表社会真实的主流思想，官媒的虚假与社会的真实呈分裂状态，官媒的宣传秀缺乏公信力，仅仅是仪式性的。
具体来讲，官方媒介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递专制者的声音
发表中共的文件、决议，领导人的指示，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活动和组织的活动，是官方媒介的核心任务。社论、评论、理论等言论性文章，以及“党文化”的文艺和娱乐性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官方的声音。
2．增强专制者的权威性
由于不是通过选票，而是通过权谋和暴力夺取权力，所以为了给自己披上合法性、权威性的外衣，专制者需要利用媒介塑造形象，神化自己。从过去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到今天继续神化中共历史，把社会各方面的“成就”都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通过所谓“正面报道”，进行“伟光正”的政治美容，都是如此。
3．提供服从与奴役的借口
服从权威是需要理由的。在毛泽东执政时代，主要是通过神化领袖、宣传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许诺，来凝聚和动员民众。此时的宣传使绝大多数人盲从和自愿地接受奴役。但谎言在事实面前不可能持久，后毛时代，随着官方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破产，中共主要是通过宣扬民族主义和改善民生的现实承诺，来笼络民众，随着改革的变质，承诺又变成自欺欺人的谎言。此时的宣传只不过是给专制的“泥足巨人”提供貌似强大的伪装，给既不满又恐惧的人们提供忍受的借口，给犬儒的投机者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宣传充分“体贴”悠久的国民性，解决了中国特色的“面子”问题。久而久之，许多国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奴役者组成了彼此适应的共同体。
4．麻痹、分化民众
中共“改革”三十多年来，通过宣扬实用主义、犬儒主义，还民众下半身的部分自由，将人们引向物欲的追求，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麻痹被奴役的痛苦，削弱人们追求公正的反抗意志，而将决定社会进步的核心因素如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等，划为禁区。
所以，专制体制下的官方媒介不是社会的公器，也不是真正的媒介，而是专制者的御用宣传工具。“发明和使用文字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根本标志，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中国人依然是一个生活在前文明时代的中国式奴隶。”（余世存《类人孩们尽朝晖》）
二、专制者利用媒介操控受众的伎俩
1．垄断信息
专制权力的无限制，决定了没有政府与社会的界限、一切有形与无形资源的控制和利用，都以维护专制体制的稳定为核心。所以，瞒与骗是中共惯用的手段。它将客观信息按主观标准分为“正面”与“负面”，对“负面”新闻首先加以隐瞒，掩盖不住就在统一口径的要求下，或者进行歪曲报道（如刘晓波获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艾未未被巨额罚款、陈光诚事件等），或者进行有限报道，淡化处理（如王立军、薄熙来案）。在强力控制的同时，地方政府往往还贿赂收买记者，进行虚假报道，或对“负面”新闻进行封口。
当局还给予《环球时报》这样的官媒一定的特权，在符合官方精神的情况下，可以涉及其它媒体禁止报道的新闻，貌似“大胆、自由、客观”地替官方作宣传。
2．操控舆论
“新闻导向”是中共发明的“操控舆论”的代名词。在没有《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媒体的操作，一是按照中宣部等部门的指示，二是被迫进行自我审查。网站被签署所谓“自律公约”。当局除了对媒体的“错误”报道进行事后惩罚（从处理相关人员到取缔媒体），越来越重视事先控制，在突发事件爆发后，迅速下达内部指令，往往只是口头传达。对网络上的不同声音，则通过网络警察进行封堵、删除，必要时取缔网站。对敢于表达的记者和异议人士，进行威胁、丢职、传唤、刑讯，拘禁、判刑，甚至杀害。为了配合政治操控，当局经常集中力量进行专题宣传，制造轰动效应，吸引民众。有时为了阻止民众对某些新闻的关注，当局会利用媒介制造新的“热点”，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3．弄虚作假
掩盖或歪曲真相，颠倒黑白，弄虚作假，是中共官媒一贯的做法。从土改、朝鲜战争、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到西单民主墙、反自由化、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官媒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罪证昭彰。
官媒公布的所谓政绩和各种统计数字，常常造假，缺乏公信力。官方树立所谓先进、模范的典型报道同样造假，旨在培养模范奴隶和奴才（检索我的《权力的褒奖与褒奖的权利》一文，“民主中国”网2012年5月10日）。
围绕政治需要，中共经常制造社会反应的假象，一方面公开组织活动，让有关人士在媒体上表态；另一方面暗地里雇佣“五毛党”，在网络上进行虚假的民意表达。
4．包装宣传
在专制国家里，理性、科学、文化等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他们都是权力的奴仆，都被用来制造对权力的迷信。为了神化权力，欺骗民众，中共通过媒介宣传，一方面歪曲历史和现实，对权力进行美化和神化；另一方面利用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娱乐性、普及性等特点，对其宣传进行艺术包装，愚乐民众，使其危害更具有隐蔽性，是真正的精神毒品。（检索参看我的《共产专制与现代迷信、》《红色经典 红色毒品》）
5．利用“权威”
在毛时代，中共的宣传多是赤裸裸的直接灌输。而今天，则更多地利用御用学者、文化太监，通过学术、艺术等形式，对民众进行洗脑，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例如当局的喉舌《环球时报》，无视中国专制的本质和残酷的现实，今年6月20日，发表“旅法资深媒体人”郑若麟的文章称：“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
6．扭曲思维
专制者都深信“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它在打造封闭的信息环境的同时，利用人们的思想惰性，通过反复灌输，培养和利用思维定势，混淆是非，扭曲人们的思维方式，达到用统一的“党化”思想消除人们独立思考的目的。比较典型的是，由于中共唯我独尊、以民为敌，所以在宣传上抹黑民众的诉求。正如一则网帖所指出的：“一上访，就是疯子；一上街，就是闹事；一揭露，就是造谣；一理论，就是诽谤；一提议，就是煽动；一批评，就是颠覆；提美国，就是卖国；说台湾，就是分裂；一维权，就是抗法；一反抗，就是谋杀；一投票，就没有资格；一选举，就是敌对势力。”长期下来，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而不是法律至上的惯性思维，公民个体和民间社会的权利意识受到压抑和消解。
7．包揽决定
在宣传中，为了给自己寻找合法性或壮胆，欺骗民众，中共常常强奸民意，绑架舆论，掩盖私欲，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专横地以诸如“中国人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大家一致认为”、“大家纷纷表示”等名义，包装其宣传，所以国人称自己常常“被代表”。
8．贪功为己
中国大陆名为共和国，实为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延续和强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共贪天功为己有，在宣传中将所有的“好事”都用来粉饰自己，从归功于“伟大的领袖”、“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到归功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把自己伪造成不可指摘的全能“上帝”。
9．巧借他言
为了增强宣传的“可信度”，无论是自我美容，还是丑化、攻击内外“敌对势力”，中共常常利用民主国家多元、自由的舆论环境，从境外媒体上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报道或评论，有时利用、收买外国人士或雇佣境外“写手”，貌似客观公正，实为借他人之口、话自己之言。例如，2011年6月29日，重庆举行中华红歌会开幕式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邀请惯于投机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官媒报道，基辛格说他“惊喜地看到重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0．置入观点
在官媒报道中，常常将官方观点置入新闻，将信息与观点混同起来，以达到左右受众判断的目的。例如今年七一，新华社在报道中共党员和基层组织增加的新闻中，最后说“……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11．断章取义
中共在宣传中，在按自己的标准引用正反面的文字时，常常断章取义，加以歪曲，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今年七一，当局无视世界四分之三的国家已实行民主和半民主体制的现实，在新华社“海外看中国”报道中，再次摘录弗朗西斯•福山的“新的论断”——“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用以自我表扬。乍一看，还以为福山是“亲共人士”，但是看一看原文就知道福山所说的“优点”是有限制的，而且并不是对其整体制度的肯定：“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篇文章（《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1年1月17日）还有这样的话官媒没有引用：“中国近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贪污腐败无处不在，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现状。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开发商勾结，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每年出现数千起社会抗议活动（经常是暴力抗议活动）来发泄被压抑的愤怒情绪。”福山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大量出现的侵犯普通中国公民权益的事件出现在北京政府下面最低层级的政府上面……每年都发生数千起社会抗议性的暴力事件，每个事件都被当局控制和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控制暴力事件背后的根源。”（《中国的强大与软弱》）
12．以偏概全
在宣传中，中共当局常常以偏概全地选择素材。例如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是，往往突出领导关怀、如何抢险、救灾英雄、灾民感恩等，而尽量减少灾难危害、灾民困难以及灾难根源、救灾问题的报道。为了掩盖社会整体的真相，粉饰现实，往往选择个别人或事，通过宣传加以放大，尤其是那些所谓先进人物或所谓政绩。例如今年七一，新华社报道一些数据，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政绩”归功于中共，可是却不提这些数据——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 “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名第101位；在美国“自由之家”发布的2011年年度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报告中，中国在196个国家中排在第184位。2011年中国至少有34名记者因“模糊不清”的所谓“煽动颠覆政权”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关押在狱中。“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2010年5月12日《新京报》），由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非洲“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中国”（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中国劳动者何以活出尊严来》2010年3月2日）“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来养人……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吃财政饭的总共是七千万人左右,……七千万人耗掉了GDP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六十，其它的十二亿五千万人只能分享那百分之十二点多的GDP的财富。你想一下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陆已进入社会反抗高峰期》2009年3月）“众所周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的。……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之间。”（熊培云《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整个国家GDP的10％以上。”（袁剑《奇迹的黄昏》第五章“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2004年）可是，中国教育、医疗、养老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0%不到，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60%以上。其中，4%的医疗支出低于8%的世界平均水平。据香港《动向》杂志今年5月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作的 “不完全统计及掌握资料”报道，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在西方居住、工作、持居留权或已加入当地国国籍。据国务院研究室、公安部外事处、外交部等机构统计，省部一级直系亲属持双重国籍情况日趋严重，在已退离休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中有5万6千至6万人持双重国籍；现职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有1万8千至2万人持双重国籍。60%以上高、中级干部不反对、能接受“裸官”的状况；56%以上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地厅级以上干部反对、不支持申报、公开家庭、子女的经济状况及财产来源。“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报》）目前，逃到国外的贪官不下一、二万人，卷走资金上万亿元。有人概括中国人真实的生活是：“读世界最贵的书，看世界最贵的病，住世界最贵的房，吃世界最毒的食品，干世界最长的工时，交世界最多的税，享受世界最少的权利，养世界最多的官，受世界最重的剥削，接受世界最离奇的死法。”
13．双重标准
中共在宣传与实践之间，常常实行双重标准。中共大讲依法治国，却又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嘴上说舆论监督，实际上严控媒体揭露和批评的报道。它要民众依法维权，但又放任官员不作为或非法打压民众的维权。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宣传中，强调向世界领先水平努力，与世界接轨，可是一提政治体制、民主法治等，就强调“中国特色”。“三公消费”每年九千多亿元，而如果全民实行“免费医疗”，每年仅需六千亿元，官方却说没钱。中共大讲和谐，可是对民众的监控和打压，一丝不苟、雷厉风行，面对民众“公布官员财产” 的要求一再拖延，称“条件不成熟”。中共官员宣扬爱国主义，却争相把亲属和赃款移往境外。中共投巨资搞“大外宣”，把官媒办到国外，推销自己，欺骗国际舆论。例如在美国办开辟电视频道，派驻大批记者，可是闭口不谈自己禁止外媒入境，在国内干扰民众自由接触境外媒体及其采访，严格限制外媒记者人数和采访自由（如“美国之音”驻华记者仅有一两人）。在这种影响下，一些盲目的民族主义愤青们面对中共侵犯人权的现象视而不见，可当国际舆论谴责中共时，他们争相和主子一起攻击所谓境外“反华（反共）势力”，谩骂同胞为“汉奸”、“卖国贼”。当年克林顿在北大演讲，经过挑选的学生代表提问时咄咄逼人，但过后照样考托福，纷纷奔向美国。
14．刻意回避
对于中共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不利于中共的新闻，中共官媒往往装聋作哑，刻意回避。例如，官媒在吹嘘中共时有这样一句套话：“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句之间，就跳过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执政的大灾难时期。至于高层腐败、决策失败的丑闻，每年大量的官方侵害民众利益事件，迫害维权和异议人士（例如今年6月，因六四入狱22年、摧残至眼盲耳聋的李旺阳，出狱后因接受外媒采访而“被自杀”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影响），民众抗争事件，更是难以见诸公开报道。与毛时代不同，今天即使是攻击境内外“敌对势力”，除了断章取义地引用个别言论，再不敢完整地将对方的言论公开（例如达赖喇嘛和新疆维吾尔族“叛乱分子”的言论），更勿论所谓“真相”的证据，也不让民众接触其它媒体的报道，防止民众独立思考和判断，以免自己的宣传失灵。
15．混乱逻辑
中共在宣传中总是违背常识，有意混乱逻辑，百般诡辩。本来政权不是人民选举的，却以“三个代表”自居，各级机关和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花纳税人的钱做点事，是政府的职责，可是官媒总是以所谓“政绩”吹捧当局，还让民众“表达”感谢；明明中共自己的专制体制是社会不稳定的总根源，它却用超过军费的纳税人的巨资打压纳税人，进行“维稳”（就连“维稳”本身也成了贪官的腐败工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中共仅仅统治了60多年，就制造了古今中外最大规模的大灾难、大破坏、大腐败，正如中共当年抨击国民党一样：“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明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日趋严重的混乱，中共却还恐吓民众“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如果说结束中共专制，像东欧等地转型国家那样会有一段必经的短暂震荡、混乱，也首先是专制垮台的乱，也比这种专制独裁、强取豪夺的长期“稳定”所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这代价也是中共长期专制所造成的，从长远进步看也是值得付出的。
16．组合效果
媒介报道内容的组合具有再塑现实的作用，尽管是第二现实。受众如果不保持清醒的距离，对现实的认识就容易被官媒遮蔽和扭曲。例如，中共官媒在内容组合时往往按照一定的标准，把所谓“负面报道”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小骂大帮忙，起着精神按摩、安抚民众的作用。正如有人总结央视《新闻联播》的内容模式：“前十分钟，国家领导人很忙，不是出国就是下乡；中间十分钟，全国人民很幸福，不是致富就是丰收；后面十分钟，其他国家都很惨，不是爆炸就是造反。”
17．语言操控
人们是用语言思考的，操控语言是操控思维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这软硬两手的中共，将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语言模式和专用词语，通过官媒的推广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变成普遍性的社会语言，达到强化权威、控制民众思维的目的（检索参看余世存《关于脑残者的语法》）。如新华社新闻写作的“新华体”，还有国人在各个时期常见的词语，如解放前、旧社会、阶级斗争、不明真相、敌对势力、反华势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等等。
在中国，宣传的虚伪与现实真实的分裂，造成官方词语的内涵往往与其外延也是分裂甚至是对立的。例如，“下岗”本来应该与“上岗”相对应，可实际上其外延就是“失业”；“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三年大饥荒”；“群体事件”实际上是“群体抗争”或“示威游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新”本来是时间概念，与好坏无关，经过党文化的改造，其内涵与“新中国”黑暗与灾难的外延真相完全不符。
语言操控还体现在广播、电视的声音效果上。从过去播音员夏青的庄重、雅坤的娴静，方明的爽朗、邢质斌的严肃……到今天年轻主持人的儒雅、活泼、幽默等贴近受众的各种风格，声音的魅力，在消解受众警惕性，提高官方宣传毒化的隐蔽性、渗透性、舒适性和可接受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接触时不要被形式所打动，首先要提防内容，
18．煽情效应
今天官方的宣传与其控制和镇压手段一样，与时俱进，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愚民手段不断提高，做得十分“体贴”人性。其非理性的荒谬实质，有时用貌似理性的包装来掩盖，有时用诉诸情感的方式，麻痹人们的理性。这类诉诸情感的宣传，从声情并茂的语言，撩拨人心的音乐，到悦人眼目的画面、气势磅礴的场景，手段丰富，无所不用，以谈话类、艺术类、娱乐类节目居多。
三、如何防止被专制媒介操控
缺乏信仰、耽于世俗、止于经验的文化传统，加上专制的信息环境，国人的头脑从小就被摧残，接受反教育的毒化。要摆脱“类人孩”的状态，使精神正常发育，只有提高媒介素养，才能在强大的专制文化包围中，使自己的意识减少被操纵。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减少接触
《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作者威廉•夏伊勒当年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仿佛在描述今天的中国：“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所以，我们应尽量减少与官媒宣传的主动接触，防止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2．保持冷静
面对官媒，无论是声势浩大的灌输，还是声情并茂的诱惑，我们要保持冷静，不为其所动，防止情感被煽动。变慢反应节奏，防止思维被其裹挟和同化，这样才能保持思维的独立性。
3．坚持质疑
要保持对媒介的质疑，牢记它们是被强权操纵的统治工具。当官媒提供新闻时，首先要问“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新闻？”“其目的是什么？”“谁是这条新闻的受益者？”官媒对重要事件的报道，往往有所取舍，难免偏颇。当新闻中仅仅引用一种观点时，要想到一定隐瞒了其它不同的观点。
4．思想开放
保持开放的心态，要学会从官媒之外寻找和倾听不同媒介的报道与评论，才能得到较完整的资讯。在多元参照系的比较和思考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5．自省反思
重视自己被专制文化毒害的经历，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观念往往是没有经过思考和选择而被灌输的，对新思想的抵触常常是别人灌输观念的抵触，不一定代表自己的思想和利益，所以，不固执自己过去的观念和思维习惯，承认自己和媒体的局限性，不以自己的主观意愿决定客观真实。以真理信仰为标准，思考新闻所反映的现象和问题，随时准备自我修正和自我否定，在自省反思中寻求归正，培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6．不忘常识
让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正常体验，不受媒介宣传的影响。将官媒的宣传与现实和常识作比较，增强识别其歪理邪说的能力。对司空见惯的现象保持思考和质疑，对生活保持距离使之陌生化，才能对生活敏感，有所发现。
7．探寻根源
官媒常常回避对新闻根源的挖掘，或者有意误导。所以，要善于探究新闻背后的根源，不轻易接受官媒对新闻的阐释。
8．防止同化
媒介的同质化造成受众的同质化，要防止自己的思维和语言被官媒所影响和同化，就必须多接触异质文化背景的媒介，从丰富多元的文化中汲取营养。
9．坚持学习
在信息化社会生存，要学会突破专制文化的封锁（如使用破网软件翻墙）。为了提高宏观把握能力，建立稳定的鉴别准则，将经验和信息判断上升到理性的高度，需要从信仰、理论和知识上努力，不断学习，防止固步自封。（检索参看我的《大陆青年参考书目、影视和网站》。《批判的思考》（如何批判思考、正确推理和合理论证），[美]布鲁克•摩尔等，东方出版社2007年11月。《媒体与民主》，[英]约翰•基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论意识操纵》，[俄]谢•卡拉-穆尔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媒介崇拜论》，樊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3 月。《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展江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草根媒体》[美]丹•吉摩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 月。）
四、结语
生活经验与信息、理论等塑造了文化层面的人，其中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传播的各种信息和理论，是人们了解世界、充实思想、行动决策的重要渠道。在民主国家，媒介的新闻自由有法可依，媒介是社会的公器，不得被独家垄断，民众有权利在各种声音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而在专制文化中，媒介没有《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被权钱所操控，信息和思想来源缺乏多元化，人们的世界观和思想往往被扭曲，产生片面或错误的认识而不自觉。因此，在专制媒介环境下生存的受众，要提高媒介素养，学会辨别、寻找和思考，才能减少意识被操控的危害，对世界和自己的命运有清醒地认识，成为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
2012年7月9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联系邮箱 zxx1960@gmail.com
人们的世界观是通过灌输和自我学习而形塑的，是透过信息和文化形成的“眼镜”观照世界的，所以媒介具有重塑现实的作用。多元的媒介环境，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丰富的参照物，减少比较和辨别的误差，而大陆媒介徒有规模，在一元专制下是趋同的。为维护特权体制的稳定，中共继续沿用几千年来以暴力作后盾、以瞒和骗为宣传手段的伎俩。要改变现状，每个人应当提高媒介素养，摆脱精神奴役，认识自身非人的异化处境，才能在思想上、行动上走向自觉。
一、专制媒介的本质
由于中共专制体制的一元化性质，权力没有法律制衡，触角肆无忌惮地伸向全社会。如果说枪杆子控制民众的肉体，那么笔杆子控制民众的精神。官方媒体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生活中，构成了专制体制的神经系统，单向传递体现专制者意志的声音，不会完全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一些重要的新闻被禁止公开，仅通过中共的《国内动态清样》、《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均为新华社编），及其国保部门遍布社会各单位、各角落的特务所提供的情报等，从内部向上传递，供不同级别的干部参阅。
在专制衰落的后极权时代，一些媒体如南方报系等，不断向民间立场靠拢；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第一次打破了媒介完全被专制垄断的局面。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大陆的媒介依然被当局控制，金盾工程构筑的网络“柏林墙”，将中国网民封锁在自由开放的信息世界之外，为此越来越多的网民学会了“翻墙”，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兴东也承认，他发明的长城防火墙在自由门、无界浏览等“翻墙”软件面前形同虚设。
依法治国只是中共以党治国的伪装。中共建政后取缔了民间媒体，而且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一再拖延《新闻法》的制订。中共元老陈云赤裸裸地道出了当局的卑劣目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同时，中共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并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媒体。（检索参看《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2005年；《揭开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陶西喆[记者无国界组织、维权网协助]，2007年10月；《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报告之二》，于声雷[维权网协助]，2008年）
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称“主流媒体”的官方媒介并不代表社会真实的主流思想，官媒的虚假与社会的真实呈分裂状态，官媒的宣传秀缺乏公信力，仅仅是仪式性的。
具体来讲，官方媒介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递专制者的声音
发表中共的文件、决议，领导人的指示，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活动和组织的活动，是官方媒介的核心任务。社论、评论、理论等言论性文章，以及“党文化”的文艺和娱乐性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官方的声音。
2．增强专制者的权威性
由于不是通过选票，而是通过权谋和暴力夺取权力，所以为了给自己披上合法性、权威性的外衣，专制者需要利用媒介塑造形象，神化自己。从过去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到今天继续神化中共历史，把社会各方面的“成就”都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通过所谓“正面报道”，进行“伟光正”的政治美容，都是如此。
3．提供服从与奴役的借口
服从权威是需要理由的。在毛泽东执政时代，主要是通过神化领袖、宣传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许诺，来凝聚和动员民众。此时的宣传使绝大多数人盲从和自愿地接受奴役。但谎言在事实面前不可能持久，后毛时代，随着官方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破产，中共主要是通过宣扬民族主义和改善民生的现实承诺，来笼络民众，随着改革的变质，承诺又变成自欺欺人的谎言。此时的宣传只不过是给专制的“泥足巨人”提供貌似强大的伪装，给既不满又恐惧的人们提供忍受的借口，给犬儒的投机者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宣传充分“体贴”悠久的国民性，解决了中国特色的“面子”问题。久而久之，许多国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奴役者组成了彼此适应的共同体。
4．麻痹、分化民众
中共“改革”三十多年来，通过宣扬实用主义、犬儒主义，还民众下半身的部分自由，将人们引向物欲的追求，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麻痹被奴役的痛苦，削弱人们追求公正的反抗意志，而将决定社会进步的核心因素如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等，划为禁区。
所以，专制体制下的官方媒介不是社会的公器，也不是真正的媒介，而是专制者的御用宣传工具。“发明和使用文字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根本标志，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中国人依然是一个生活在前文明时代的中国式奴隶。”（余世存《类人孩们尽朝晖》）
二、专制者利用媒介操控受众的伎俩
1．垄断信息
专制权力的无限制，决定了没有政府与社会的界限、一切有形与无形资源的控制和利用，都以维护专制体制的稳定为核心。所以，瞒与骗是中共惯用的手段。它将客观信息按主观标准分为“正面”与“负面”，对“负面”新闻首先加以隐瞒，掩盖不住就在统一口径的要求下，或者进行歪曲报道（如刘晓波获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艾未未被巨额罚款、陈光诚事件等），或者进行有限报道，淡化处理（如王立军、薄熙来案）。在强力控制的同时，地方政府往往还贿赂收买记者，进行虚假报道，或对“负面”新闻进行封口。
当局还给予《环球时报》这样的官媒一定的特权，在符合官方精神的情况下，可以涉及其它媒体禁止报道的新闻，貌似“大胆、自由、客观”地替官方作宣传。
2．操控舆论
“新闻导向”是中共发明的“操控舆论”的代名词。在没有《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媒体的操作，一是按照中宣部等部门的指示，二是被迫进行自我审查。网站被签署所谓“自律公约”。当局除了对媒体的“错误”报道进行事后惩罚（从处理相关人员到取缔媒体），越来越重视事先控制，在突发事件爆发后，迅速下达内部指令，往往只是口头传达。对网络上的不同声音，则通过网络警察进行封堵、删除，必要时取缔网站。对敢于表达的记者和异议人士，进行威胁、丢职、传唤、刑讯，拘禁、判刑，甚至杀害。为了配合政治操控，当局经常集中力量进行专题宣传，制造轰动效应，吸引民众。有时为了阻止民众对某些新闻的关注，当局会利用媒介制造新的“热点”，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3．弄虚作假
掩盖或歪曲真相，颠倒黑白，弄虚作假，是中共官媒一贯的做法。从土改、朝鲜战争、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到西单民主墙、反自由化、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官媒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罪证昭彰。
官媒公布的所谓政绩和各种统计数字，常常造假，缺乏公信力。官方树立所谓先进、模范的典型报道同样造假，旨在培养模范奴隶和奴才（检索我的《权力的褒奖与褒奖的权利》一文，“民主中国”网2012年5月10日）。
围绕政治需要，中共经常制造社会反应的假象，一方面公开组织活动，让有关人士在媒体上表态；另一方面暗地里雇佣“五毛党”，在网络上进行虚假的民意表达。
4．包装宣传
在专制国家里，理性、科学、文化等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他们都是权力的奴仆，都被用来制造对权力的迷信。为了神化权力，欺骗民众，中共通过媒介宣传，一方面歪曲历史和现实，对权力进行美化和神化；另一方面利用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娱乐性、普及性等特点，对其宣传进行艺术包装，愚乐民众，使其危害更具有隐蔽性，是真正的精神毒品。（检索参看我的《共产专制与现代迷信、》《红色经典 红色毒品》）
5．利用“权威”
在毛时代，中共的宣传多是赤裸裸的直接灌输。而今天，则更多地利用御用学者、文化太监，通过学术、艺术等形式，对民众进行洗脑，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例如当局的喉舌《环球时报》，无视中国专制的本质和残酷的现实，今年6月20日，发表“旅法资深媒体人”郑若麟的文章称：“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
6．扭曲思维
专制者都深信“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它在打造封闭的信息环境的同时，利用人们的思想惰性，通过反复灌输，培养和利用思维定势，混淆是非，扭曲人们的思维方式，达到用统一的“党化”思想消除人们独立思考的目的。比较典型的是，由于中共唯我独尊、以民为敌，所以在宣传上抹黑民众的诉求。正如一则网帖所指出的：“一上访，就是疯子；一上街，就是闹事；一揭露，就是造谣；一理论，就是诽谤；一提议，就是煽动；一批评，就是颠覆；提美国，就是卖国；说台湾，就是分裂；一维权，就是抗法；一反抗，就是谋杀；一投票，就没有资格；一选举，就是敌对势力。”长期下来，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而不是法律至上的惯性思维，公民个体和民间社会的权利意识受到压抑和消解。
7．包揽决定
在宣传中，为了给自己寻找合法性或壮胆，欺骗民众，中共常常强奸民意，绑架舆论，掩盖私欲，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专横地以诸如“中国人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大家一致认为”、“大家纷纷表示”等名义，包装其宣传，所以国人称自己常常“被代表”。
8．贪功为己
中国大陆名为共和国，实为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延续和强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共贪天功为己有，在宣传中将所有的“好事”都用来粉饰自己，从归功于“伟大的领袖”、“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到归功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把自己伪造成不可指摘的全能“上帝”。
9．巧借他言
为了增强宣传的“可信度”，无论是自我美容，还是丑化、攻击内外“敌对势力”，中共常常利用民主国家多元、自由的舆论环境，从境外媒体上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报道或评论，有时利用、收买外国人士或雇佣境外“写手”，貌似客观公正，实为借他人之口、话自己之言。例如，2011年6月29日，重庆举行中华红歌会开幕式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邀请惯于投机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官媒报道，基辛格说他“惊喜地看到重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0．置入观点
在官媒报道中，常常将官方观点置入新闻，将信息与观点混同起来，以达到左右受众判断的目的。例如今年七一，新华社在报道中共党员和基层组织增加的新闻中，最后说“……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11．断章取义
中共在宣传中，在按自己的标准引用正反面的文字时，常常断章取义，加以歪曲，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今年七一，当局无视世界四分之三的国家已实行民主和半民主体制的现实，在新华社“海外看中国”报道中，再次摘录弗朗西斯•福山的“新的论断”——“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用以自我表扬。乍一看，还以为福山是“亲共人士”，但是看一看原文就知道福山所说的“优点”是有限制的，而且并不是对其整体制度的肯定：“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篇文章（《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1年1月17日）还有这样的话官媒没有引用：“中国近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贪污腐败无处不在，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现状。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开发商勾结，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每年出现数千起社会抗议活动（经常是暴力抗议活动）来发泄被压抑的愤怒情绪。”福山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大量出现的侵犯普通中国公民权益的事件出现在北京政府下面最低层级的政府上面……每年都发生数千起社会抗议性的暴力事件，每个事件都被当局控制和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控制暴力事件背后的根源。”（《中国的强大与软弱》）
12．以偏概全
在宣传中，中共当局常常以偏概全地选择素材。例如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是，往往突出领导关怀、如何抢险、救灾英雄、灾民感恩等，而尽量减少灾难危害、灾民困难以及灾难根源、救灾问题的报道。为了掩盖社会整体的真相，粉饰现实，往往选择个别人或事，通过宣传加以放大，尤其是那些所谓先进人物或所谓政绩。例如今年七一，新华社报道一些数据，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政绩”归功于中共，可是却不提这些数据——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 “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国民幸福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名第101位；在美国“自由之家”发布的2011年年度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报告中，中国在196个国家中排在第184位。2011年中国至少有34名记者因“模糊不清”的所谓“煽动颠覆政权”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关押在狱中。“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2010年5月12日《新京报》），由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非洲“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中国”（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中国劳动者何以活出尊严来》2010年3月2日）“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来养人……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吃财政饭的总共是七千万人左右,……七千万人耗掉了GDP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六十，其它的十二亿五千万人只能分享那百分之十二点多的GDP的财富。你想一下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陆已进入社会反抗高峰期》2009年3月）“众所周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的。……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之间。”（熊培云《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整个国家GDP的10％以上。”（袁剑《奇迹的黄昏》第五章“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2004年）可是，中国教育、医疗、养老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0%不到，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60%以上。其中，4%的医疗支出低于8%的世界平均水平。据香港《动向》杂志今年5月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作的 “不完全统计及掌握资料”报道，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在西方居住、工作、持居留权或已加入当地国国籍。据国务院研究室、公安部外事处、外交部等机构统计，省部一级直系亲属持双重国籍情况日趋严重，在已退离休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中有5万6千至6万人持双重国籍；现职省部一级高干直系亲属有1万8千至2万人持双重国籍。60%以上高、中级干部不反对、能接受“裸官”的状况；56%以上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地厅级以上干部反对、不支持申报、公开家庭、子女的经济状况及财产来源。“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报》）目前，逃到国外的贪官不下一、二万人，卷走资金上万亿元。有人概括中国人真实的生活是：“读世界最贵的书，看世界最贵的病，住世界最贵的房，吃世界最毒的食品，干世界最长的工时，交世界最多的税，享受世界最少的权利，养世界最多的官，受世界最重的剥削，接受世界最离奇的死法。”
13．双重标准
中共在宣传与实践之间，常常实行双重标准。中共大讲依法治国，却又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嘴上说舆论监督，实际上严控媒体揭露和批评的报道。它要民众依法维权，但又放任官员不作为或非法打压民众的维权。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宣传中，强调向世界领先水平努力，与世界接轨，可是一提政治体制、民主法治等，就强调“中国特色”。“三公消费”每年九千多亿元，而如果全民实行“免费医疗”，每年仅需六千亿元，官方却说没钱。中共大讲和谐，可是对民众的监控和打压，一丝不苟、雷厉风行，面对民众“公布官员财产” 的要求一再拖延，称“条件不成熟”。中共官员宣扬爱国主义，却争相把亲属和赃款移往境外。中共投巨资搞“大外宣”，把官媒办到国外，推销自己，欺骗国际舆论。例如在美国办开辟电视频道，派驻大批记者，可是闭口不谈自己禁止外媒入境，在国内干扰民众自由接触境外媒体及其采访，严格限制外媒记者人数和采访自由（如“美国之音”驻华记者仅有一两人）。在这种影响下，一些盲目的民族主义愤青们面对中共侵犯人权的现象视而不见，可当国际舆论谴责中共时，他们争相和主子一起攻击所谓境外“反华（反共）势力”，谩骂同胞为“汉奸”、“卖国贼”。当年克林顿在北大演讲，经过挑选的学生代表提问时咄咄逼人，但过后照样考托福，纷纷奔向美国。
14．刻意回避
对于中共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不利于中共的新闻，中共官媒往往装聋作哑，刻意回避。例如，官媒在吹嘘中共时有这样一句套话：“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句之间，就跳过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执政的大灾难时期。至于高层腐败、决策失败的丑闻，每年大量的官方侵害民众利益事件，迫害维权和异议人士（例如今年6月，因六四入狱22年、摧残至眼盲耳聋的李旺阳，出狱后因接受外媒采访而“被自杀”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影响），民众抗争事件，更是难以见诸公开报道。与毛时代不同，今天即使是攻击境内外“敌对势力”，除了断章取义地引用个别言论，再不敢完整地将对方的言论公开（例如达赖喇嘛和新疆维吾尔族“叛乱分子”的言论），更勿论所谓“真相”的证据，也不让民众接触其它媒体的报道，防止民众独立思考和判断，以免自己的宣传失灵。
15．混乱逻辑
中共在宣传中总是违背常识，有意混乱逻辑，百般诡辩。本来政权不是人民选举的，却以“三个代表”自居，各级机关和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花纳税人的钱做点事，是政府的职责，可是官媒总是以所谓“政绩”吹捧当局，还让民众“表达”感谢；明明中共自己的专制体制是社会不稳定的总根源，它却用超过军费的纳税人的巨资打压纳税人，进行“维稳”（就连“维稳”本身也成了贪官的腐败工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中共仅仅统治了60多年，就制造了古今中外最大规模的大灾难、大破坏、大腐败，正如中共当年抨击国民党一样：“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明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日趋严重的混乱，中共却还恐吓民众“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乱”。如果说结束中共专制，像东欧等地转型国家那样会有一段必经的短暂震荡、混乱，也首先是专制垮台的乱，也比这种专制独裁、强取豪夺的长期“稳定”所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这代价也是中共长期专制所造成的，从长远进步看也是值得付出的。
16．组合效果
媒介报道内容的组合具有再塑现实的作用，尽管是第二现实。受众如果不保持清醒的距离，对现实的认识就容易被官媒遮蔽和扭曲。例如，中共官媒在内容组合时往往按照一定的标准，把所谓“负面报道”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小骂大帮忙，起着精神按摩、安抚民众的作用。正如有人总结央视《新闻联播》的内容模式：“前十分钟，国家领导人很忙，不是出国就是下乡；中间十分钟，全国人民很幸福，不是致富就是丰收；后面十分钟，其他国家都很惨，不是爆炸就是造反。”
17．语言操控
人们是用语言思考的，操控语言是操控思维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这软硬两手的中共，将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语言模式和专用词语，通过官媒的推广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变成普遍性的社会语言，达到强化权威、控制民众思维的目的（检索参看余世存《关于脑残者的语法》）。如新华社新闻写作的“新华体”，还有国人在各个时期常见的词语，如解放前、旧社会、阶级斗争、不明真相、敌对势力、反华势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等等。
在中国，宣传的虚伪与现实真实的分裂，造成官方词语的内涵往往与其外延也是分裂甚至是对立的。例如，“下岗”本来应该与“上岗”相对应，可实际上其外延就是“失业”；“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三年大饥荒”；“群体事件”实际上是“群体抗争”或“示威游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的“新”本来是时间概念，与好坏无关，经过党文化的改造，其内涵与“新中国”黑暗与灾难的外延真相完全不符。
语言操控还体现在广播、电视的声音效果上。从过去播音员夏青的庄重、雅坤的娴静，方明的爽朗、邢质斌的严肃……到今天年轻主持人的儒雅、活泼、幽默等贴近受众的各种风格，声音的魅力，在消解受众警惕性，提高官方宣传毒化的隐蔽性、渗透性、舒适性和可接受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接触时不要被形式所打动，首先要提防内容，
18．煽情效应
今天官方的宣传与其控制和镇压手段一样，与时俱进，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愚民手段不断提高，做得十分“体贴”人性。其非理性的荒谬实质，有时用貌似理性的包装来掩盖，有时用诉诸情感的方式，麻痹人们的理性。这类诉诸情感的宣传，从声情并茂的语言，撩拨人心的音乐，到悦人眼目的画面、气势磅礴的场景，手段丰富，无所不用，以谈话类、艺术类、娱乐类节目居多。
三、如何防止被专制媒介操控
缺乏信仰、耽于世俗、止于经验的文化传统，加上专制的信息环境，国人的头脑从小就被摧残，接受反教育的毒化。要摆脱“类人孩”的状态，使精神正常发育，只有提高媒介素养，才能在强大的专制文化包围中，使自己的意识减少被操纵。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减少接触
《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作者威廉•夏伊勒当年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仿佛在描述今天的中国：“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所以，我们应尽量减少与官媒宣传的主动接触，防止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2．保持冷静
面对官媒，无论是声势浩大的灌输，还是声情并茂的诱惑，我们要保持冷静，不为其所动，防止情感被煽动。变慢反应节奏，防止思维被其裹挟和同化，这样才能保持思维的独立性。
3．坚持质疑
要保持对媒介的质疑，牢记它们是被强权操纵的统治工具。当官媒提供新闻时，首先要问“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新闻？”“其目的是什么？”“谁是这条新闻的受益者？”官媒对重要事件的报道，往往有所取舍，难免偏颇。当新闻中仅仅引用一种观点时，要想到一定隐瞒了其它不同的观点。
4．思想开放
保持开放的心态，要学会从官媒之外寻找和倾听不同媒介的报道与评论，才能得到较完整的资讯。在多元参照系的比较和思考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5．自省反思
重视自己被专制文化毒害的经历，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观念往往是没有经过思考和选择而被灌输的，对新思想的抵触常常是别人灌输观念的抵触，不一定代表自己的思想和利益，所以，不固执自己过去的观念和思维习惯，承认自己和媒体的局限性，不以自己的主观意愿决定客观真实。以真理信仰为标准，思考新闻所反映的现象和问题，随时准备自我修正和自我否定，在自省反思中寻求归正，培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6．不忘常识
让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正常体验，不受媒介宣传的影响。将官媒的宣传与现实和常识作比较，增强识别其歪理邪说的能力。对司空见惯的现象保持思考和质疑，对生活保持距离使之陌生化，才能对生活敏感，有所发现。
7．探寻根源
官媒常常回避对新闻根源的挖掘，或者有意误导。所以，要善于探究新闻背后的根源，不轻易接受官媒对新闻的阐释。
8．防止同化
媒介的同质化造成受众的同质化，要防止自己的思维和语言被官媒所影响和同化，就必须多接触异质文化背景的媒介，从丰富多元的文化中汲取营养。
9．坚持学习
在信息化社会生存，要学会突破专制文化的封锁（如使用破网软件翻墙）。为了提高宏观把握能力，建立稳定的鉴别准则，将经验和信息判断上升到理性的高度，需要从信仰、理论和知识上努力，不断学习，防止固步自封。（检索参看我的《大陆青年参考书目、影视和网站》。《批判的思考》（如何批判思考、正确推理和合理论证），[美]布鲁克•摩尔等，东方出版社2007年11月。《媒体与民主》，[英]约翰•基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论意识操纵》，[俄]谢•卡拉-穆尔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媒介崇拜论》，樊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3 月。《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展江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草根媒体》[美]丹•吉摩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 月。）
四、结语
生活经验与信息、理论等塑造了文化层面的人，其中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传播的各种信息和理论，是人们了解世界、充实思想、行动决策的重要渠道。在民主国家，媒介的新闻自由有法可依，媒介是社会的公器，不得被独家垄断，民众有权利在各种声音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而在专制文化中，媒介没有《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被权钱所操控，信息和思想来源缺乏多元化，人们的世界观和思想往往被扭曲，产生片面或错误的认识而不自觉。因此，在专制媒介环境下生存的受众，要提高媒介素养，学会辨别、寻找和思考，才能减少意识被操控的危害，对世界和自己的命运有清醒地认识，成为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
2012年7月9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联系邮箱 zxx196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