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十、顶层运作和民主路线图
民主路线图和民主时间表是二位一体密不可分的，我们在行文时把二者分开，是因为考虑到中国今天的现实状况。众所周知，无论根据其他同类国家的情况类推，还是按世界走向民主化的人均收入线（5000美元）临界点，抑或按今日中国社会的爆炸性局面看，今后十年都是中国民主化的关节点，所以，首先谈谈时间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明眼人皆知已经时不我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仔细看看今日中国的统治状态，却又不能不正视事情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当局凭借着举世无双的全面控制社会权力的态势（不仅是公检法司，而且尤其是军队，不仅是庞大的国企体系，还有全国的财政收入），它仍然可能文武并用钱权并举硬性支撑长久维持。这样，中国的民主路线图问题就和其他国家、和历史上的一切前例都不一样，非常值得单独一说。
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最好、最近、也最鲜明的样板，无疑是仍在推进中的缅甸。缅甸的民主路线图如下：
第一步，重新召开国民大会；
第二步，探索建立有章可循的民主制度；
（完成情况：2004年5月至7月，缅甸恢复举行中断8年的制宪国民大会，讨论制定新宪法事宜，2005年2月至3月，缅甸再次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制宪问题。2005年底又开国民大会。2007年9月，国民大会完成使命。）
第三步，起草新宪法；
（完成情况：2007年10月，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国民大会确定的制宪原则起草新宪法。2008年2月，宣布已经完成新宪法起草工作。)
第四步，全民公投通过宪法；（完成情况：2008年5月10日开始宪法公投，选民已经以压倒性的票数批准了新宪法。)
第五步，举行公平的大选组成议会；（完成情况：2010年11月7日，大选将拉开帷幕，3000多名候选人将参加竞选。)
第六步，按照新宪法召开立法会议；
第七步，由议会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政府及其他中央机关，建立现代、发达和民主的法治国家。 （完成情况：2010年 月 日，选举产生总统吴登盛。）
众所周知，缅甸的这一进程是在军政府操纵下完成的，吴登盛其实只是军政府的代理人，而且，军方至今在背后仍然实际控制着局势，因此，缅甸的民主仍然处于可能发生逆转的状况。不过，只要从前的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不受到严重威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前的血债派人物自然死亡，缅甸的民主进程就会水到渠成，进入真正的民主化时代，缅甸的军队也会最终实现国家化。显然，缅甸的民主路线图有其普遍性的一面，那就是举行国民大会、全民公决新宪法草案、举行多党制的全国选举、向民选政府移交国家权力等。
但是，从中国来说，当局至今顽固坚持“五不搞”，这样，我们的路线图就不可能是从举行国民大会开始，而是要为举行国民大会提供先决条件，也就是首先要确定从今天的现状走到举行国民大会的路线！
与此相应的问题是，缅甸的民主路线图是当局提出来的，我国政府当局迄今为止的态度却是“五不搞”，而程序化的和平转型是必须由政府主导、至少是在和政府谈判妥协彼此商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在波兰非常典型，在其他东欧国家也很普遍）。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的路线图首先是必须走向当年的东欧那种状况，或者说，我们首先必须制定走向缅甸式民主路线图的前路线图。显然，这样的路线图并不一定要当局同意，甚至不一定要大肆炒作，但却必须心中有数，必须能够行之有效的成功推进。而这种路线图的目的，则还是在于迫使当局和我们一起制定从召开国民大会到选举产生国家元首的路线图。当然，根据中国的国情，为了稳妥起见，可以和当局协商采取增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变革方式，采取分步到位方式。但是，无论如何，确保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权，确保包括宅基地、住宅、农林牧渔业用地的私有财产权，确保全部公民自由权，确保司法独立和公民起诉权，确保出入国境自由权，必须是制定民主路线图的前提。道理很简单，没有基本的公民自由，就没有民主制度确立的基础。
十一、顶层运作和中层与底层的关系
顶层运作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那就是由于极其残酷的打压，虽然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仍然缺少一个必要的中枢系统。民主化是和多元化二位一体的，反对派的中枢可以不止一个。但问题是今日中国一个反对派中枢都没有，所以，及早形成一个反对派中枢，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开展运作，全面和执政党相颉颃，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
目前中国的基本情势，是经过一个多花甲的历史和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的公开发展、成长的结果，虽然一再被砍去头颅，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从社会层面来说，已经全面铺开，举国上下，无论首都、还是外省城市、乡村内地甚至沿海山区，到处都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就底层运作而言，最基本的层级是争取合理合法的本位利益，无论是劳动待遇、私有财产权利，还是争取公平正义，反对歧视打压，亦或是反对以权压人、反对行贿受贿，总之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在的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滥用权力的殊死抗争是无所不在的。
由这种抗争升级而形成的维权活动则属于第二个层级，如果说第一个层级的抗争还是日常化的、普泛化的、并没有影响到日常生活，那么第二个层级的抗争则是那些专门化的、已经脱离日常生活的、和支配者、统治者取正面相抗衡的形式了，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上访、抗议以及一定程度的抱团取暖，也包括那些虽然没有遭到直接迫害，但从思想上精神上对民主人权、普世价值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在不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在网络上和现实中自觉地主动地去从事维权活动，去成立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NGO，甚至开始争取政治权利，私下摸索成立政治组织的途径。
社会底层的第三层级，是按照中国当前的法律公开要求政治权利，公开从事宪法和法律允许但现实社会中却被当局禁止的村民自治活动和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以及开展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活动等。
致力整合反对派力量的顶层运作，一方面本身就是上述底层运作的升华，因为这里所谓的顶层运作者本身就来自底层，并且曾经是长期从事过底层运作的，另一方面，顶层运作又必须依托底层运作，为底层运作服务，替底层运作代言，当然，也必须自始至终和底层运作保持血肉联系，不仅听取其意见，而且随时注意吸纳底层精英，一起来开展工作。
这里所说的中层运作，特指那些已经认识到了全国一盘棋，并且正在从各种方面进行凝聚整合的民主人权力量。众所周知，中国当代的民主人权运动其实至少早就走在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前列，连捷克的“77宪章”运动都晚于中国的“四五”运动，而在波兰团结工会崭露头角的时候，中国民主墙运动的余脉民办刊物运动也推出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自那以后，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就一直在致力于全国性的整合。
尤其重要的是，自从邓小平死后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进入可以公开积累的时代以来，一直有大量的志士仁人在致力全国力量的整合，大家从网络上、从现实生活中极力推进，有的采取由下而上的滚雪球方式，有的采取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模式，从政治化程度来说，有的曲线救国，由淡化政治色彩的NGO着手，有的由虚入实，从网络到生活。尽管其中的一些已经因为严打而夭折，但更多的仍然在顽强不屈的艰难成长。
应该说，这些运作本身也都指向顶层运作。那么，这里为什么只是把它们称之为中层运作？原因在于它们的运作都还没有直接和当局正面交锋，没能担负起和当局正面交涉的责任，当然，更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中枢。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零八宪章》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顶层运作，不过，由于形格势禁，迄今为止它也没能做到以上三条，虽然假以时日它可能还是最成功的。
显然，未来的先锋性的顶层运作必将从今日的中层运作中脱颖而出，同时，它会对现有的中层运作进行有效地整合，当然，也只是其中某些部分的整合。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在社会大分层、观念大分化、利益大冲突、各种政治力量大发展的形势下，随着政治自由度的大幅上升，代表不同利益不同诉求的各种中层运作也会随着先锋性的顶层运作作为顶层运作纷至沓来。这样，先锋性的顶层运作只是历史的开路者，只是多种可能的顶层运作中的其中一员。也就是说，今日中国的中层运作是推出顶层运作的巨人之肩，当第一个顶层运作相对成功的推出之后，众多的中层运作必将紧紧跟上甚至后来居上。这样，先锋性的顶层运作要想无愧于历史，则必须使自己能为底层运作充分认可，必须尽可能有效地整合现有的中层运作群体，必须创建一个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大平台。
十二、顶层结构的形成
说到这里，如上这个先锋性的顶层运作所应该具有的结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任何民主的组织，其顶层结构都不是自在自为的 ，而是由下而上确立的，是通过选举或者协商予以授权从而形成的。但是，以上情况是针对成熟的民主组织而言，成熟的民主组织又只能存在于成熟的民主制度之下。
从历史上看，作为专制统治对立面产生的反对派，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通常都不可能按部就班的依照民主原则确立，恰好相反，几乎都是先有一个坚强稳定的核心，然后在抗争中凝聚队伍，形成中基层结构，才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以上核心本身也是历史潮流的产物，并且是因为在社会上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才应运而生的。当然，这种情况下，作为专制统治对立面产生的反对派，其本身是否会成为新的专制体系也是个问题，不过，相对于突破一元化专制统治而言，这种可能的后患毕竟只是前进中的阴暗一角，作为前进中的问题必须在前进中解决。况且，只要形成政治多元化规则一元化局面，那么，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互相制约必定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局面，正如我们在台湾已经看到的那样，国民党是一个贪污腐败专横暴戾的政党，民进党上台后也大搞贪污腐败，但是，由于两（多）党竞争，民众有选择的余地，也有揭露评判攻讦唾弃的权利，其结果政治还是迅速清明起来，无论国民党、民进党，再也无法变成独裁者的工具。
所以，从大陆来说，今日中国的形势注定了民主人权力量最先出现的组织结构必然和民主时代正常情况下有所不同，因为其产生方式完全不同。
可以预料的是，本文所言的顶层结构必然是由一批先锋人士以某种创造性方式推出的，必然首先是以其客观上的代表性取得其地位的，并且必须是能经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挑得起历史重担，能够在突破一元化统治政治、确立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这一阶段中发挥民间中枢的作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地打开顶层运作的通道，创造性的开展和官方的政治对话，在卓有成效的对话中凝聚精英群体，尽可能的吸纳中层运作领袖和底层精英进入团队，逐步建立健全一个有充分感召力、有雄厚社会基础、有较为全面的领导、组织、宣传、对话和实施能力的工作班子，就成为创造顶层结构的几个基本要素。
十三、顶层运作的作用、目的和历史使命
顶层运作是历史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宜之计。
有人说，既然要中国走向民主，那么，一个民主社团本身就应该是民主的典范。
这话看起来天经地义。但是，这种天经地义只能针对民主时代而言，在一元化专制高压下，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经历了六十多年，从“四五”运动算起也已经三十多年了，中国不仅没有一个依民主原则建立的全国性民主团体，哪怕是网络性的、地方性的民主团体也无法建立！所以，按这种“民主社团必须首先是民主的典范”去限制其产生，也就是要它永远也不要产生。
如前所述，全世界一百多个已经走向民主的国家，应该说没有哪一个是先出现了作为民主典范的民主团体，才形成了民主制度的，在这个问题上今日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那么，今日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力量开展顶层运作？如前所述，这是因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如果不是被一元化统治严厉打压无法正常发展，早就把中国推向了政治力量多元化时代，而即使在这种打压之下，中国民主人权活动的底层运作和中层运作也已经高度发达。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本文倡导的这种顶层运作，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就不可能迅速的进入和执政党与政府进行正面交涉，使中国进入实质上的政治多元化时代，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相反，成功的顶层运作则必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当代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立即进入一个官民博弈的崭新时代，使朝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绝对弱势变成相对弱势，使对执政集团的监督制约真正成为可能，使走向民主的政治协商提上历史日程。这样，顶层运作的目的也就明确了。那就是：在目前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和当局开展对话协商的方式整合全国民主人权力量，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到提出民主化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崭新阶段。
顶层运作形成的民间力量中枢毕竟是没有正式授权的，因此，它虽然是一个领导结构，却也只是一个非正式机构。这样，它就有两个方面的合法化问题，第一是内部的合法化问题，也就是由反对派本身的社会基础以选举的方式自下而上予以认可的问题，第二是在政府的相关机构合法注册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合法化孰先孰后，看来不能做什么预设。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如果当局对社会的控制以式微方式弱化，那么，反对派不经当局同意就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以选举领导机构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届时当局还能从形式上控制住局面，又被迫允许反对派以某种形式进行注册，那么先有组织的合法化，再通过代表大会选举正式领导机构是天经地义的。
一旦反对派组织因此合法化，并且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出最高领导机构，那么，本文倡导的民主运动的顶层运作的历史使命也就胜利完成了。
2012年7月7日
十、顶层运作和民主路线图
民主路线图和民主时间表是二位一体密不可分的，我们在行文时把二者分开，是因为考虑到中国今天的现实状况。众所周知，无论根据其他同类国家的情况类推，还是按世界走向民主化的人均收入线（5000美元）临界点，抑或按今日中国社会的爆炸性局面看，今后十年都是中国民主化的关节点，所以，首先谈谈时间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明眼人皆知已经时不我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仔细看看今日中国的统治状态，却又不能不正视事情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当局凭借着举世无双的全面控制社会权力的态势（不仅是公检法司，而且尤其是军队，不仅是庞大的国企体系，还有全国的财政收入），它仍然可能文武并用钱权并举硬性支撑长久维持。这样，中国的民主路线图问题就和其他国家、和历史上的一切前例都不一样，非常值得单独一说。
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最好、最近、也最鲜明的样板，无疑是仍在推进中的缅甸。缅甸的民主路线图如下：
第一步，重新召开国民大会；
第二步，探索建立有章可循的民主制度；
（完成情况：2004年5月至7月，缅甸恢复举行中断8年的制宪国民大会，讨论制定新宪法事宜，2005年2月至3月，缅甸再次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制宪问题。2005年底又开国民大会。2007年9月，国民大会完成使命。）
第三步，起草新宪法；
（完成情况：2007年10月，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国民大会确定的制宪原则起草新宪法。2008年2月，宣布已经完成新宪法起草工作。)
第四步，全民公投通过宪法；（完成情况：2008年5月10日开始宪法公投，选民已经以压倒性的票数批准了新宪法。)
第五步，举行公平的大选组成议会；（完成情况：2010年11月7日，大选将拉开帷幕，3000多名候选人将参加竞选。)
第六步，按照新宪法召开立法会议；
第七步，由议会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政府及其他中央机关，建立现代、发达和民主的法治国家。 （完成情况：2010年 月 日，选举产生总统吴登盛。）
众所周知，缅甸的这一进程是在军政府操纵下完成的，吴登盛其实只是军政府的代理人，而且，军方至今在背后仍然实际控制着局势，因此，缅甸的民主仍然处于可能发生逆转的状况。不过，只要从前的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不受到严重威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前的血债派人物自然死亡，缅甸的民主进程就会水到渠成，进入真正的民主化时代，缅甸的军队也会最终实现国家化。显然，缅甸的民主路线图有其普遍性的一面，那就是举行国民大会、全民公决新宪法草案、举行多党制的全国选举、向民选政府移交国家权力等。
但是，从中国来说，当局至今顽固坚持“五不搞”，这样，我们的路线图就不可能是从举行国民大会开始，而是要为举行国民大会提供先决条件，也就是首先要确定从今天的现状走到举行国民大会的路线！
与此相应的问题是，缅甸的民主路线图是当局提出来的，我国政府当局迄今为止的态度却是“五不搞”，而程序化的和平转型是必须由政府主导、至少是在和政府谈判妥协彼此商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在波兰非常典型，在其他东欧国家也很普遍）。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的路线图首先是必须走向当年的东欧那种状况，或者说，我们首先必须制定走向缅甸式民主路线图的前路线图。显然，这样的路线图并不一定要当局同意，甚至不一定要大肆炒作，但却必须心中有数，必须能够行之有效的成功推进。而这种路线图的目的，则还是在于迫使当局和我们一起制定从召开国民大会到选举产生国家元首的路线图。当然，根据中国的国情，为了稳妥起见，可以和当局协商采取增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变革方式，采取分步到位方式。但是，无论如何，确保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权，确保包括宅基地、住宅、农林牧渔业用地的私有财产权，确保全部公民自由权，确保司法独立和公民起诉权，确保出入国境自由权，必须是制定民主路线图的前提。道理很简单，没有基本的公民自由，就没有民主制度确立的基础。
十一、顶层运作和中层与底层的关系
顶层运作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那就是由于极其残酷的打压，虽然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仍然缺少一个必要的中枢系统。民主化是和多元化二位一体的，反对派的中枢可以不止一个。但问题是今日中国一个反对派中枢都没有，所以，及早形成一个反对派中枢，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开展运作，全面和执政党相颉颃，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
目前中国的基本情势，是经过一个多花甲的历史和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的公开发展、成长的结果，虽然一再被砍去头颅，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从社会层面来说，已经全面铺开，举国上下，无论首都、还是外省城市、乡村内地甚至沿海山区，到处都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就底层运作而言，最基本的层级是争取合理合法的本位利益，无论是劳动待遇、私有财产权利，还是争取公平正义，反对歧视打压，亦或是反对以权压人、反对行贿受贿，总之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在的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滥用权力的殊死抗争是无所不在的。
由这种抗争升级而形成的维权活动则属于第二个层级，如果说第一个层级的抗争还是日常化的、普泛化的、并没有影响到日常生活，那么第二个层级的抗争则是那些专门化的、已经脱离日常生活的、和支配者、统治者取正面相抗衡的形式了，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上访、抗议以及一定程度的抱团取暖，也包括那些虽然没有遭到直接迫害，但从思想上精神上对民主人权、普世价值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在不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在网络上和现实中自觉地主动地去从事维权活动，去成立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NGO，甚至开始争取政治权利，私下摸索成立政治组织的途径。
社会底层的第三层级，是按照中国当前的法律公开要求政治权利，公开从事宪法和法律允许但现实社会中却被当局禁止的村民自治活动和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以及开展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活动等。
致力整合反对派力量的顶层运作，一方面本身就是上述底层运作的升华，因为这里所谓的顶层运作者本身就来自底层，并且曾经是长期从事过底层运作的，另一方面，顶层运作又必须依托底层运作，为底层运作服务，替底层运作代言，当然，也必须自始至终和底层运作保持血肉联系，不仅听取其意见，而且随时注意吸纳底层精英，一起来开展工作。
这里所说的中层运作，特指那些已经认识到了全国一盘棋，并且正在从各种方面进行凝聚整合的民主人权力量。众所周知，中国当代的民主人权运动其实至少早就走在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前列，连捷克的“77宪章”运动都晚于中国的“四五”运动，而在波兰团结工会崭露头角的时候，中国民主墙运动的余脉民办刊物运动也推出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自那以后，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就一直在致力于全国性的整合。
尤其重要的是，自从邓小平死后中国的民主人权力量进入可以公开积累的时代以来，一直有大量的志士仁人在致力全国力量的整合，大家从网络上、从现实生活中极力推进，有的采取由下而上的滚雪球方式，有的采取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模式，从政治化程度来说，有的曲线救国，由淡化政治色彩的NGO着手，有的由虚入实，从网络到生活。尽管其中的一些已经因为严打而夭折，但更多的仍然在顽强不屈的艰难成长。
应该说，这些运作本身也都指向顶层运作。那么，这里为什么只是把它们称之为中层运作？原因在于它们的运作都还没有直接和当局正面交锋，没能担负起和当局正面交涉的责任，当然，更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中枢。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零八宪章》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顶层运作，不过，由于形格势禁，迄今为止它也没能做到以上三条，虽然假以时日它可能还是最成功的。
显然，未来的先锋性的顶层运作必将从今日的中层运作中脱颖而出，同时，它会对现有的中层运作进行有效地整合，当然，也只是其中某些部分的整合。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在社会大分层、观念大分化、利益大冲突、各种政治力量大发展的形势下，随着政治自由度的大幅上升，代表不同利益不同诉求的各种中层运作也会随着先锋性的顶层运作作为顶层运作纷至沓来。这样，先锋性的顶层运作只是历史的开路者，只是多种可能的顶层运作中的其中一员。也就是说，今日中国的中层运作是推出顶层运作的巨人之肩，当第一个顶层运作相对成功的推出之后，众多的中层运作必将紧紧跟上甚至后来居上。这样，先锋性的顶层运作要想无愧于历史，则必须使自己能为底层运作充分认可，必须尽可能有效地整合现有的中层运作群体，必须创建一个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大平台。
十二、顶层结构的形成
说到这里，如上这个先锋性的顶层运作所应该具有的结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任何民主的组织，其顶层结构都不是自在自为的 ，而是由下而上确立的，是通过选举或者协商予以授权从而形成的。但是，以上情况是针对成熟的民主组织而言，成熟的民主组织又只能存在于成熟的民主制度之下。
从历史上看，作为专制统治对立面产生的反对派，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通常都不可能按部就班的依照民主原则确立，恰好相反，几乎都是先有一个坚强稳定的核心，然后在抗争中凝聚队伍，形成中基层结构，才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以上核心本身也是历史潮流的产物，并且是因为在社会上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才应运而生的。当然，这种情况下，作为专制统治对立面产生的反对派，其本身是否会成为新的专制体系也是个问题，不过，相对于突破一元化专制统治而言，这种可能的后患毕竟只是前进中的阴暗一角，作为前进中的问题必须在前进中解决。况且，只要形成政治多元化规则一元化局面，那么，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互相制约必定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局面，正如我们在台湾已经看到的那样，国民党是一个贪污腐败专横暴戾的政党，民进党上台后也大搞贪污腐败，但是，由于两（多）党竞争，民众有选择的余地，也有揭露评判攻讦唾弃的权利，其结果政治还是迅速清明起来，无论国民党、民进党，再也无法变成独裁者的工具。
所以，从大陆来说，今日中国的形势注定了民主人权力量最先出现的组织结构必然和民主时代正常情况下有所不同，因为其产生方式完全不同。
可以预料的是，本文所言的顶层结构必然是由一批先锋人士以某种创造性方式推出的，必然首先是以其客观上的代表性取得其地位的，并且必须是能经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挑得起历史重担，能够在突破一元化统治政治、确立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这一阶段中发挥民间中枢的作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地打开顶层运作的通道，创造性的开展和官方的政治对话，在卓有成效的对话中凝聚精英群体，尽可能的吸纳中层运作领袖和底层精英进入团队，逐步建立健全一个有充分感召力、有雄厚社会基础、有较为全面的领导、组织、宣传、对话和实施能力的工作班子，就成为创造顶层结构的几个基本要素。
十三、顶层运作的作用、目的和历史使命
顶层运作是历史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宜之计。
有人说，既然要中国走向民主，那么，一个民主社团本身就应该是民主的典范。
这话看起来天经地义。但是，这种天经地义只能针对民主时代而言，在一元化专制高压下，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经历了六十多年，从“四五”运动算起也已经三十多年了，中国不仅没有一个依民主原则建立的全国性民主团体，哪怕是网络性的、地方性的民主团体也无法建立！所以，按这种“民主社团必须首先是民主的典范”去限制其产生，也就是要它永远也不要产生。
如前所述，全世界一百多个已经走向民主的国家，应该说没有哪一个是先出现了作为民主典范的民主团体，才形成了民主制度的，在这个问题上今日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那么，今日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力量开展顶层运作？如前所述，这是因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如果不是被一元化统治严厉打压无法正常发展，早就把中国推向了政治力量多元化时代，而即使在这种打压之下，中国民主人权活动的底层运作和中层运作也已经高度发达。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本文倡导的这种顶层运作，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就不可能迅速的进入和执政党与政府进行正面交涉，使中国进入实质上的政治多元化时代，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相反，成功的顶层运作则必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当代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立即进入一个官民博弈的崭新时代，使朝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绝对弱势变成相对弱势，使对执政集团的监督制约真正成为可能，使走向民主的政治协商提上历史日程。这样，顶层运作的目的也就明确了。那就是：在目前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和当局开展对话协商的方式整合全国民主人权力量，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到提出民主化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崭新阶段。
顶层运作形成的民间力量中枢毕竟是没有正式授权的，因此，它虽然是一个领导结构，却也只是一个非正式机构。这样，它就有两个方面的合法化问题，第一是内部的合法化问题，也就是由反对派本身的社会基础以选举的方式自下而上予以认可的问题，第二是在政府的相关机构合法注册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合法化孰先孰后，看来不能做什么预设。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如果当局对社会的控制以式微方式弱化，那么，反对派不经当局同意就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以选举领导机构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届时当局还能从形式上控制住局面，又被迫允许反对派以某种形式进行注册，那么先有组织的合法化，再通过代表大会选举正式领导机构是天经地义的。
一旦反对派组织因此合法化，并且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出最高领导机构，那么，本文倡导的民主运动的顶层运作的历史使命也就胜利完成了。
2012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