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是：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革命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文/袁伟时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一）“国父”帽子真与假
阳光：港台地区，谈到孙中山，口口声声离不了“国父”。仁兄认同吗？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1]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阳光：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为什么1921年4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阳光：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小弟稍安勿躁！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 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于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2]，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二）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阳光：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的功勋，是应该写入史册的。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
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阳光：这么一场革命，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4]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5]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历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干脆以《杀！》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6]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钊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7]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8]
北洋时期，尽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确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荡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三）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阳光：不过，这次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确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将，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谘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锟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复到晚清贪泉泛滥的光景。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阳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你无法否认吧？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别？
阳光：可是，你说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这正好证实传统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革命就半途而废了。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历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1909年1月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确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9]消息传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争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态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会、善团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舍弃众人推选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织“国是会议”，草拟宪法草案，力图组织商人政府。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阳光：不要忘记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人们认为他们的软弱性表现在不敢发动工农！
袁：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
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卷入革命的方式，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并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奸淫，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别轻易尝试。
（四）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阳光：那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什么？
三权分立架构被摧毁，言论自由被扼杀，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具体说来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这是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
阳光：时间那么长？
袁：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毁了原有社会架构，要重建新的架构，谈何容易！
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将群龙无首，各派争权夺利，固然是内战重要根源。国民党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见，直至抗日战争才止息吗？我看不出，这些革命口号震天价响的同志，与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别。
归根到底，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枪！如果坚持在大清帝国内部进行改革，内战不息的局面应该可以避免。战胜者总是把他们打倒的对象说成无可救药，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
阳光：人们对清末的改革绝望了。
袁：一个敢于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着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
阳光：这个说法非常新鲜。有根据吗？
袁：请看四大事实：
第一．十来个人关起门来，急速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把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架空已经当选的大总统袁世凯，招惹袁氏反扑。府院之争，议员全面腐化，也是这个宪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灾祸！
第二．孙文和国民党，眼睛只盯着夺取最高权力，没有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错误地发动“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让袁世凯找到藉口，使国会停止运作。发动历时五年的“护法战争”，本身做了很多违法勾当，而对国家发展，了无建树。发动北伐战争，结果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党国体制！
第三．出尔反尔，与力主“联省自治”，建立广东“模范省”，进而建立美国式联邦的陈炯明决裂。广东战火重燃，熄灭全国内战的计划破产。
第四．与苏俄和冯玉祥联手，操纵学生运动，使段祺瑞苦心组织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关税会议，和冀图效法费城会议的制宪会议功败垂成。
辛亥革命因此彻底终结。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阳光：太复杂了。简单说说留下什么教训好不好？
袁：每一件事都一言难尽，都应写成一篇长文来解释。上述观点，必然引起许多人围攻。不过，学者总要不计利害，说点真话。学术必须多元并存，激荡切磋。研究和表达的自由，是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一得之见，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至于教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坚忍不拔，致力于普及现代文明的知识。非常痛心，灾难来自于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们对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孙文来说，就仍然受“朕即国家”的旧思想支配。
他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10]
面对这些瞩目惊心的事实，拜托关怀国运的诸君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或“国性”为藉口，构筑抵御现代文明在中国落实的思想堡垒！兴之所至，你们高兴玩《尚书》、《周易》、《论语》……就尽情玩吧。但请不要忽悠中国人，说这里有计算机和最好的宪政！
2011年10月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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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锡麒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59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版。
[2] 《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13日），《宋教仁集》第49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长沙版。
[3] 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333—3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长沙版。
[4] 《远生遗著》卷一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上海版。
[5] 同上，卷二第153页。
[6] 《戴季陶集》第38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武汉版。
[7] 《章士钊全集》第二卷第70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8] 同上，第71页。
[9]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
[10] 《居正文集》第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武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