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首富、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近些时候成为新闻人物。据多家媒体报道，中组部已完成对他的考察，他将进入高层从政。甚至有坊间传言，他将任主管工业的副省长。若果真如此，倒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以前私营老板进入政界，往往是担任人大、政协的虚职。然而在我看来，私营老板坐直升飞机担任拥有实职实权的副部级干部，这事有些玄乎。
但媒体的报道似乎煞有其事：在9月19日举行的“三一重工世界最长臂架泵车下线”新闻发布会现场，在第一排座位的排序中，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坐中间，往右依次是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来山，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长沙市市长张剑飞。按惯例，一般而言，梁稳根应坐于张剑飞的右侧。官场排位有严格的不成文规定，级别从大到小，依次排位。按当天这个排序，梁稳根预期应该是副省级别，这似乎暗合了媒体的报道和坊间的传言。
从媒体报道看，梁稳根进入中共高层从政应该没有太多疑问。但是不是实职实权的副省级高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最可能是戴个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帽子，继续当他的三一重工老板，正如一些央企高管同时也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海尔集团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是中共中央十六、十七届候补委员，春兰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陶建幸则曾任中共中央第十五、十六届候补委员。但张瑞敏和陶建幸都是以地方国企掌舵人的身份进入党内高层的。而梁稳根创立的三一集团，却是一家纯粹的私企。
10年前，随着私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私有资本家的离心力也日益增大，中共高层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允许“资本家入党”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这个重大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中共想与私有资本家分享权力，实质是一个统战策略，就像吸收私营企业家加入人大、政协一样。同样，吸纳像梁稳根这样私营老板进入中委这个更高的权力层，同样是个统战策略，是“资本家入党”统战策略的升级版而已。
当下中国，权贵垄断经济横行霸道，腐败无孔不入，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尤其“国进民退”的暗流让私营老板如坐针毡，判断国内形势悲观，大量私人老板将资产和经营转移到国外。中共高层感到空前的压力，当务之急是稳定“资”心，“资本家入中委”之类政策应运而生并不奇怪。即使梁稳根能进入高层，也只是个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所言：“目前来说，梁稳根若进入党内高层只是一个个例，很难从他一个人的经历看出大方向上的动态。”也就是说，它的宣传意义要远远大于实质意义。这也可能是选中“首富”而不是他人的原因之一，因为“首富”更能吸引眼球。当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梁稳根最终是位列中委，还是高居副省级实职，或是二者兼得，并不重要。一时的新闻效应，也许让一些人在灰暗中看到光亮。目前私营老板主要存在两种从政心态：一是恢复性、补偿性从政，即以委员、代表为政治荣誉或者政治资本，借以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承认；二是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在国家仍然把握着社会资源的当下，“曲线救国”，以参政壮大企业。很多私营老板就认为，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因而，企业规模发展越大，谋求政治地位的需求就越迫切。有些私营老板可能从“梁稳根现象”中看到新的希望。然而，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私有资本的低微地位，其根源在于政治体制。
近来，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苦口婆心地谈政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心情之急切有目共睹。他看到了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僵化、封闭的政治体制。但要改变这个体制，不是吸纳几个有钱老板进入高层就能解决得了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强化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一方面也强化权力对资本的控制，从而进一步固化这个体制，资本因此也成了集权的帮凶。
在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掩护下，形成了权力通吃的三种盘剥途径，第一种是权力对民众的直接盘剥（权力——>民众），以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税费收取为手段；第二种是权力通过垄断国企间接盘剥民众（权力——>垄断国企——>民众），如电信、石油、水电等垄断行业，它们从民众身上攫取超高利润，然后上贡给权力；第三种是权力通过私有资本盘剥民众（权力——>私有资本——>民众），权力通过各种税费缴纳和非法索取来盘剥私有资本，私有资本再通过低工资、低劳保、低劣产品等方式盘剥民众。
权力与私有资本的合谋，表面上看受苦的似乎只是普通民众，往深处看私有资本也是受害者。私有资本虽然可以将所受权力的盘剥转嫁出去，民众成为最终买单者，但私有资本依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即使有私营老板进入中共高层也改变不了这种事实。
中共作为政党和人大、政协等机构不同，不同阶层的人进入人大、政协至少在名义上可以代表其阶层的利益，若私营老板作为共产党员进入中央高层，并不能认为他将在党内代表私有资本。而且，权力来源于谁，才会对谁敬畏，为谁说话，对谁负责。被提拔者一般只会对提拔者感恩戴德，即使为本阶层说话时也常常是言不由衷，避重就轻。人大、政协中来自基层的代表和委员并不在少数，但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自己阶层的利益？又发出了多少有力的声音?在有300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群体中，个别私营老板的惊艳一现，也不过是多了个只投赞成票的“倪萍”，徒增了“花瓶”的品种而已。政改停滞不前，私有资本如同普通民众，终究不过是陈旧体制砧板上的鱼肉，任由权力宰割。私有资本不会因为被收买或者向权力献媚而幸免，从10年前“资本家入党”到如今“国进民退”就是一个深刻警示。
甚至还有人表示，在十八大前吸收私营老板进入高层，预示着十八大在政改方面将有重大举措，此说过于乐观。这仍然只是在旧体制内兜圈圈，停留在“选拔”（上选下）阶段，跟民主的基本模式——“选举”（下选上）不相干。
剩下的时机已经不多了，政改当然刻不容缓，但期望全面政改也不现实。郡县治而天下安。当务之急是要推行地方自治，放开县级选举，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推行地方自治，开启传统政体转型之门。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一些人所担心的社会动荡，又能锻炼和提高民众的自治能力，造就稳定的“县政民主”（地方民主）——整个民主制度运作的核心，从而为整个国家政体由传统模式到现代民主模式的和平转型打下基础。
2011年10月3日
但媒体的报道似乎煞有其事：在9月19日举行的“三一重工世界最长臂架泵车下线”新闻发布会现场，在第一排座位的排序中，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坐中间，往右依次是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来山，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长沙市市长张剑飞。按惯例，一般而言，梁稳根应坐于张剑飞的右侧。官场排位有严格的不成文规定，级别从大到小，依次排位。按当天这个排序，梁稳根预期应该是副省级别，这似乎暗合了媒体的报道和坊间的传言。
从媒体报道看，梁稳根进入中共高层从政应该没有太多疑问。但是不是实职实权的副省级高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最可能是戴个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帽子，继续当他的三一重工老板，正如一些央企高管同时也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海尔集团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是中共中央十六、十七届候补委员，春兰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陶建幸则曾任中共中央第十五、十六届候补委员。但张瑞敏和陶建幸都是以地方国企掌舵人的身份进入党内高层的。而梁稳根创立的三一集团，却是一家纯粹的私企。
10年前，随着私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私有资本家的离心力也日益增大，中共高层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允许“资本家入党”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这个重大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中共想与私有资本家分享权力，实质是一个统战策略，就像吸收私营企业家加入人大、政协一样。同样，吸纳像梁稳根这样私营老板进入中委这个更高的权力层，同样是个统战策略，是“资本家入党”统战策略的升级版而已。
当下中国，权贵垄断经济横行霸道，腐败无孔不入，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尤其“国进民退”的暗流让私营老板如坐针毡，判断国内形势悲观，大量私人老板将资产和经营转移到国外。中共高层感到空前的压力，当务之急是稳定“资”心，“资本家入中委”之类政策应运而生并不奇怪。即使梁稳根能进入高层，也只是个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所言：“目前来说，梁稳根若进入党内高层只是一个个例，很难从他一个人的经历看出大方向上的动态。”也就是说，它的宣传意义要远远大于实质意义。这也可能是选中“首富”而不是他人的原因之一，因为“首富”更能吸引眼球。当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梁稳根最终是位列中委，还是高居副省级实职，或是二者兼得，并不重要。一时的新闻效应，也许让一些人在灰暗中看到光亮。目前私营老板主要存在两种从政心态：一是恢复性、补偿性从政，即以委员、代表为政治荣誉或者政治资本，借以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以示得到官方承认；二是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在国家仍然把握着社会资源的当下，“曲线救国”，以参政壮大企业。很多私营老板就认为，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因而，企业规模发展越大，谋求政治地位的需求就越迫切。有些私营老板可能从“梁稳根现象”中看到新的希望。然而，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私有资本的低微地位，其根源在于政治体制。
近来，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苦口婆心地谈政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心情之急切有目共睹。他看到了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僵化、封闭的政治体制。但要改变这个体制，不是吸纳几个有钱老板进入高层就能解决得了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强化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一方面也强化权力对资本的控制，从而进一步固化这个体制，资本因此也成了集权的帮凶。
在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掩护下，形成了权力通吃的三种盘剥途径，第一种是权力对民众的直接盘剥（权力——>民众），以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税费收取为手段；第二种是权力通过垄断国企间接盘剥民众（权力——>垄断国企——>民众），如电信、石油、水电等垄断行业，它们从民众身上攫取超高利润，然后上贡给权力；第三种是权力通过私有资本盘剥民众（权力——>私有资本——>民众），权力通过各种税费缴纳和非法索取来盘剥私有资本，私有资本再通过低工资、低劳保、低劣产品等方式盘剥民众。
权力与私有资本的合谋，表面上看受苦的似乎只是普通民众，往深处看私有资本也是受害者。私有资本虽然可以将所受权力的盘剥转嫁出去，民众成为最终买单者，但私有资本依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即使有私营老板进入中共高层也改变不了这种事实。
中共作为政党和人大、政协等机构不同，不同阶层的人进入人大、政协至少在名义上可以代表其阶层的利益，若私营老板作为共产党员进入中央高层，并不能认为他将在党内代表私有资本。而且，权力来源于谁，才会对谁敬畏，为谁说话，对谁负责。被提拔者一般只会对提拔者感恩戴德，即使为本阶层说话时也常常是言不由衷，避重就轻。人大、政协中来自基层的代表和委员并不在少数，但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自己阶层的利益？又发出了多少有力的声音?在有300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群体中，个别私营老板的惊艳一现，也不过是多了个只投赞成票的“倪萍”，徒增了“花瓶”的品种而已。政改停滞不前，私有资本如同普通民众，终究不过是陈旧体制砧板上的鱼肉，任由权力宰割。私有资本不会因为被收买或者向权力献媚而幸免，从10年前“资本家入党”到如今“国进民退”就是一个深刻警示。
甚至还有人表示，在十八大前吸收私营老板进入高层，预示着十八大在政改方面将有重大举措，此说过于乐观。这仍然只是在旧体制内兜圈圈，停留在“选拔”（上选下）阶段，跟民主的基本模式——“选举”（下选上）不相干。
剩下的时机已经不多了，政改当然刻不容缓，但期望全面政改也不现实。郡县治而天下安。当务之急是要推行地方自治，放开县级选举，正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推行地方自治，开启传统政体转型之门。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一些人所担心的社会动荡，又能锻炼和提高民众的自治能力，造就稳定的“县政民主”（地方民主）——整个民主制度运作的核心，从而为整个国家政体由传统模式到现代民主模式的和平转型打下基础。
2011年10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