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一
一
辛亥革命由谁领导？在中国大陆，这个问题有“标准答案”，答曰：孙中山先生领导。或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领导。又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
以上答案之所以成为标准答案，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这答案出自党中央文件、宪法前言、“红宝书”，是权威性论断；第二，这答案符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马恩五段论，根据该理论，当时的中国必须、也只能发生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第三，这答案符合“阶级——党——领袖”的列宁斯大林主义革命理论，根据该理论，革命必以某阶级为“领导阶级”，该阶级之“革命派”必以某党为最高组织形式，该党必以其杰出领袖为领导；第四，这答案还有利于对处在和战统独边缘的台湾省展开“统战”攻势（若对岸由民进党执政，则此项原因或许无效）。但是，这个答案恰恰缺少了一个最重要最有力的原因：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因此，这答案的正确性需要重新辨析。
二
说毛泽东或“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三大战役”、“三年解放战争”，乃至“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毫无疑义，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及其军队是一个极其严密、高度集权的组织，毛泽东是这一组织的最高领袖、大独裁者。同理，说蒋介石国民党承担了北伐革命和抗日战争绝大部分的领导责任，也不应有什么争议，因为事实如此，不容歪曲。但是，同样的情形并不存在于辛亥革命时代的同盟会和孙中山身上，倒是相反，辛亥年的同盟会正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边缘，几乎名存实亡。
事实是，当时的同盟会对各省起事的革命党人、革命军人并无统一领导的可能性，而“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同盟会、以及对“独立”各省的新军将士也并无统一领导的实际能力。若非要说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这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必须同时指明那仅仅是旗号上、名义上的领导，是象征性领导，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否则，孙中山本人何以事后埋怨“党魁则等于傀儡”呢？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武昌起义时有一位革命士兵遥望夜空中的繁星，说道：“不知哪一颗是孙文星？”该文以此为据，证明确系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如果这就是我国历史学家的所谓论证方式，想必史学界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玉皇大帝、孙悟空、关羽、“柳树精”、“西天老祖”、“黄莲圣母”等众仙家全都是“义和团爱国运动”当仁不让的领导者，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大约比“孙文星”多一万倍。
武昌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孙武曾冒充孙文之弟，江西都督吴介璋曾被一纸盖有“孙汶章”的假委任状给莫名其妙免了职，在那个革命年头，什么怪事都有，打孙中山旗号胡闹的事件也不止一起两起，但这只能证明孙先生是名声在外、威望颇高的革命领袖，却不能证明真的就是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
三
1905年成立于日本东京的中国同盟会不是按列宁主义模式建立的集权政党，也不同于此后实行领袖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它是一个组织松散、领导薄弱的反清革命者联盟，由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胡瑛等以湖南人和留日学生为主的华兴会，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李燮和、秋瑾等以浙江人为主的光复会，三会合组而成。其东京总部以原华兴会人员为主干。
同盟会的成立，有效集结了当时各自为战的革命力量。成立之初，革命志士们颇有相见恨晚之慨，亦有推诚相见、肝胆相照之古风。主要领袖各有所长，显得人才济济：孙中山熟悉华侨社会、擅长筹款，黄兴知军事（虽说是个“常败将军”）、在留日士官生中人缘极广（这一点很重要），章太炎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宋教仁兼有组织才干和法政知识。同盟会里孙黄齐名，有如后来井冈山上之“朱毛”，但论革命资历和知名度，显然孙先生居首，再者，孙为“三民主义”和“十六字方针”的发明人，由他担任首领理所当然。
但同盟会的团结非常脆弱，自始至终内争不断（对于大联合而成的革命组织，这很正常，当今“海外民运”亦复如是），原来的三派未曾真正融合，会内事务既要靠组织关系，更要靠私人感情与同乡之谊才能理顺，而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组织程序和组织纪律。同盟会虽奉孙中山为总理，但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关系既不同于孙中山与1919年后之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更不同于毛泽东与延安整风后之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首”、“领导”云云，这些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但明白人该知道，说法相同，意思不同，万不可弄混淆，就成谬论了。
同盟会曾发生两次沸沸扬扬的“倒孙风潮”，若不是黄兴、刘揆一关键时刻和稀泥，孙先生早被罢免，同盟会也早就瓦解了。“倒孙风潮”削弱了党内团结，更削弱了孙中山的领导力。随后党内同志纷纷自立门户，焦达峰、孙武联络一批会党头目成立共进会，章太炎、陶成章重建光复会，就连孙中山本人也不再以壮大同盟会为念，发展同盟会新分会时改名为“中华革命党”。
1910年6月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其对同盟会的分裂似已漠然认之。次年黄花岗起义惨败，黄兴也陷入悲观，表示“同盟会无事可为也，以后不复问党事”。此时，同盟会东京总部已事实上瓦解。1911年7月，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在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虽仍以同盟会冠名，其实与同盟会和孙中山无关，为一独立组织。至辛亥革命前夕为止，同盟会已近于完全解体，只有散布各地的同盟会员，而没有同盟会的整体组织，孙中山作为同盟会总理，当然也就徒具其名而已。
四
武昌首义系由文学社（该社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和共进会共同策划，其间曾主动寻求在上海的宋教仁和在香港的黄兴出面领导，却没有得到二人的积极回应，却因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而不得不仓促发动。在起义被迫发动的时候，策划起义的武汉革命党首领已经死的死、逃的逃，群龙无首。不得已，革命士兵只能凭感觉自发行动。低阶军官熊秉坤、吴兆麟是火线上冒出来的临时领导，不是由组织任命的。
武昌起义本来毫无成功的希望，却因总督瑞澂的仓皇出逃而意外成功。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是在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和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来撑持场面之后，才渐渐由一群乌合之众而变成了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势力，革命党和革命军政府也才在武汉站稳了阵脚。这是事实，不容歪曲。我国革命史学一直对黎、汤之辈的革命贡献极力藐视，就因为人家不是革命党人，不归孙中山先生领导，就不认人家革命的帐，且指责其“投机革命”、“争夺政权”。殊不知，革命党人强拉黎、汤入伙以充门面，把革命党的独家革命变成了朝与野、官与绅、军与民的共同革命，此乃天才的创举，是首义成功之关键。黄花岗所以败，武昌所以胜，此为奥秘之一。
若真象某些人所说，要由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派”来领导武昌革命，宁缺勿滥，一直等到与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接上组织关系，再去成立真正的革命政府，而不让黎元洪、汤化龙之流有“投机革命”的机会，如此，则辛亥革命哪里还有丝毫成功的可能呢？
五
武昌首义之后迅速跟进的南方各省起义，有的组织领导得比较好，有的组织涣散、领导不力，但各省均以湖北为榜样，以革命党、立宪派（前清谘议局）、旧官僚三合一的组织领导形式为革命的标准模式，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大家都是明白人，都比后来那些读红宝书读坏了脑子的历史学家聪明。实践也证明，凡是采取了这种三合一革命领导模式的地方都比较稳定，比较成功，而专以革命党人和秘密会党人士为革命领导的地方，则比较混乱，也比较反复。
就全国范围的辛亥革命而言，是完全谈不上有任何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的。革命的自动扩散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不是某党某人的领导之功。就头号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而言，武昌起义发生时远在美国，并不知情，更无从领导。孙先生从美国报纸上得知了起义消息而并不急于回国，也说明这场起义与他比较疏远，不必立即亲临，对起义的前景他也未必看好。当孙先生返回国内的时候，革命已进入后期阶段，即停战、议和、逼宫、建国的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同盟会和孙中山当然是重要领导者之一，但仅为“之一”，而不是全部。
辛亥革命以“议和”而非“北伐”的方式完成其推倒清廷、终结帝制的使命。既是议和，就不是单方的，就不可能以一方一派的利益为准绳，不可能以一党一人做领导，而必须以博弈、谈判、让步、妥协为方针，追求一个有关各方多赢的、至少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在辛亥革命议和的过程之中，袁世凯领导的清政府、北洋派方面，孙中山、黄兴、黎元洪领导的民军方面，张謇、赵凤昌为代表的立宪派方面，都是这一进程的参与方。即使孙中山、同盟会可为民军方面的领导，在另外两方，未必孙先生也可为领导？既不能领导，而此阶段的革命为三方博弈之事，又岂能称其一人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六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缅怀它、纪念它，首先就应该将真实的革命历史与革命经验呈现给后人，而不应该继续重复革命是哪个阶级、哪条路线、哪种主义、谁谁谁领导那一套漠视事实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不是纪念辛亥革命，而是神化或魔化那场革命。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当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当时中国仅有1000家左右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产阶级小得微不足道，又被所谓“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分去了一大半，剩下的三瓜两枣“资产阶级革命派”哪里还有力量去做什么“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限于篇幅，此“阶级性”议题不赘），也不是同盟会、孙中山单方、独家领导的革命，而是由革命党发难、立宪派襄赞、北洋派逼宫的一场三派共同参与并合力完成的妥协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历时很短，对经济基础和国计民生的破坏较小，对敌对势力的暴力杀伐较少，与上述三方共同参与革命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中国将来若还有革命，若希望将来的革命也能以高效率、低暴力的方式完成，则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或许还有可资借鉴的正面价值。
2011年10月3日
以上答案之所以成为标准答案，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这答案出自党中央文件、宪法前言、“红宝书”，是权威性论断；第二，这答案符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马恩五段论，根据该理论，当时的中国必须、也只能发生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第三，这答案符合“阶级——党——领袖”的列宁斯大林主义革命理论，根据该理论，革命必以某阶级为“领导阶级”，该阶级之“革命派”必以某党为最高组织形式，该党必以其杰出领袖为领导；第四，这答案还有利于对处在和战统独边缘的台湾省展开“统战”攻势（若对岸由民进党执政，则此项原因或许无效）。但是，这个答案恰恰缺少了一个最重要最有力的原因：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因此，这答案的正确性需要重新辨析。
二
说毛泽东或“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三大战役”、“三年解放战争”，乃至“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毫无疑义，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及其军队是一个极其严密、高度集权的组织，毛泽东是这一组织的最高领袖、大独裁者。同理，说蒋介石国民党承担了北伐革命和抗日战争绝大部分的领导责任，也不应有什么争议，因为事实如此，不容歪曲。但是，同样的情形并不存在于辛亥革命时代的同盟会和孙中山身上，倒是相反，辛亥年的同盟会正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边缘，几乎名存实亡。
事实是，当时的同盟会对各省起事的革命党人、革命军人并无统一领导的可能性，而“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同盟会、以及对“独立”各省的新军将士也并无统一领导的实际能力。若非要说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这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必须同时指明那仅仅是旗号上、名义上的领导，是象征性领导，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否则，孙中山本人何以事后埋怨“党魁则等于傀儡”呢？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武昌起义时有一位革命士兵遥望夜空中的繁星，说道：“不知哪一颗是孙文星？”该文以此为据，证明确系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如果这就是我国历史学家的所谓论证方式，想必史学界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玉皇大帝、孙悟空、关羽、“柳树精”、“西天老祖”、“黄莲圣母”等众仙家全都是“义和团爱国运动”当仁不让的领导者，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大约比“孙文星”多一万倍。
武昌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孙武曾冒充孙文之弟，江西都督吴介璋曾被一纸盖有“孙汶章”的假委任状给莫名其妙免了职，在那个革命年头，什么怪事都有，打孙中山旗号胡闹的事件也不止一起两起，但这只能证明孙先生是名声在外、威望颇高的革命领袖，却不能证明真的就是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
三
1905年成立于日本东京的中国同盟会不是按列宁主义模式建立的集权政党，也不同于此后实行领袖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它是一个组织松散、领导薄弱的反清革命者联盟，由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胡瑛等以湖南人和留日学生为主的华兴会，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李燮和、秋瑾等以浙江人为主的光复会，三会合组而成。其东京总部以原华兴会人员为主干。
同盟会的成立，有效集结了当时各自为战的革命力量。成立之初，革命志士们颇有相见恨晚之慨，亦有推诚相见、肝胆相照之古风。主要领袖各有所长，显得人才济济：孙中山熟悉华侨社会、擅长筹款，黄兴知军事（虽说是个“常败将军”）、在留日士官生中人缘极广（这一点很重要），章太炎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宋教仁兼有组织才干和法政知识。同盟会里孙黄齐名，有如后来井冈山上之“朱毛”，但论革命资历和知名度，显然孙先生居首，再者，孙为“三民主义”和“十六字方针”的发明人，由他担任首领理所当然。
但同盟会的团结非常脆弱，自始至终内争不断（对于大联合而成的革命组织，这很正常，当今“海外民运”亦复如是），原来的三派未曾真正融合，会内事务既要靠组织关系，更要靠私人感情与同乡之谊才能理顺，而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组织程序和组织纪律。同盟会虽奉孙中山为总理，但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关系既不同于孙中山与1919年后之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更不同于毛泽东与延安整风后之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首”、“领导”云云，这些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但明白人该知道，说法相同，意思不同，万不可弄混淆，就成谬论了。
同盟会曾发生两次沸沸扬扬的“倒孙风潮”，若不是黄兴、刘揆一关键时刻和稀泥，孙先生早被罢免，同盟会也早就瓦解了。“倒孙风潮”削弱了党内团结，更削弱了孙中山的领导力。随后党内同志纷纷自立门户，焦达峰、孙武联络一批会党头目成立共进会，章太炎、陶成章重建光复会，就连孙中山本人也不再以壮大同盟会为念，发展同盟会新分会时改名为“中华革命党”。
1910年6月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其对同盟会的分裂似已漠然认之。次年黄花岗起义惨败，黄兴也陷入悲观，表示“同盟会无事可为也，以后不复问党事”。此时，同盟会东京总部已事实上瓦解。1911年7月，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在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虽仍以同盟会冠名，其实与同盟会和孙中山无关，为一独立组织。至辛亥革命前夕为止，同盟会已近于完全解体，只有散布各地的同盟会员，而没有同盟会的整体组织，孙中山作为同盟会总理，当然也就徒具其名而已。
四
武昌首义系由文学社（该社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演变而来）和共进会共同策划，其间曾主动寻求在上海的宋教仁和在香港的黄兴出面领导，却没有得到二人的积极回应，却因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而不得不仓促发动。在起义被迫发动的时候，策划起义的武汉革命党首领已经死的死、逃的逃，群龙无首。不得已，革命士兵只能凭感觉自发行动。低阶军官熊秉坤、吴兆麟是火线上冒出来的临时领导，不是由组织任命的。
武昌起义本来毫无成功的希望，却因总督瑞澂的仓皇出逃而意外成功。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是在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和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来撑持场面之后，才渐渐由一群乌合之众而变成了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势力，革命党和革命军政府也才在武汉站稳了阵脚。这是事实，不容歪曲。我国革命史学一直对黎、汤之辈的革命贡献极力藐视，就因为人家不是革命党人，不归孙中山先生领导，就不认人家革命的帐，且指责其“投机革命”、“争夺政权”。殊不知，革命党人强拉黎、汤入伙以充门面，把革命党的独家革命变成了朝与野、官与绅、军与民的共同革命，此乃天才的创举，是首义成功之关键。黄花岗所以败，武昌所以胜，此为奥秘之一。
若真象某些人所说，要由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派”来领导武昌革命，宁缺勿滥，一直等到与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接上组织关系，再去成立真正的革命政府，而不让黎元洪、汤化龙之流有“投机革命”的机会，如此，则辛亥革命哪里还有丝毫成功的可能呢？
五
武昌首义之后迅速跟进的南方各省起义，有的组织领导得比较好，有的组织涣散、领导不力，但各省均以湖北为榜样，以革命党、立宪派（前清谘议局）、旧官僚三合一的组织领导形式为革命的标准模式，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大家都是明白人，都比后来那些读红宝书读坏了脑子的历史学家聪明。实践也证明，凡是采取了这种三合一革命领导模式的地方都比较稳定，比较成功，而专以革命党人和秘密会党人士为革命领导的地方，则比较混乱，也比较反复。
就全国范围的辛亥革命而言，是完全谈不上有任何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的。革命的自动扩散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不是某党某人的领导之功。就头号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而言，武昌起义发生时远在美国，并不知情，更无从领导。孙先生从美国报纸上得知了起义消息而并不急于回国，也说明这场起义与他比较疏远，不必立即亲临，对起义的前景他也未必看好。当孙先生返回国内的时候，革命已进入后期阶段，即停战、议和、逼宫、建国的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同盟会和孙中山当然是重要领导者之一，但仅为“之一”，而不是全部。
辛亥革命以“议和”而非“北伐”的方式完成其推倒清廷、终结帝制的使命。既是议和，就不是单方的，就不可能以一方一派的利益为准绳，不可能以一党一人做领导，而必须以博弈、谈判、让步、妥协为方针，追求一个有关各方多赢的、至少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在辛亥革命议和的过程之中，袁世凯领导的清政府、北洋派方面，孙中山、黄兴、黎元洪领导的民军方面，张謇、赵凤昌为代表的立宪派方面，都是这一进程的参与方。即使孙中山、同盟会可为民军方面的领导，在另外两方，未必孙先生也可为领导？既不能领导，而此阶段的革命为三方博弈之事，又岂能称其一人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六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缅怀它、纪念它，首先就应该将真实的革命历史与革命经验呈现给后人，而不应该继续重复革命是哪个阶级、哪条路线、哪种主义、谁谁谁领导那一套漠视事实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不是纪念辛亥革命，而是神化或魔化那场革命。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当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当时中国仅有1000家左右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产阶级小得微不足道，又被所谓“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分去了一大半，剩下的三瓜两枣“资产阶级革命派”哪里还有力量去做什么“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限于篇幅，此“阶级性”议题不赘），也不是同盟会、孙中山单方、独家领导的革命，而是由革命党发难、立宪派襄赞、北洋派逼宫的一场三派共同参与并合力完成的妥协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历时很短，对经济基础和国计民生的破坏较小，对敌对势力的暴力杀伐较少，与上述三方共同参与革命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中国将来若还有革命，若希望将来的革命也能以高效率、低暴力的方式完成，则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或许还有可资借鉴的正面价值。
2011年10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