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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约圣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知们对以色列的诅咒。先知以赛亚说：“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上帝通过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结传出的话是：“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些先知们自己是犹太人，他们诅咒的是犹太人，把这些话恭恭敬敬地抄写在自己的神圣经典之中的后人也是犹太人。
不是很多民族都喜欢听逆耳之言的。我自己的民族就是一例，尽管我们经常把“忠言逆耳利于行”挂在嘴边。犹太人有上帝，我们有玉皇大帝，可是玉皇大帝从来没有诅咒过我们的祖先。我在小学里学到的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到了三十岁开外才慢慢晓得中国原来地大而物并不博，中国人民勤劳而并不勇敢。近来母亲经常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但母亲对中外文化没有进行过任何比较研究，并且连孔孟老庄也从未读过，看来这桂冠是自己闭着眼给自己戴上的。我还听有的同胞说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但尚未听过有来自其他民族的人对我族有同样的激评。
以色列人对他们的上帝是敬畏的。这可以从圣经中感觉到，也可以从在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下祷告的人们那里感觉到。旧约的诸先知书和诗篇当中的文字炽烈如火焰，那是没有宗教虔诚的人无论如何伪造不出来的。我想是这种虔诚让他们能恭听逆耳忠言，把上帝和先知斥责自己先辈败坏的话语一字不漏地抄入本族最神圣的经典之中。能听得进逆耳忠言的民族是懂得自省的民族。每个人都有败坏的一面，承认自己败坏的要比不承认自己败坏的有希望。犹太人中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众多巨人，文艺界和思想界的不说，光是得到诺贝尔奖的就占到总获奖人数的22%，远超过犹太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之中的比例。中国人要是有这样的成就，不知道该会如何在小学课本中描写自己的伟大。当然，喜欢在小学课本中吹嘘自己优秀的民族可能就已经自动断绝了出这么多优秀者的希望。
我族之先辈说：性相近，习相远。我相信这话对个人和对民族一样成立。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不是写在基因中的 – 不是“性”的不同，只是“习”的不同而已。性是不可变的，习是可变的。有人说：人是一把只有两根琴弦的小提琴，一根是天使，另一根是魔鬼。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在文明与野蛮两根琴弦上奏出的。一个人要脱野蛮入文明，一个民族要脱野蛮入文明，就在一个习字。能对民族的习有所改变、对民族的文明进程有所推进的人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上也有很多把自己民族拉入野蛮的混世魔王，历史书上也会提到他们，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脱文明入野蛮是下坡，本来就不需要任何奇迹的推动。即使没有这个混世魔王来煽风，也会有另一个混世魔王来点火。脱野蛮入文明是上坡，这才需要历史的创造者。
一个民族的习是千百年养成的，这样一代传一代，直到你的前后左右和书籍电视报纸上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习。古时候的人坚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哥白尼和伽利略畏首畏脚不敢公布他们的天文学发现，其实地球在动，但因为周围所有的房屋山川河流都在一起动，所以大家不觉得罢了。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也不会觉得这个社会有什么异样，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习。我如果不是出国居住多年也不会发现“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这句最普通的话之中有多少水分。单个人的惯性都这么大，要这么多年才能开始质疑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社会的惯性可想而知。所以一个民族的习要想有大的改变恐怕也需要历史的许许多多创造者千百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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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学校学到的另一个说法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后来渐渐明白掌握话语权者这么说只是一种挟人民群众以令诸侯的技巧。人民群众反正没有话语权，所以被挟到哪里都没有脾气。在毛泽东眼里，他自己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过是他脚下的一群蚂蚁，不管是战死几百万，还是饿死几千万，都没有他的面子来的重要。
毛的确是中国二十世纪中的重要角色。不过，他以为他创造了历史，其实他做的只是顺历史之水把中国老百姓的舟进一步推进深渊而已。在他的手里，中华民族不是在脱野蛮入文明，而是在脱文明入野蛮。民族文化的糟粕被大大发扬，精华被涤荡殆尽。所以毛与他的政权可以说是历史的创造物，但不是历史的创造者。
如果毛泽东不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人民群众是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呢？我想，人民群众可以做的事可以被一句中国俗话概括：墙倒众人推。人群作为一个整体通常没有理智，人群之中的个体作恶也不会被惩罚，所以群众在历史中的经典角色是混世魔王们的推波助澜者和助纣为虐者。中国的人民群众在土改与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丑陋的一段。我想我可以理解当今政权为什么那么紧张，为什么要拼死堵住大家的嘴。他们知道墙将倒时众人会做什么。台湾的蒋经国在决定解禁时可没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 – 蒋氏父子当政时压制的台湾民怨与当今大陆的情势远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问题。
宣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最喜欢批判的说法是“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在这两条标语之间只能取其一，我觉得后者应该更接近真理，只是这说法美中不足的是英雄通常是以成败来定义的，而历史的创造者们在做事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或伟人。他们只不过是把想做的事当作不可推却的使命去做就是了。莫奈决定抛弃传统绘画技法而独辟蹊径时，生活一度窘困到因付不起房租而被房东轰出公寓。莫奈还算幸运，他独自闯出的那条荆棘小路在其晚年终于被大批追随者踩成了通衢大路。梵高比莫奈的境遇更惨。霍岱珊在刚开始为乡里的环境污染鼓与呼时遭到的是冷眼和暴打。这些人恐怕都是同时代人眼中的脑子有毛病者，所以他们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先知先觉者而不是英雄或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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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我不知道上帝或神是否存在，但认同克里希那穆提 (Jiddu Krishnamurti) 的观点：真理就是神，对真理的忠诚就是宗教情怀。古以色列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其中只有极少数几位被后人奉为先知，其言论被载入经典，当是因为他们的预言被后人证明为真理。
真理是极难得到的。我们所学到的各种知识、所持的各种见解大多都是听来的，被我们想当然认为是板上钉钉的真理。美国股市暴跌之前的1928年，全体美国人民都沉浸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欢乐气氛当中，于是传奇股市投机家Bernard Baruch在街头就听到了给他擦皮鞋的男孩向他介绍炒股经验。结果Baruch转头回去卖掉了手上所有的股票。Baruch 觉得连擦鞋的孩子都卷入炒股行列时，股市一定已经涨到头了，但如果他在地摊上与擦鞋男孩展开关于股市未来走向的辩论，他不见得能说服那孩子，因为那孩子已经被来自同行、朋友、街谈巷议、报纸杂志等各种渠道的铺天盖地的炒股热情充满了。我在上大学时，一位室友说毛泽东是暴君，让我很反感，因为我从小到大，官方和父母的教育都是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八九年五月，在天安门给毛画像涂墨的几位湖南人被周围义愤填膺的同学们扭送公安机关，因为那些同学们离真理的距离大概也跟我在大学时不相上下。
所以真理总是掌握在Baruch和我的室友这样的少数人手里。这少数人就是先知先觉者。先知先觉者不一定要有圣经中先知那般能听到上帝声音的魔力。他们只是有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在众人的噪声之下发现种种破绽，所以比别人先知道一点真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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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先知大都是愤世嫉俗的倒霉蛋的形象。他们没有俗世的权柄，说出话来当然也被同代人不屑一顾，只是在多年之后以色列的后人们才恍然醒悟他们的先见之明，把他们的逆耳忠言抄入经典。在历史上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 先知先觉者经常是不见容于同代人的。孔子被某些后人称为“丧家狗”，梵高和莫奈被同代人冷落，林昭和遇罗克付出的代价是生命。
那么是什么力量在驱使这些人在被同代人冷落甚至扼杀之时还能逆水行舟痴心不改呢？我想有两个力量，可以用孔子的两句话来表述。第一句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就是真理。通过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而发现了真理，真理就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宽阔的世界。虽然他们与众人大流的世界格格不入，但在真理为他们打开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人在这个精彩世界里徜徉的强烈愉悦是大流之中的人们的浅薄经验无法想象的。发现了真理，死而无憾，逆水行舟就更算不得什么挑战了。
第二句是“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从圣经中的先知到莫奈与梵高，先知先觉者都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品质。这比他们的智力更为重要。孔子说“闻道”，在后人听起来意思好像是真理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但是获得真理没有那么简单。即使是已经被别人发现的真理，不管是从什么样的圣贤或名人那里说出，不与听者自己的心灵探索相契合就变不成属于听者的真理。战胜众人俗见甚至扼杀而发现新的真理就更难了，往往需要一生的专注努力。教育家William James认为天才就是持久的注意力，这与鲁迅那句“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不谋而合。资质再平常的人，如果能穷毕生精力来钻研一件事，不会得不到真理的些许垂青的。
先知先觉者是社会的叛逆，而群众只相信被众人认可的东西，所以先知先觉者发现的真理要生根发芽壮大不可能不经历一番挣扎。Pachelbel的著名乐曲Canon in D 写出来之后被埋没了二百多年，到二十世纪初才因偶然的机会被曝光，从此风行于世。巴赫要不是由于后世钢琴天才Glenn Gould 的大力推介，在当今美国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乐迷。高耀洁与霍岱珊都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卓绝努力才把河南艾滋病和环境污染的惨状展现到大众的面前。没得到这样机缘的先知先觉者应该比得到机缘的还要多得多。叔本华说：“所有的真理都经历了三部曲：先是被嘲笑，然后被激烈围攻，最后被大家认为是妇孺皆知的小常识。”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魏根纳 (Alfred Wegener) 的大陆漂移说走过的都是这样的轨迹。今天大家都认为美洲大陆曾经漂移好几千公里和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能飞在天上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从林昭和遇罗克那里开始，中国人对毛泽东和他创造的“历史”的认识也在走过同样的轨迹。
每一个民族对叛逆的宽容度是不同的。在一点上犹太民族可以算是做得优秀。海外华人都知道犹太人的团结，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对异端思想的宽容。从旧约圣经上看，这种宽容从古先知的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了。这可能就是孔子称许的“和而不同”的境界吧。
反过来，专制社会的特征是“同而不和” – 各人表面上步调一致、没有叛逆者的立锥之地，表面之下却各怀鬼胎、互挖墙脚。在我们面前就耸立着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专制社会。它扼杀叛逆者的能力无与伦比，而如果说它还有任何焕发青春活力的希望的话，这希望正是在它要勉力扼杀的这些人的手中。这就是这个社会的吊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