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张三一先生“张三评注《秦永敏: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之九——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崛起》”后感慨良多!当今之世,盼望中国民主转型者众,认真思考转型问题者寡,张老先生是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故我们看法虽略有异,其心应属相通。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物理学研究的一个趣事,那就是理论物理学家总是在探求纯粹状态下的可以用数学模式解决的精确数值,力求没有半点误差。但是,实践物理学家就不同了,他们不得不面对外界的各种干扰,故处理问题时常常要模糊一点,总会提出一个误差范围。
同样的,中国的民主事业上,在和一党专制直接对抗的前沿,认真从事力量凝聚和战术对决者总是看起来不那么“响当当、硬邦邦”,相反,离正面战场越远的人往往叫杀声越烈。这种情况当然并非完全由安全系数决定,一定程度上恐怕是精力的集中点不同所致。
此外,更重要的则是:任何政治活动家都必须讲究一点策略,新兵上阵常常一梭子把子弹打光,老将则总是在战斗结束时还留有预备队。何况自古有云“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看看二十五史,古往今来成功的政治家有几个是一开始就喜欢唱高调的?拿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来说,其调门就始终和力量对比相应。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是策略考量,而是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于这方面,我在研究梁启超的文章中早已系统阐述,在这个系列中也一再重复。简单地说,为了减少两斗皆仇的概率,为了避免恶性互动,我们应该采取类似圣雄甘地的办法,何况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人人多少有点恒产,并且即使进入民主社会,民众还是得靠自己的劳作改善自己的个人生活,因此也绝不会有多少人能成为暴力革命的动力,不会有多少人愿意为野心家去卖命。
另一方面,我也早已指出,社会转型就是革命,但在今天它已经主要表现为街头抗争而非军事对垒,从中国来说,不发生高烈度的抗争是不可能完成转型的,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把这个烈度控制在非武装对抗层面。
要明白,目前的大趋势是瓦解专制,如同清末只待危机爆发中国必然会群雄竞起,所以目前可虑者已经不是专制不倒,而是如何跳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怪圈,是国家避免伤元气,使人民避免被碳涂。
下面,就逐一回答张先生的十一条注评。
1
张:
【我完全认同和支持“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但是,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共产党不断“重申”“党的领导绝对不可动摇、神圣不可侵犯;民主只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民主;人民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作单轨行动;不得有任何一种新制度取代现有一党专政制度的转型”。民主人士不能以一厢情愿的想象取代现实。】
秦:
中共统治已经在动摇,全民已经在奋起,多种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多元化局面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比如,吴邦国的“六不搞”和毛泽东的“全面专政”、邓小平的“四个坚持”要搞独裁相比,显然已是专制统治的强弩之末。吴邦国“不搞”是他的思想自由,可是,就是人大做决议不搞,在今天也是无效的!中国该搞什么,必须全民公决,如果不能投票公决,就会街头公决,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必然。
2
张:
【“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崛起”,不论理论还是逻辑都正确;但是,现实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没有反对“派”(不是“者”);更无从“崛起”。】
秦:
Cdp和《零八宪章》联署人就是反对派,和草根运动结合只是时间问题,这也是广大志士仁人正在致力的方向,并且必然会产生历史的结果。
3
张:
【在你讨论的第三点里,常见的反革命论者最容易在这里出理盲点。我常说的意见如下。
其一,不论是极权如现今一党专政的中共,还是被认为最温柔的专制都不会在没有民意或意识型态、道德压力下自行放权的事实。这里对“意识型态、道德压力”稍作说明。就我浅陋世界知识来说,当一个统治者在未掌权时或失权后,才容易接受意识型态、道德压力和影响;前者孤例是小国不丹王子基沙尔,后者就是被时人称为圣者贤者达赖喇嘛。一但权力在手,就会拒绝意识型态、道德就压力(拒绝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几乎全世界权力者都如此。
秦:
同意你的看法,我文已有阐述。
张:
其二,就逻辑上来说,既然是当前政治现实是“绝对专制下民间力量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那么“民间力量借此机会崛起”就是镜中花水中月。因为“民间力量崛起”前提是当前统治者有一定容忍度;目前没有这一前提条件。基于这一政治现实,我主张革命。革命是单方面强制行动,革命不用征得统治者同意才行事,所以革命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只有革命才有“崛起”的可能。除了逻辑可行外,事实上也可行。现今在思想意识言论方面否定革除共产党之说事实合法地存在着,尤其在网上表现分外突出;现实行动中所有不涉直接利益者围观之众、层出不穷的民众动乱事件,都是革命的前奏,或说是准革命行动。
秦:
这是我们意见分歧的关键所在!
我的研判:
1今日中国已经不是绝对专制,当局已经不得不容忍大量异议活动。
2民间力量正在茁壮成长,除cdp和《零八宪章》外还有大量的NGO、研究所、维权团体等。
3其实没有有组织的民间力量崛起,更没有革命可言,乌合之众一哄而起人数再多也无济于事。
4如今的民间和官方的力量对比,已经不可能靠硬实力(武装暴动),即使出现武装对抗,也只能是当局自身的武装力量在全民奋起反抗暴政的和平示威中发生分裂所致。但是,一旦经济、社会危机触发全民和平反抗,靠全民意志的软力量和当局对抗,只要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现行体制就会分化瓦解,轰然崩摧。
我撰此文正是为民间力量崛起提出战略战术。
张:
其三,原本所谓的知识精英,多数是反革命者,近期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形势下,反革命声音消失了;但是不代表反革命消失了。反革命只是退守到“反暴力”线上,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把战线推回到原来的反革命上面去。我认为,认同革命而反对暴力革命是自宫,是自我废除武装;革命也就成了废物纸老虎。我一贯坚持理论上和实践上暴力革命都有其会法性和合理性,都是民众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都可行。只是,需要力避暴力出现,暴力出现后也力使其最小化。】
秦:
1你的认为如何是一码事。
2你的暴力革命的物质基础和人员何在、怎样在大陆生存、发展、壮大到足以和官府力量抗衡甚至取而代之是另一码事。
3你的暴力革命胜利后武装掌权者是否不走国共之路立即还政于民是又一码事。
我在研究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时发现中国社会转型的命题在不断被可悲的偷换,从“如何转变为民主制度”(辛亥革命)一变而为“谁来掌权”(“二次革命”到“北伐革命”),又从“谁来掌权”二变而为“转变成什么制度”(中共革命)。
其结果,使今天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历史原点:“如何转变为民主制度”。
一旦发生暴力革命和武装对抗,时间一长必然又会回到“谁来掌权”,民主制度建设再度被暴力夺权者(多半是中共军官)争夺和维持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延缓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
1暴力革命的概率已经微乎其微.
2即使发生对民主转型是福是祸难以预料。
张:
【非常赞赏你这个认知:“历史上的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没有出现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帝王,一百年的共和也没有出现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统治者,更应清楚的看到,在世界历史上,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统治者也屈指可数。”我对这个认知的注解是:因为中国没有“容忍精神”的统治,所以中国需要无需统治者容忍的革命!】
秦:
形势比人强,强人政治已经成为历史,目前当局被迫容忍的东西越来越多,无论它有没有容忍精神,它都必须容忍黑社会的崛起,也必须容忍民众的维权活动,还必须容忍思想理论的多元化,尚必须容忍市民社会的成长,更必须容忍它自身的派系发展,这样,无需其容忍的和平转型时代正在不可抗拒的到来。
5
张:
【“只能是靠不惧统治者打压的民主人权活动家们的殊死奋斗使当局束手无策,只能是靠全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使当局无可奈何…使统治者无法继续维持一党专制!”这里的“只能”就是革命,不可能是与现统治者合作的改良。“公民社会的成熟”并不是对统治者的压力,起码不是起始压力和主压力,而只是革命压力营造成民主制度后的标志。我还没有见过公民社会成熟而又是非民主的社会。】
秦:
和平转型也是革命,对此无需多费口舌,但国内的活动家没必要强调这一点,那就把专利权送给海外的朋友们吧。公民社会的成熟有双重标准,或者说有两个阶段:一是专制制度下团结奋起行使人权,二是民主制度下按规则组织社会生活。
6
张:
【这个愿望很善良,很好,我支持。但是,深藏在这个愿望后面的可能有一个“免费民主”的怪物存在。想得到民主又不愿付出代价的知识精英大有人在;这个“免费民主”多会躲在“反暴力”、“反动乱”、“反激进”等烟雾里面。】
秦:
问题是谁付出代价?
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个人已经付出了二十二年代价,还可以付出二十二年。
有几个革命论者准备付出这种代价?
但是,我不希望中国人民付出大量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希望国家付出大战乱大破坏的代价。
相反,有几个革命论者不惮付出这种代价?
再次重申:
1)民间暴力是对官方暴政的反弹,作为自发现象始终存在,完全合理非常自然。
2)制度变革“动乱”不可避免,知识精英希望将之控制在非暴力对抗的范围内,这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也完全可能。
3)二十世纪的中国,最大的教训难道不是“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而行”?革来革去,没有革出民主人权法治自由!
4)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主要是建设起来的。
5)暴力革命只能驱除专制,却可能暴力相续不可收拾,但全民团结奋起行使人权同样可以驱除专制,并且为建立民主制度提供最好条件,何况今日中国体制内已经有足够的明智者和投机者等待机会崭露头角,所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6)当然,如果当局实在要效法卡扎菲,那局面恶化就不可避免,什么情况都不能排除。
7
张:
【理论上把政党和制度分清很必要;现实则不一定如此。当一个邪恶政党和邪恶制度合二为一时,你怎么样只反对邪恶制度而不反对邪恶政党?比如警察抓到一个强奸犯,强奸犯对法官说:你应该惩判强奸这个罪行,而不是处罚我这个强奸者,你说这是甚么道理?共产党今天曾有丝毫把制度与党分开的意愿?你能把邪恶共产党与它的邪恶行为分开?】
秦:
党国一体的问题众所周知,解决的办法须由历史来回答,预言制度民主化后党就会湮灭,恐怕俄罗斯已有现成答案。
8
张:
【因为赵紫阳1989“64”之后处于软禁状况,所以才有“赵紫阳反省”;同理,只有共产党也像赵紫阳那样处于类似软禁状况,才有“共产党反省”。其中道理请参看我的《达赖喇嘛为甚么会民主?》一文,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67624】
秦:《达赖喇嘛为甚么会民主?》一文写的好!我当时就加以了赞叹。
你的这个看法我也赞成。
但是,中共已经分裂成多个互相对立的派别,其以部分思想理论界的学者为代表的民主派(《炎黄春秋》是旗帜)是它的未来,其以极端分子为代表的毛派(《乌有之乡》是旗帜)是它的过去,其以胡为代表的实惠至上是它的今天,其以温为代表的既要实惠也要未来的代表了其中数量不小的投机派。
而中共内部的投机派倒向民主阵营,将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政治活动家,永远不会把对立面看成铁板一块!
9
张:
现在,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崛起已经不存在什么寄希望于当局的容忍的问题。你中共当局容忍,它会迅速发展壮大,你中共当局不容忍,它也会爆炸性的成长。【很赞赏这个认知、判断。】当然,这两种情况下,产生的历史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应该寄希望于什么?
秦: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说“现实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没有反对“派”(不是“者”);更无从‘崛起’”?
10
张:
【我不担心“反对派崛起”问题。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在制度转变前反对派崛起可能性等于0。在政治制度转型时反对派崛起是必然的、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反对派崛起之势(条件)已经充分具备。放眼看近世由革命而成立的众多民主制度(政权),大多都不是在变阵前崛起,而是在变阵中自然而然地崛起。】
秦:
这就是我和你的根本分歧所在!
我正是在今天的中国推动反对派崛起,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虽然能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但我们必须大胆设计小心行动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我们已经拥有很好的品牌和基础(cdp、零八宪章等等),当然我们欠缺的东西还太的太多,但是,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已经遍布全国。所以,我个人未必能做出多少事情,可是,今日中国做这件事情的人必然会取得成功——功成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
没有这种充分准备,仅靠“在变阵中自然而然地崛起”,能不是乌合之众吗?再说,只等时机到来,不去未雨绸缪,没有坐等天上掉馅饼之嫌吗?更何况做了四十来年,在这种黎明前的时刻不做好一切可能的准备,我们这种人眼下该做什么更有意义价值的东西?
你是思考者,我也是思考者,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我是行动者,你不是行动者。这是我们的不同点。
11
张:
(《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全文完)
【我觉得,文章长了一些;若能分作几个独立专题各自成篇会好一些。现今资讯爆炸时代,文章长度多少会与读者量成反比。】
秦:非常感谢这个意见,已经有海外朋友多次提起,今后务必注意。更感谢张老先生的政治批评!无论海内外,无论主张和平拟或是非和平方式转型的人,凡是像张老这样严肃认真的对待转型问题,把它作为学问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实践需要考量,而非从主观臆断出发,而非从个人感情个人好恶出发的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都是中国顺利完成民主转型的希望所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切实的投入到当今中国的民主转型活动中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在事情。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物理学研究的一个趣事,那就是理论物理学家总是在探求纯粹状态下的可以用数学模式解决的精确数值,力求没有半点误差。但是,实践物理学家就不同了,他们不得不面对外界的各种干扰,故处理问题时常常要模糊一点,总会提出一个误差范围。
同样的,中国的民主事业上,在和一党专制直接对抗的前沿,认真从事力量凝聚和战术对决者总是看起来不那么“响当当、硬邦邦”,相反,离正面战场越远的人往往叫杀声越烈。这种情况当然并非完全由安全系数决定,一定程度上恐怕是精力的集中点不同所致。
此外,更重要的则是:任何政治活动家都必须讲究一点策略,新兵上阵常常一梭子把子弹打光,老将则总是在战斗结束时还留有预备队。何况自古有云“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看看二十五史,古往今来成功的政治家有几个是一开始就喜欢唱高调的?拿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来说,其调门就始终和力量对比相应。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是策略考量,而是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于这方面,我在研究梁启超的文章中早已系统阐述,在这个系列中也一再重复。简单地说,为了减少两斗皆仇的概率,为了避免恶性互动,我们应该采取类似圣雄甘地的办法,何况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人人多少有点恒产,并且即使进入民主社会,民众还是得靠自己的劳作改善自己的个人生活,因此也绝不会有多少人能成为暴力革命的动力,不会有多少人愿意为野心家去卖命。
另一方面,我也早已指出,社会转型就是革命,但在今天它已经主要表现为街头抗争而非军事对垒,从中国来说,不发生高烈度的抗争是不可能完成转型的,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把这个烈度控制在非武装对抗层面。
要明白,目前的大趋势是瓦解专制,如同清末只待危机爆发中国必然会群雄竞起,所以目前可虑者已经不是专制不倒,而是如何跳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怪圈,是国家避免伤元气,使人民避免被碳涂。
下面,就逐一回答张先生的十一条注评。
1
张:
【我完全认同和支持“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但是,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共产党不断“重申”“党的领导绝对不可动摇、神圣不可侵犯;民主只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民主;人民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作单轨行动;不得有任何一种新制度取代现有一党专政制度的转型”。民主人士不能以一厢情愿的想象取代现实。】
秦:
中共统治已经在动摇,全民已经在奋起,多种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多元化局面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比如,吴邦国的“六不搞”和毛泽东的“全面专政”、邓小平的“四个坚持”要搞独裁相比,显然已是专制统治的强弩之末。吴邦国“不搞”是他的思想自由,可是,就是人大做决议不搞,在今天也是无效的!中国该搞什么,必须全民公决,如果不能投票公决,就会街头公决,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必然。
2
张:
【“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是强大而稳健的反对派崛起”,不论理论还是逻辑都正确;但是,现实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没有反对“派”(不是“者”);更无从“崛起”。】
秦:
Cdp和《零八宪章》联署人就是反对派,和草根运动结合只是时间问题,这也是广大志士仁人正在致力的方向,并且必然会产生历史的结果。
3
张:
【在你讨论的第三点里,常见的反革命论者最容易在这里出理盲点。我常说的意见如下。
其一,不论是极权如现今一党专政的中共,还是被认为最温柔的专制都不会在没有民意或意识型态、道德压力下自行放权的事实。这里对“意识型态、道德压力”稍作说明。就我浅陋世界知识来说,当一个统治者在未掌权时或失权后,才容易接受意识型态、道德压力和影响;前者孤例是小国不丹王子基沙尔,后者就是被时人称为圣者贤者达赖喇嘛。一但权力在手,就会拒绝意识型态、道德就压力(拒绝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几乎全世界权力者都如此。
秦:
同意你的看法,我文已有阐述。
张:
其二,就逻辑上来说,既然是当前政治现实是“绝对专制下民间力量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那么“民间力量借此机会崛起”就是镜中花水中月。因为“民间力量崛起”前提是当前统治者有一定容忍度;目前没有这一前提条件。基于这一政治现实,我主张革命。革命是单方面强制行动,革命不用征得统治者同意才行事,所以革命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只有革命才有“崛起”的可能。除了逻辑可行外,事实上也可行。现今在思想意识言论方面否定革除共产党之说事实合法地存在着,尤其在网上表现分外突出;现实行动中所有不涉直接利益者围观之众、层出不穷的民众动乱事件,都是革命的前奏,或说是准革命行动。
秦:
这是我们意见分歧的关键所在!
我的研判:
1今日中国已经不是绝对专制,当局已经不得不容忍大量异议活动。
2民间力量正在茁壮成长,除cdp和《零八宪章》外还有大量的NGO、研究所、维权团体等。
3其实没有有组织的民间力量崛起,更没有革命可言,乌合之众一哄而起人数再多也无济于事。
4如今的民间和官方的力量对比,已经不可能靠硬实力(武装暴动),即使出现武装对抗,也只能是当局自身的武装力量在全民奋起反抗暴政的和平示威中发生分裂所致。但是,一旦经济、社会危机触发全民和平反抗,靠全民意志的软力量和当局对抗,只要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现行体制就会分化瓦解,轰然崩摧。
我撰此文正是为民间力量崛起提出战略战术。
张:
其三,原本所谓的知识精英,多数是反革命者,近期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形势下,反革命声音消失了;但是不代表反革命消失了。反革命只是退守到“反暴力”线上,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把战线推回到原来的反革命上面去。我认为,认同革命而反对暴力革命是自宫,是自我废除武装;革命也就成了废物纸老虎。我一贯坚持理论上和实践上暴力革命都有其会法性和合理性,都是民众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都可行。只是,需要力避暴力出现,暴力出现后也力使其最小化。】
秦:
1你的认为如何是一码事。
2你的暴力革命的物质基础和人员何在、怎样在大陆生存、发展、壮大到足以和官府力量抗衡甚至取而代之是另一码事。
3你的暴力革命胜利后武装掌权者是否不走国共之路立即还政于民是又一码事。
我在研究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时发现中国社会转型的命题在不断被可悲的偷换,从“如何转变为民主制度”(辛亥革命)一变而为“谁来掌权”(“二次革命”到“北伐革命”),又从“谁来掌权”二变而为“转变成什么制度”(中共革命)。
其结果,使今天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历史原点:“如何转变为民主制度”。
一旦发生暴力革命和武装对抗,时间一长必然又会回到“谁来掌权”,民主制度建设再度被暴力夺权者(多半是中共军官)争夺和维持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延缓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
1暴力革命的概率已经微乎其微.
2即使发生对民主转型是福是祸难以预料。
张:
【非常赞赏你这个认知:“历史上的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没有出现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帝王,一百年的共和也没有出现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统治者,更应清楚的看到,在世界历史上,对反对派有“容忍精神”的统治者也屈指可数。”我对这个认知的注解是:因为中国没有“容忍精神”的统治,所以中国需要无需统治者容忍的革命!】
秦:
形势比人强,强人政治已经成为历史,目前当局被迫容忍的东西越来越多,无论它有没有容忍精神,它都必须容忍黑社会的崛起,也必须容忍民众的维权活动,还必须容忍思想理论的多元化,尚必须容忍市民社会的成长,更必须容忍它自身的派系发展,这样,无需其容忍的和平转型时代正在不可抗拒的到来。
5
张:
【“只能是靠不惧统治者打压的民主人权活动家们的殊死奋斗使当局束手无策,只能是靠全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使当局无可奈何…使统治者无法继续维持一党专制!”这里的“只能”就是革命,不可能是与现统治者合作的改良。“公民社会的成熟”并不是对统治者的压力,起码不是起始压力和主压力,而只是革命压力营造成民主制度后的标志。我还没有见过公民社会成熟而又是非民主的社会。】
秦:
和平转型也是革命,对此无需多费口舌,但国内的活动家没必要强调这一点,那就把专利权送给海外的朋友们吧。公民社会的成熟有双重标准,或者说有两个阶段:一是专制制度下团结奋起行使人权,二是民主制度下按规则组织社会生活。
6
张:
【这个愿望很善良,很好,我支持。但是,深藏在这个愿望后面的可能有一个“免费民主”的怪物存在。想得到民主又不愿付出代价的知识精英大有人在;这个“免费民主”多会躲在“反暴力”、“反动乱”、“反激进”等烟雾里面。】
秦:
问题是谁付出代价?
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个人已经付出了二十二年代价,还可以付出二十二年。
有几个革命论者准备付出这种代价?
但是,我不希望中国人民付出大量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希望国家付出大战乱大破坏的代价。
相反,有几个革命论者不惮付出这种代价?
再次重申:
1)民间暴力是对官方暴政的反弹,作为自发现象始终存在,完全合理非常自然。
2)制度变革“动乱”不可避免,知识精英希望将之控制在非暴力对抗的范围内,这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也完全可能。
3)二十世纪的中国,最大的教训难道不是“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而行”?革来革去,没有革出民主人权法治自由!
4)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主要是建设起来的。
5)暴力革命只能驱除专制,却可能暴力相续不可收拾,但全民团结奋起行使人权同样可以驱除专制,并且为建立民主制度提供最好条件,何况今日中国体制内已经有足够的明智者和投机者等待机会崭露头角,所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6)当然,如果当局实在要效法卡扎菲,那局面恶化就不可避免,什么情况都不能排除。
7
张:
【理论上把政党和制度分清很必要;现实则不一定如此。当一个邪恶政党和邪恶制度合二为一时,你怎么样只反对邪恶制度而不反对邪恶政党?比如警察抓到一个强奸犯,强奸犯对法官说:你应该惩判强奸这个罪行,而不是处罚我这个强奸者,你说这是甚么道理?共产党今天曾有丝毫把制度与党分开的意愿?你能把邪恶共产党与它的邪恶行为分开?】
秦:
党国一体的问题众所周知,解决的办法须由历史来回答,预言制度民主化后党就会湮灭,恐怕俄罗斯已有现成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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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因为赵紫阳1989“64”之后处于软禁状况,所以才有“赵紫阳反省”;同理,只有共产党也像赵紫阳那样处于类似软禁状况,才有“共产党反省”。其中道理请参看我的《达赖喇嘛为甚么会民主?》一文,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167624】
秦:《达赖喇嘛为甚么会民主?》一文写的好!我当时就加以了赞叹。
你的这个看法我也赞成。
但是,中共已经分裂成多个互相对立的派别,其以部分思想理论界的学者为代表的民主派(《炎黄春秋》是旗帜)是它的未来,其以极端分子为代表的毛派(《乌有之乡》是旗帜)是它的过去,其以胡为代表的实惠至上是它的今天,其以温为代表的既要实惠也要未来的代表了其中数量不小的投机派。
而中共内部的投机派倒向民主阵营,将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政治活动家,永远不会把对立面看成铁板一块!
9
张:
现在,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崛起已经不存在什么寄希望于当局的容忍的问题。你中共当局容忍,它会迅速发展壮大,你中共当局不容忍,它也会爆炸性的成长。【很赞赏这个认知、判断。】当然,这两种情况下,产生的历史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应该寄希望于什么?
秦: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说“现实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没有反对“派”(不是“者”);更无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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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我不担心“反对派崛起”问题。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在制度转变前反对派崛起可能性等于0。在政治制度转型时反对派崛起是必然的、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反对派崛起之势(条件)已经充分具备。放眼看近世由革命而成立的众多民主制度(政权),大多都不是在变阵前崛起,而是在变阵中自然而然地崛起。】
秦:
这就是我和你的根本分歧所在!
我正是在今天的中国推动反对派崛起,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虽然能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但我们必须大胆设计小心行动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我们已经拥有很好的品牌和基础(cdp、零八宪章等等),当然我们欠缺的东西还太的太多,但是,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已经遍布全国。所以,我个人未必能做出多少事情,可是,今日中国做这件事情的人必然会取得成功——功成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
没有这种充分准备,仅靠“在变阵中自然而然地崛起”,能不是乌合之众吗?再说,只等时机到来,不去未雨绸缪,没有坐等天上掉馅饼之嫌吗?更何况做了四十来年,在这种黎明前的时刻不做好一切可能的准备,我们这种人眼下该做什么更有意义价值的东西?
你是思考者,我也是思考者,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我是行动者,你不是行动者。这是我们的不同点。
11
张:
(《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全文完)
【我觉得,文章长了一些;若能分作几个独立专题各自成篇会好一些。现今资讯爆炸时代,文章长度多少会与读者量成反比。】
秦:非常感谢这个意见,已经有海外朋友多次提起,今后务必注意。更感谢张老先生的政治批评!无论海内外,无论主张和平拟或是非和平方式转型的人,凡是像张老这样严肃认真的对待转型问题,把它作为学问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实践需要考量,而非从主观臆断出发,而非从个人感情个人好恶出发的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都是中国顺利完成民主转型的希望所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切实的投入到当今中国的民主转型活动中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在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