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逼近临近点时，谁也想不到，中共竟违逆民意玩了一个很大的文字游戏，以“文化体制改革”的名义搞出了一个《中共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一下简称《决定》）。我“认真地学习”了这个《决定》，没有看到一点要真正改革的意思，看到的只有玩弄文字游戏，而且玩得非常拙劣，全篇充满谎言，逻辑混乱，矛盾百出，自欺欺人。
在这个《决定》中，大谎言套着小谎言，其中最大的谎言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地球人都知道，中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尊重文化、最能摧残文化的政权，创造了无数迫害文人、毁坏文物、焚烧书籍的人类奇迹，对文化遗产共享的全世界犯下了滔天罪行。
建国初期的“肃反运动”、“整风反右运动”，针对的都是文化人。根据解密档案，在“肃反运动”中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其中文化届、教育界、文艺界是重灾区，被整死的人最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的名胜古迹几乎遭到破坏，很多历史文化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使佛像缺鼻子少眼、甚至没头没脑。而文革中的红卫兵响应中共“破四旧”的号召，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就连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也被摧毁了。在“反四旧”运动中，无数古籍被焚烧，无数国宝被砸碎。红卫兵仅在孔子的老家曲阜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损毁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李厚泽《历史的荒诞》）。
改革开放后，伤痕累累的文化古迹在经济开发中又遭到了建设性的破坏，各地政府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大肆拆除真古迹，建造假古迹，具有文化价值的传统居民区在旧城改造中给“改”掉了，就连古老的村庄也变成了“圆明园”。上海同济联合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所所长李秉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开发中对历史文化的建设性破坏超过了‘破四旧’、‘文革’”。如果说中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它继承和弘扬的只有“文字狱”。清朝皇帝顺治平均每年搞一次文字狱，康熙平均五年搞一次，雍正每两年一次，乾隆一年两次，而到了中共则是因言获罪常态化，天天出版审查，日日“扫黄打非”（扫黄为假，打非为实），时时跨省追捕，秒秒删帖屏蔽。
如果说中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它倡导和发展的先进文化只有颂扬自己的“红歌”和“红段子”。中共把唱“红歌”演为一种集体和强制性的狂欢，并且试图将其作为这个时代驯服和动员民众的精神力量。“红歌”里隐含或张扬着个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同时压制个人尊严和自由主义。什么是红段子？中国移动定义：红段子中的“红”特征是具有先进性、思想性和积极向上，它的对立面是低俗淫秽的“黄段子”、情调低下的“灰段子”、恶意讽刺的“黑段子”。在中央政府、有关部委和几大移动运营商的联合高调推动下，“红段子”手机大赛活动正在全国各地掀高潮，活动目标是重点培养和发展“百万种子选 (写)手”和“千万群众选(写)手”，实现“亿万群众转发参与”。这些红段子的内容多是“党的政策亚克西”，套用了各级领导讲话稿中的套话和废话，是对中文的污染和谋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已经发行，该书主编之一的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谢麟振说：“古有唐诗三百首，今有短信红段子。亿万群众参与的短信‘红段子’文化，是记录与传承中华复兴盛世的最佳形式。”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徐龙说“红段子掀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他把“红段子”的意义上升到“如何解决主流文化价值观缺位问题”，实在是恶俗之至。
除了满篇谎言之外，《决定》提出的目标和措施几乎全部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决定》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苏联和东欧证明是神话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所体现，爱国主义已经被“裸官”利用为转移公众泄愤目标的民族主义，改革创新已经被“五不搞”彻底否定，社会主义荣辱观已经被贪官的“二奶文化”所抵消。所以，这个价值体系是一个价值虚无的体系，把中国人带进了一个价值迷茫的社会，带进了一个远离普世价值的社会。一个价值虚无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道统”的社会，“道统”是道德建设的基础，“道”之不存，“德”之焉附？《决定》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壮大主流舆论，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广雅》里说“舆，多也”，舆论即为众人之论，经过引导的舆论还是舆论吗？新闻都加“主义”了，新闻就失去了客观性，那还是新闻吗？新闻都经过“正确导向”了，民意必然被过滤，怎么还能有“公信力”和“通达社情民意”？都“正面宣传为主”了，批评的镜头只能对准“芝麻官”在办公室打扑克那点事，还怎么能“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都“壮大主流舆论”了，必然导致民间信息被垄断和堵塞，还怎么能“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100多字的段落里就有这么多的“矛盾”，如果我把全篇《决定》的“矛盾”都写出来，能写成一本书。我实在写恶心了，还是用一个笑话结尾吧。中国人问蒙古国人，你们蒙古没有领海，为什么还有海军啊？蒙古人反问道，那你们中国没有文化，为什么还有文化部呢？
在这个《决定》中，大谎言套着小谎言，其中最大的谎言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地球人都知道，中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尊重文化、最能摧残文化的政权，创造了无数迫害文人、毁坏文物、焚烧书籍的人类奇迹，对文化遗产共享的全世界犯下了滔天罪行。
建国初期的“肃反运动”、“整风反右运动”，针对的都是文化人。根据解密档案，在“肃反运动”中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其中文化届、教育界、文艺界是重灾区，被整死的人最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的名胜古迹几乎遭到破坏，很多历史文化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使佛像缺鼻子少眼、甚至没头没脑。而文革中的红卫兵响应中共“破四旧”的号召，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就连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也被摧毁了。在“反四旧”运动中，无数古籍被焚烧，无数国宝被砸碎。红卫兵仅在孔子的老家曲阜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损毁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李厚泽《历史的荒诞》）。
改革开放后，伤痕累累的文化古迹在经济开发中又遭到了建设性的破坏，各地政府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大肆拆除真古迹，建造假古迹，具有文化价值的传统居民区在旧城改造中给“改”掉了，就连古老的村庄也变成了“圆明园”。上海同济联合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所所长李秉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开发中对历史文化的建设性破坏超过了‘破四旧’、‘文革’”。如果说中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它继承和弘扬的只有“文字狱”。清朝皇帝顺治平均每年搞一次文字狱，康熙平均五年搞一次，雍正每两年一次，乾隆一年两次，而到了中共则是因言获罪常态化，天天出版审查，日日“扫黄打非”（扫黄为假，打非为实），时时跨省追捕，秒秒删帖屏蔽。
如果说中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它倡导和发展的先进文化只有颂扬自己的“红歌”和“红段子”。中共把唱“红歌”演为一种集体和强制性的狂欢，并且试图将其作为这个时代驯服和动员民众的精神力量。“红歌”里隐含或张扬着个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同时压制个人尊严和自由主义。什么是红段子？中国移动定义：红段子中的“红”特征是具有先进性、思想性和积极向上，它的对立面是低俗淫秽的“黄段子”、情调低下的“灰段子”、恶意讽刺的“黑段子”。在中央政府、有关部委和几大移动运营商的联合高调推动下，“红段子”手机大赛活动正在全国各地掀高潮，活动目标是重点培养和发展“百万种子选 (写)手”和“千万群众选(写)手”，实现“亿万群众转发参与”。这些红段子的内容多是“党的政策亚克西”，套用了各级领导讲话稿中的套话和废话，是对中文的污染和谋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已经发行，该书主编之一的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谢麟振说：“古有唐诗三百首，今有短信红段子。亿万群众参与的短信‘红段子’文化，是记录与传承中华复兴盛世的最佳形式。”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徐龙说“红段子掀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他把“红段子”的意义上升到“如何解决主流文化价值观缺位问题”，实在是恶俗之至。
除了满篇谎言之外，《决定》提出的目标和措施几乎全部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决定》说：“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苏联和东欧证明是神话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所体现，爱国主义已经被“裸官”利用为转移公众泄愤目标的民族主义，改革创新已经被“五不搞”彻底否定，社会主义荣辱观已经被贪官的“二奶文化”所抵消。所以，这个价值体系是一个价值虚无的体系，把中国人带进了一个价值迷茫的社会，带进了一个远离普世价值的社会。一个价值虚无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道统”的社会，“道统”是道德建设的基础，“道”之不存，“德”之焉附？《决定》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壮大主流舆论，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广雅》里说“舆，多也”，舆论即为众人之论，经过引导的舆论还是舆论吗？新闻都加“主义”了，新闻就失去了客观性，那还是新闻吗？新闻都经过“正确导向”了，民意必然被过滤，怎么还能有“公信力”和“通达社情民意”？都“正面宣传为主”了，批评的镜头只能对准“芝麻官”在办公室打扑克那点事，还怎么能“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都“壮大主流舆论”了，必然导致民间信息被垄断和堵塞，还怎么能“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100多字的段落里就有这么多的“矛盾”，如果我把全篇《决定》的“矛盾”都写出来，能写成一本书。我实在写恶心了，还是用一个笑话结尾吧。中国人问蒙古国人，你们蒙古没有领海，为什么还有海军啊？蒙古人反问道，那你们中国没有文化，为什么还有文化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