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四十二年的独裁统治最终画上了句号,一个自由民主的利比亚就将诞生。这是利比亚人民的胜利,也是普世价值的胜利,似乎,历史总会是沿着正义战胜邪恶之路行走,只不过,过程显得如此漫长。

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点燃了新一轮反抗独裁专制统治的熊熊烈焰,摧毁着阻碍人类进步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影响力,波极力堪比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及“苏东剧变”,对非洲,阿拉伯世界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奴役下的民众纷纷走向街头,反抗独裁,反抗暴政,要自由,要民主。

突尼斯与利比亚人民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果,独裁统治走到了尽头。区别在于,突尼斯以最小的代价成功的实现了社会转型,而利比亚人民别无选择的以暴易暴,付出了巨大牺牲。这样,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利比亚人民不走经过实践证明的和平的突尼斯道路,而选择武装反抗?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简单的比较两个国家的不同就会给出答案。这种不同不在于人民的素质与偏好而在于统治者是否尚存哪怕一丝良知。本.阿里下令不许对上街的百姓开枪,而卡扎菲则动用轰炸机对贫民进行轰炸。两个统治者做出了不同的镇压方式,民众反抗的手段就必然不同。

突尼斯人民上街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也门、苏丹、阿曼、约旦、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利比亚的人民也上街了。上街本是件正常的事,正常地去理解就没问题了;可是独裁统治者不这么看,他们被上街激怒了,这些独裁统治者太习惯于民众的顺从,民众的怯懦了。一旦民众表现出来与他相同的欲望,渴望自由,渴望平等,渴望幸福的时候独裁统治者就坐不住了,利用手中的一切权力来平息民众的正常诉求。在这些独裁者看来,统治者天经地义的要享用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更多自由——所有独裁统治者都一样,尽情的享用着权力带给他们的“幸福”。民众上街的目的就是寻求本应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幸福,统治者本可以适当的满足民众的需求,缓解民众的愤怒。即便有限的让步不能平息民众的愤怒,也可以通过夹带些黄金到他国寻求庇护,好赖性命无忧,于民于己都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卡扎菲非要博一下,自信效仿中国的“六四”,用无数人的鲜血可保独裁统治的江山永固。可惜,中国的一幕没有在利比亚重演,忠诚卡扎菲的私人卫队在关键时刻也会分崩离析,没有保住他的小命。利比亚人民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一个事实:对付卡扎菲这样的统治者只能选择高举武装反抗的大旗——利比亚人民愿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可卡扎菲不答应,这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卡扎菲的死令一些人悲痛欲绝,不断地诅咒着未来的利比亚不会再有和平,宗教派别之间的武装争斗会让民众永无宁日。在这些人看来,所谓的“和平”只有残暴的统治者可以维系。利比亚人民用短暂的不和平换取了永久和平的基础,换取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宪法权力将会至高无上,不容许任何人逾越。在这时,也只有在卡扎菲的独裁权力消失之后,人民才可以真正享有和平与民主,才可以着手建立宪政政府,确立法律的至高地位。

在利比亚人民武装反抗初期,希拉里没有飞到利比亚去劝当时的反对派武装放下武器,和平解决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国际社会对卡扎菲的武装镇压迅速作出反应,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冻结卡扎菲海外资产。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3月19日,法国率先空袭利比亚,西方十余国家加入对利的军事行动。美英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打击利比亚沿海防空设施。国际社会的支持迅速扭转了战局,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在短短几个月控制全境,又一个民主国家就将诞生。

突尼斯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利比亚人民的选择也是正确的,正确的解决了独裁统治,正确的确立了民主原则。突尼斯人民制定了宪法,正在投出神圣的一票。利比亚人民也在高喊:“团结、和平、法律”,未来的利比亚虽困难重重却向世界展现出一幅美好远景,这幅远景令依然生活在专制下的中国民众羡慕不已,心中不断地盘算,我们如何也能将理想变为现实?文艺复兴我们错失了,辛亥革命前我们错失了,苏东剧变我们错失了,茉莉花革命我们还在错失,为什么中国人总在重蹈着专制独裁的覆辙?

这个问题实在复杂,可能要追溯到几千年前,不断地拷问中华文化。可我在想,利比亚人民在作出抉择前考虑了这么多吗?考虑了远久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后才依据这个原因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吗?就像一个英雄,每时每刻都要为国为民,每时每刻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条不紊的处理一切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利比亚的“乌合之众”可以胜利并以他们的胜利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只要独裁者暴力镇压,我们就暴力反抗——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选择不依赖于“真理”,不依赖于智慧,不依赖于“时代主流”,只依赖于这群“乌合之众”的最原始,最本能,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杀人者必须付出代价且杀人者没有迫在眉睫的被杀的风险绝不会俯首称臣。说“暴民”、“贱民”、“乌合之众”的人潜意识里流动着的是:历史是由英雄创造及指导下而成就的,中国的未来依旧要依附于这些领袖的英明决策——唯一正确的决策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我以为,这恰恰是专制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政治格局没有质的变化,反对派并没有形成气候,至少没有好过二十多年前的六四,甚至于没有好过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知识精英远没有超过胡适,反对党远没有超过国民党,唯一有所区别的是万千民众,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在前所未有的高涨,可悲的是,这种日益高涨的自由民主渴望被同样追求自由民主的另一些人描述为:暴民、贱民、乌合之众。对此,很想问上一句:什么是自由民主?谁的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包括“暴民”、“贱民”、“乌合之众”?或者“暴民”、“贱民”、“乌合之众”的自由民主不同于高贵的精英?这种说法,这一伎俩几千年来一直被封建专制沿用,其本质就是为自己的统治寻找一个像样的理由,确立其正当性。令人悲哀的是,一些民主派人士也照本宣科其理论构建如出一辙,真的令人很失望。

奥巴马表示,卡扎菲错失了将利比亚带向民主之路的机会。他说,“你不会希望看到任何一个人像他(卡扎菲)这样结束自己的命运,但是我认为这也同时向世界上其他的独裁者发出了强有力的警讯,提醒他们人们是多么地渴望自由。”人们渴望自由——不仅是统治者渴望,也不仅是少数精英有这种渴望,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渴望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谁或某种“真理”可以蔑视这种渴望。卡扎菲在蔑视,专制统治者在蔑视,所有蔑视人们有自由民主渴望的人其结局都会一样——这就是历史,不管这个历史多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