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忆周辅成》，赵越胜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版，32.00元。
《周辅成文集》(一、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98.00元。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做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现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著作。
赵越胜的《燃灯者》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持久的关注与好评。人们阅读之后在思想上产生的共鸣，感情上发生的激荡，以及想找人倾述、分享的冲动，是当今读书经验中少见的。也许，几年前人们读章诒和的文章引起的感慨有类似之处，方可相比。
我喜欢越胜的书，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师弟、同事和挚友，不是因为作为研究西方哲学的后学，我一入行就认识了周辅成先生；而是因为，作为在“文革”暗夜中的思想探寻者，我有相似的经历；同时还因为，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研究者，我认为《燃灯者》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回答以下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年轻一代冲破黑暗、追求光明的艰苦卓绝的大无畏行为在上世纪70年代普遍发生？
在倒行逆施者垄断全部知识资源，在思想文化方面实施专政的情况下，启蒙何以可能、如何进行？
《燃灯者》只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三四十年前的故事，还是在价值迷茫的今日中国具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燃灯者》讲述的不只是发生在特殊年代的特异故事，而是人类的故事，是光明战胜黑暗的故事，是人性追求真善美的力量不灭的故事。
灯火的护持与传递
《燃灯者》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表面看来，在那个指鹿为马、是非颠倒的时期，在所谓“批林批孔”、“学习马列理论”的声浪中，一个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和一个小青工邂逅相遇，演绎出一段心灵交融和思想传承的佳话，有些超出人们的理解与想象，但实际上这并非孤例。即使暗夜如磐，也总有光，那光不是随生随灭，而是人类的精神和文明与生俱来，它只需有人护持和传递，而护持和传递者不乏其人。
这里，举另外两个例子。
第一个已为人所知，我说的是顾准。
顾准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和政府高官，因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性格，失去权位与尊荣，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勇闯禁区，逆官方的意识形态主流，发表惊世骇俗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起思考和争论，并启发老一辈的经济学权威孙冶方提出有关价值规律方面的重要观点。在妻子因自己的问题而自杀、子女宣布断绝关系、自己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他坚持研究和探索，力图解答“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为何改变性质”，“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为何命途多舛”等大问题。
同样是在70年代，在“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妻离子散、绝症缠身的悲惨境况下，顾准与包括吴敬琏在内的一些青年经济学家交流，把自己对于经济、社会、政治、历史的思考告诉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学习外语，提高阅读和翻译英文文献的能力。他在最黑暗的日子里鼓励周围的年轻学者看到中国未来的前途，切实帮助他们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在思想和知识方面做好准备。一批受他影响和教化的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时成为中坚力量。
另一例是杨小凯讲述的亲身经历，记载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杨小凯又名杨曦光，是华人中杰出的经济学家，可惜英年早逝，中外人士广泛认为，如果华人经济学家有谁会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他一定是第一人。杨小凯在“文革”爆发时是湖南长沙的高中学生，他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写出了“文革”时期异端色彩极强、轰动一时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作出与官方迥然不同的分析与预言。为此，他被捕入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10年徒刑。
对于杨小凯来说，10年监禁让他吃尽苦头，但也让他接受了好几遍高等教育，使他得以在政治上、思想上大开眼界。监狱里高人云集，在年长狱友的帮助下，杨小凯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电机学和机械制图，通读《资本论》和《世界通史》，他与其他政治犯一道讨论时政，他了解了天主教徒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在政治上、思想上比自己深刻和成熟的知识分子刘凤祥。
刘凤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在革命政权建立后得以担任重要职位。他在1950年才20来岁时就当上了浏阳县县长，当地建设报的总编辑，1957年在湖南日报总编辑任上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利用“文革”中“大民主”的形势大肆活动，曾把彭德怀在1959年批评毛泽东的“万言书”以“反面教材”的名义抄成大字报公之于众，让人们了解批判左倾路线的观点。当杨小凯坦言，他自己的观点已经从理想主义和追求价值判断转变到只是实证地考虑世界如何发展时，刘凤祥开导他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实在是非常残酷，很多知识分子因此信奉一种纯客观主义，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是非善恶，认为这种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罪恶，这在历史上一定会成为公认的定论，这是客观真理，不是随意性的主观判断所能改变的。”
在狱中，刘凤祥常在夜深人静时给杨小凯上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讲反右运动、大跃进、最高层的路线和政策分歧，讲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讲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杨小凯写道：“我像在黑夜里看见了光明，聚精会神地听他。在周围充满着无知的政治狂热和被迫害者的麻木和心智瘠薄的1969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危及每个中国人安全的时代，刘凤祥的这段历史使我感到一种精神享受。”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朋友们把刘凤祥称为“舵手”。另一方面，刘也是在自觉地传播真理、传递光，他对杨小凯说：“用我这样的效率向你讲解我的政治观点，我10年内顶多能说服1000人。”对他而言，以这种效率来改变现实是远远不够的。
刘凤祥被“文革”当局处以死刑。“文革”结束后，他被中共湖南省委平反，他的右派问题也得到改正。而杨小凯在出狱之后，立即以他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和独树一帜的见解得到思想开明的经济学老前辈的重视，并在武汉大学获得教席。
光为何物：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越胜的幸运在于，在扩充思想、吸取知识之时，他很偶然地遇到了真正的名师，这并不是说，他有幸得到一位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的指点，而是说，周辅成先生代表和体现的、所传递的，是与人类文明相联系、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
得到辅成先生这种真正智者的指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称要“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要把革命输出到全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这条极左路线长期、自觉地自外于世界文明大家庭，把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当成“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毒素”加以批判和消灭，它尤其痛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在全面的文化专制之下，在彻底的思想改造之下，中青年一代与人的学说不但隔膜，几近无知，像辅成先生这样不多的老一辈学人曾经为人性学说的光所照耀，但像他那样敢于护持和传递光照的，实在是罕见。
缺乏光照与养分，生命就会枯萎，即使那些有旺盛生长力的生命，也会呈现出畸形和残缺不全的状态。“文革”中，大无畏地挑战现实、艰苦卓绝从事思想探索的年轻人何止成千上万，各种具有异端色彩的独立思想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但事后看来，在历史上立得住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例。年青一代不乏勇气，不怕牺牲，但远离文明。思想上的紧身衣已经像皮肤一样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中国的思考者探索者处于可怜可悲的境地，他们看不见光，长期在暗夜中摸索，有的费尽毕身心血始终修不成正果，有的走火入魔陷入旁门左道，不少人遭到双重悲惨命运的打击———政治生命和现实生活的不幸，再加上思想、信仰方面的困顿无望。
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无例外地起于美好的许诺与丑恶、残暴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人们思考的原点是马克思主义———用真正的、以人的解放为宗旨和归宿的马克思主义审视、评判“文革”中以“斗争哲学”和“专政理论”为核心的粗陋的、野蛮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不幸的是，大量的探索者无法识破“‘文革’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宣传谎言，他们力图用原典的、第一阶段的真理理论化、合理化、理想化第三阶段的政治说辞。尽管有无畏的勇气，但他们的探索很快就走进了死胡同。
上海的“中学生串连会”是众多事例之一，他们发表了震动一时的纲领性宣言《一切为了九大》，其中说：“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他们的异端结论是，在教育界，非党员比党员好，群众比干部好，人们越接近基层越拥护毛泽东思想。他们自以为是在诠释“文革”理论，道出毛主席不方便说出来的话，但他们的“阶级关系变动论”被判为“大毒草”，他们中有的人被抓捕判刑，有的人被逼疯，但多数不改初衷，有人以诗言志，向伟大领袖发出哀怨：“既有真经传后人，何必棒打传经人。”
越胜有幸在一起步时就进入了辅成先生的思想和知识力场，只在“第一里程碑真理”处做了适当的、短暂的停留，并把这样的真理视为人类文明的部分呈现，而非真理的全部或真理的顶峰。他从辅成先生那里撷取的，是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文明之果，而且还受辅成先生的提醒，即使在那个伟大的传统中，也要摒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说中那些“哲学王”、“为帝王师”的糟粕。我的理解，辅成先生思想的根本，就是人本性自由，决不能自愿受奴役；为了使广大的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做到这一点，辅成先生把毕生精力贡献于宣扬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自由是尚待追求的核心价值
辅成先生和越胜的交流走上正轨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文革”的结束以4个“文革”派领袖被抓捕为标志，但它的民意基础充分反映在半年前的“四五运动”之中。在1976年的清明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上如潮的人群中，响起了惊雷般反抗的声音：“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变化是巨大的，但主要在路线层面和政治层面，自由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恰恰相反，“反自由化”的浪潮此消彼长，连绵不断；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没有成为社会的旗帜，恰恰相反，它们成了“精神污染”的主要内容，成了被批判和清除的对象。辅成先生的兴奋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抑郁甚至忧愤所取代，而越胜则因为处境和形势远走他乡。时过境迁，到了今日，“文革”已经不再是梦魇般的灾难，而是为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而进行的伟大尝试和壮举。这也难怪，当现实让人怨言四起时，与之相对照的另一个时代就被想象和愿望美化，作为抨击现实的依傍。还可以理解的是，发生在近半个世纪之前的“文革”对于许多中国人已经不具有狰狞的面目和恐怖的气息，而化成了种种社会理想的口号，这些口号的核心内容是打倒特权和反对贪腐，特别反映今日中国人的心声。
应该承认，“文革”结束后，中国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获得了他们近30年一直向往而未能获得的自由———小岗村农民冒险争取到的自由，按自己的意愿在一小片土地上生产和经营的自由。小岗村的故事被传诵和宣传得令人耳熟能详，几乎成了神话，但我认为再怎么宣传都不过分，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意愿和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与尊重，是一种相悖于传统的突破性革新。
但另一方面，我要指出，这种自由说到底是政策性的而不是根本性的，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这种自由属于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这是人作为劳动力的自由，是从“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角度而言的自由，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属于相同范畴。从中国当代历史的经验看，这样的自由极其难得、可贵，但我们还是应该不停留在这个层次，而看到作为价值核心的自由。
以工具的态度对待自由，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一开始就存在的误区。据严复的解说，正因为英国人信奉自由，所以英国成了世界强国。他解释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学说：自由就是让每个人的才能得以解放和发挥，使这些能力组织、融合到一起，为社会有机体，即为民族和国家服务。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慈指出，这是极大的误解与歪曲，斯宾塞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个人，一个好的社会是这样的，个人幸福将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个人在其中不会受到外来的限制和强迫。史华慈深切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国家强盛的关切，“不过，事实依然是，凡是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