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不中最值得借鉴的民间智慧，窃以为就四个字：斗而不破。正因为四不的缓冲，过去多年的社会抗争才可能展开，而避免了直接政治对抗的高成本。
近日我在微博发表[关键是要化解官民双方的恐惧]一文，阐述我所坚持的中道路线。文章中我对比了中西方社会运动的特性。在西方，社会抗争太平常，因而有序的同时必须激进和出位，才能抢眼球，才有传播效应。而在中国，抗争却是最大风险，所以即便不得不走上街头，不得不为利益争，仍往往害怕政治上的过于激进。尽可能克制，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不挑战官方政治正确，不质疑官方的执政合法性，这＂四不＂就成了社会抗争的重要策略，而与西方大异其趣。
显然，这都属于客观描述，中西方社会抗争的这种差异是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但偏偏有人把我客观描述的民间四不，扭曲成我自己主张四不。描述与主张相去何止千里，这种故意混淆显然出于把我定位为投降派的需要，属于典型的网络超限战。
但话说回来，我的确在文章中，对民间抗争的四不策略，没有划清界限，予以全盘否定，以显示自己的革命姿态。反倒称作民间智慧，认为可以借鉴。正是这种姿态上的暧昧，给了构？者空间，令很多激进青年难于辩识，而倾向于相信构陷者的指控，以为四不真的就是我的公开主张。
那么，我暧昧错了吗？为什么我不可以跟民间四不坚决切割呢？
尽管攻击排山倒海，大有把我钉上四不首倡者的投降派耻辱柱之势，我也决不后悔自己的这种暧昧。四不是民间的发明，而且一直广为流行，那么一定有它的道理。四不不蠢，四不有用，最大的作用在于，它是必要的弱者的武器，即弱者用以自我保护的武器，用以规避强打压高风险的武器。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想当烈士，他们是实用的，要抗争，也要生活；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要政治安全。四不正好能相当程度满足这普遍需求。你要全盘否定也可以，但是，你有绝对保险的替代性方案，来让老百姓自动抛弃四不么？
至少我自己，还拿不出这个绝对保险的替代性方案。那么，我当然没资格去全盘否定四不，去跟四不断然切割来显示自己的革命。相反，我必须对社会普遍的自发选择表示尊重。因为我并不比社会高明。这是我对民间四不暧昧和愿意借鉴的全部原因。
那么到底从民间四不借鉴什么呢？借鉴不是照搬，借鉴四不不等于主张四不。而仅仅是借鉴四不体现的民间智慧，通过四不来研究社会心理、社会需求及抗争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尽可能吻合社会心理、社会需求及抗争规律的建设性意见，供社会参考。而四不中最值得借鉴的民间智慧，窃以为就四个字：斗而不破。
斗而不破，斗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体制，一是乱作为即天生的藏污纳垢，二是不作为即没有自我纠错机制，扫帚不到污垢不会自己跑掉，没有社会压力的强大倒逼，侵犯社会与民争利的掠夺之手就不可能收敛。所以我从来主张抗争，主张自外而内的倒逼，主张以压促变。这立场我从来没有变化。
但是，要斗却不能一味硬斗，因为一味硬斗的必然结局就是斗破。在维稳力量与社会力量绝对不对等之当下，斗破能让社会得到什么？以革命者的高蹈当然可以说：现状早是最坏早不能忍耐，早斗破，早超生，大不了玉石倶焚。作为个人选择这一点错没有，但如果把这当整个社会的不二选择，不要余地，不要弹性，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没有中间，不支持我就是敌人，对敌人就要你死我活，就要我代表人民枪毙你。这整个话语架构，逻辑机理，行为模式，与毛泽东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为纲又有何区别？
在我看来，我们跨入的是社会运动时代。而社会运动与先锋队模式是完全不相容的，它本能地排斥先锋队模式，排斥先锋队的设计思维计划思维。因为先锋队模式及其设计思维计划思维，与社会运动最重要的属性即社会的自主性，即社会的自主演进、自我训练、自我成长，根本就是冲突的。我们跟极权者最大区别，是他们不承认社会而我们承认社会，他们鄙视社会而我们敬畏社会，他们侵犯社会乃至消灭社会而我们保卫社会，他们高踞社会之上而我们置身社会之中，跟社会一道前进。总之是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为主义、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我们并不拒绝以个人立场给社会提建议，不拒绝顺势而为，但绝不自居先知和先锋队绑架社会。如果走到绑架社会这一步，我们岂不堕落为极权者的复制品？那岂不是自我消解抗争的伦理正当性？所谓抗争又有何意义？
所以，尽管相比于我们的理想境界，四不确实太不完美，但既然是社会普遍的自发选择，我们就必须尊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正因为四不的缓冲，过去多年的社会抗争才可能展开，而避免了直接政治对抗的高成本。即便四不的时代正在过去，完全否定四不也未免轻佻。毕竟，一个时代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新时代需要新的抗争方式，但也不应完全切断历史，文明是历史不断累积不断积淀的结果，而不是每次都完全推倒重来的结果。只有怀着对历史的这份温情而不是傲慢，我们才能真正从历史中学习，新时代的抗争才会更智慧，才能让变革更彻底而代价更小。
附：
关键是化解官民双方对博弈的恐惧
笑蜀
微博之妙，还在于风险之“微”。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只想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他们也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这必须是在小日子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即在安全的前提下偶一为之。如果要求他们把这变作生活常态，如果抗争目标是完全政治化的，他们马上会谈虎色变，一哄而散。
不仅老百姓恐惧，官方也很恐惧。全能体制是单向命令的体制，即政府命令人民的体制。这种命令体制后来只是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废除，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没变化。一直以来，官方最怕的就是动。他们只有管理静态社会的经验，这经验一句话概括，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他们看来，动是跟乱联在一起的，不动最好，你一动他就怕，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因为后果不可预期，他们宁愿从最坏的角度来预设，看到一点星星之火，马上联想到燎原之势。于是宁肯反应过度，宁可做过头，也要万无一失，绝不开一点口子。任何政治化的诉求、任何政治行动都不可能逃过他们的视野，一旦露头，正好杀一儆百。
所以，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如果像西方那样，一开始就是直接的政治对抗，这注定是死路一条。无论在朝在野，都不可能接受。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因而确实不可能照搬西方，它如果不能马上消除，起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朝野双方对于政治对抗的恐惧。让他们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先展开博弈，在博弈中逐渐提升双方的素质和能力，进而提升双方的自信，然后才谈得到下一步。如果博弈的第一步都跨不出去，僵局不能打破，那么一切无从谈起。
不怕起点低，做起来再说。对此，中国民间其实很有智慧，很清醒。这种民间智慧，在城市中产阶层和白领，主要表现为极其克制和隐忍的散步、饭醉与形形色色的街头行为艺术；在底层，则主要表现为所谓“跪着造反”。中国很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都会有一种镜头，即抗争民众大片大片的跪下。我去到温州钱云会事件的现场，就目击过这种场景，你如果是记者或者官员模样，走到哪里都会齐刷刷地朝你跪下一大片。而且跪在最前面的，一定都是妇幼老弱。包括所有群体性事件提出的口号，也一定是很卑微很具体的诉求。
这些抗争形式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我们知道，西方的街头运动虽然基本上都属于和平抗争，但并不乏激进激烈的行动。因为他们的街头运动就是为了扩大传播，行动必须一定程度上出位，即必须一定程度上激进激烈，才可能引起公众尤其是媒体的强烈关注，否则就没有新闻价值。中国不然，中国民间的抗争者往往最怕激进激烈，不仅行动上尽可能克制，尽可能不授人以柄，而且意识形态上也尽可能不冒犯官方，不挑战官方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执政的合法性。这既是一种抗争策略，对抗争者而言也未必都属于违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来就无心政治，哪怕起而抗争，也仍然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抗的只是对自己现实利益的侵犯，争的只是自己的现实利益。但凡在利益上有相应收获，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马上就偃旗息鼓，一去不返。
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就应该借鉴这样的民间智慧，找到一条对民间和体制双方来说，都属于可接触，可接受，可进入的路径。围观正好可以在这关键环节起到关键作用。它提出的是“微”议题，推动的是“微”进步，即点滴进步，即毫米级的进步。毫米级的进步不仅因基于细节而品质可控，是扎实的稳健的，进一步就是一步，而不至于像大跃进那样往往带来大折腾，甚至大倒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相应地把风险也化解到了毫米级，这样的毫米级风险，是哪怕一个普通人也能承受的，因此可以逐渐化解体制和民间双方的恐惧，让中国的社会运动乃至公民运动能够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展开，如温水煮青蛙，逐渐提升民间和体制双方的耐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