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从私，都迫切需要知识分子表态，表达对公共权力的质疑和批评。
在大陆，每年民间都会评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其中《政右经左》工作室评出来的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或从经济的，或从政治的，或从文化的，或从社会的，或从文学的，或从法律的等各个方面对公共权力进行温和的或激进的批评，对公民权利以舆论和思想的方式进行扞卫。
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独特的政治风景，成为一条靓丽的政治风景线。正是有了他们，人们才看到了政治的点滴进步，看到了启蒙工作的成就，看到了政治进步的曙光，听到了世界文明的脚步声。
如果要问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是如何炼成的，那么以下原因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公共知识分子良知的再苏醒。中国知识分子走了一个良知沉睡、苏醒、再沉睡、再苏醒的过程。自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都是受害者，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知识分子已经被打断了脊梁，已经失去了良知和尊严，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有成为权力的奴才，成为权力的吹鼓手，成为权力的颂圣者，才能够生存。
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的良知才有所复苏。但是在八十年代末知识分子与权力结合的浪漫时代结合终结之后，一部分人成了思想上的失踪者，一部分人成了下海捞鱼的世俗主义者，一部分人回归象牙之塔，还有极少一部分人专注于学术。与此同时，权力主义横行霸道，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让所有人的人臣服于权力之下。
知识分子的良知受到权力与金钱的双重侵染，浑身布满着铜臭。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成为知权分子，知钱分子。
一个充满知识期待的社会，却没有了充满期待的知识分子，这让社会产生巨大的不满。社会对知识分子提出严重的警告和批评。有人以知识分子死了为题，呼吁知识分子站起来，应该承担起历史责任。有人把现代的知识分子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较，严厉批判了当代知识分子没有责任意识，少有责任担当。有人呼喊要出大师，有大思想家。大学不能有大楼，没有大师。有人呼喊要当代鲁迅、当代胡适。这些来自民间的呼声终于让一些知识分子有了良心发现，愤而展现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第二，新威权体制产生的畸形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离不开体制。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体制的烙印是抹不掉的。如果说，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宪政民主的产物，是言论自由的产物，那么，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有宪法，无宪政，甚至还有些人反宪政。现实的言论自由空间狭窄，言论表达不通，因言治罪的事时有发生，言论自由的环境不容乐观。
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是新权威主义下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下的宪法具有形式性，宪法条款缺少应有的权威性，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仍然具有一定的盾牌作用，具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公共知识分子利用宪法的这一点，在不动宪法红线的基础上，在有限的宪法空间内发出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这也造就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可避免的局限，尽管公共知识分子有担当，还是心有馀而力不足。于是，刺猬型知识分子就成了这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特色，当有机会说话时，就狠狠地扎向公共权力，当受到打压时，就缩成一团，以求自保。或者以说就说真话但真话并不一定总说的犬儒心态以求心安。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毅然决然一意前行。
第三，社会的抗争倒逼知识分子表态。中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维权事件都接近十几万起，这或是因为强征土地引起，或者是强制拆迁引起，或者是腐败案件引起，或者是滥用权力引起，这些群体性事件都是针对公共权力去的。如果知识分子对这些维权事件不闻不问，袖手旁观，置之不理，也就失去了社会的良心。与此同时，如果知识分子不去关注，不去声援，那么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权益也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无论是从公与私的角度，都迫切需要知识分子表态，表达对公共权力的质疑和批评，防止权力之手无限延长。即使如此，公共知识分子仍然被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被污化，甚至有人提出打倒公知的口号，称他们是既得权贵利益集团的代表，没有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说话。公共知识分子承载着社会公民与公共权力的双重压力甚至双重打压，使他们难以形成健康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格。
第四，互联网批量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条件下，公共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某些人的特权，所有人都有了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机会，只要为社会说话，只要能得到网民的认同，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尽管互联网受到威权体制的控制，但互联网的无限拓展性和自由性还是让公共知识分子有了较为充分的表达场所。他们利用博客、微博、微信等各种互联网手段，传播和扩散公共思想，并且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他们从不同的思想层面挑战意识形态、批评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失去了招架之力。他们把人类的普世价值、普世文明通过自己及其相应受众、粉丝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于是人们看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对应的则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左派、右派、维权派、毛左派遍地开花。人们终于明白，原来这个世界上，思想是如此地多元化，价值是如此地不同，思维取向是如此地多样化。
总之，刺猬型知识分子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时代最坏的知识分子。健康的公共知识分子，需要良好的体制、良好的社会环境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