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革新论》主编 方志恒）
人大释法，成为事实。北京已经肆无忌惮，以「中央权力」之名，长驱直入香港。
自释法的消息传出，面对强权压迫，身边朋友都有无力感之叹。我个人对此不太感意外，不是我已经麻木了，而是香港人应该能看通今次释法，不过是这几年来天朝治港格局的延伸──北京既要紧握香港管治权，又要利用香港为其政权服务，就要用尽《基本法》下的「中央权力」，划下一度又一度的权力红线，方能两者兼得。因此白皮书（重新划定中港权力关系）、8.31决定（就特首普选划下红线）、以至释法（就立法会议员资格划下红线）等等，都是在这个剧本下，或迟或早都会出现的情节。真正令我慨叹的是，青年新政的盲动冒进，既自行糟蹋了正面确立其路线的机会，也让北京不费吹灰之力轻松划下新的权力红线。
香港自治欠缺宪制性保障
主权移交19年后，《基本法》的缺憾充份暴露。《基本法》所建立的自治制度，其根本问题是欠缺「宪制性保障」，即保障自治的宪制条文，用以防止中央随意干预。例如，《奥兰群岛自治法令》中，设有「奥兰代表团」的对等仲裁机制（由奥兰议会和芬兰中央政府各派两名代表，加上奥兰总督合共五人组成），和双重修宪门坎（任何对奥兰自治法令的修改，必须同时得到奥兰议会和芬兰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格陵兰自治法令》中，则确认了格陵兰人为国际法下享有自决权的「人民」，并设有七人仲裁机制（由格陵兰政府和丹麦政府各派两人，以及丹麦最高法院三名法官组成）。
《基本法》既未设有任何明确的「宪制性保障」，又让全国人大掌握凌驾性的释法权（第158条）和修法权（第159条），以至中央政府握有紧急状态宣布权（第18条），即等同说香港自治的实际范围，最终取决于北京是否「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如果北京坚持单边主义，全国人大除了释法外，理论上亦可以修改任何《基本法》条文，甚至在一夜之间废掉整份《基本法》。
以往民主派的设想，是一方面寄希望于「民主中国」，期望中国民主化后，会为香港自治带来更大保障；另一方面则争取与北京对话，希望建立中港良性互动关系。但随着北京走向天朝主义，这些设想都已经脱离现实。由于《基本法》并无有效的「宪制性保障」，当北京不再自我克制后，干预之手随即长驱直进，香港几乎无险无守。
社会包围政权推动本土化
天朝中国全面进袭，激化了香港人的守土自决意识，反对阵营出现了「内部自决」（传统泛民）、「外部自决」（众志列阵）、「香港独立」（青年新政/本民前/香港民族党）以至「香港建国」（热血公民）等不同路线。各路线对香港前途虽有不同主张，共通点都是追求香港的真正自主，拒绝臣服于天朝中国。但由于当前中港实力悬殊，所有路线的推进，实际上都处于胶着。在天朝压迫下，香港人如何革新保港？
1939年，佛朗哥政权统一西班牙，实时废除加泰隆尼亚的自治地位，并且厉行同化政策，加泰隆尼亚书籍被销毁，加泰隆尼亚语被禁止公开使用，加泰隆尼亚的领袖被监禁或被流亡。面对政权压迫，加泰隆尼亚人并无埋怨「XX已死」，而是咬紧牙关抵抗到底；先后透过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在政权以外开拓民间社会，以捍卫加泰隆尼亚人的主体意识，包括发动「童军运动」让青少年学习加泰隆尼亚文化、成立文化组织「燑mnium Cultural」提倡加泰隆尼亚文学创作、组织「新歌运动」（New Song Movement）创作加泰隆尼亚语流行曲、利用天主教会宣扬加泰隆尼亚文化等等。加泰隆尼亚人就是这样，顽强抵抗了佛朗哥政权三十多年，并透过经营在政权外的民间社会，壮大了加泰隆尼亚的本土运动。结果当1975年佛朗哥政权结束、西班牙重建民主之时，加泰隆尼亚的本土运动已经全面复兴，遂能一举争取到重建自治政府。
在天朝压迫下，香港人需要有智慧、耐性和坚毅；要在镁光灯外，耐心开拓民间社会，以社会包围政权的战略，推进本土民主运动。时间永远站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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