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唱红歌运动中，主要参加者是文革一代人。
按说，这代人受文革之害最深，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喜欢红歌，那么留恋红歌的时代？
当然不是。对大多数唱红歌的人而言，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在红歌声中长大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共同熟悉的歌只有红歌。就连海外民运人士也不能免俗。有时候，海外民运人士聚会，不少人也喜欢唱当年的革命歌曲，唱样板戏，而且还往往是一人唱，众人和－－这看上去很讽刺，一群反共的人却在那里高唱共产党的歌。
歌声是和青春相伴随的，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歌多半是青春时代的歌。衣不如新，歌不如旧。人越是上了年纪，恐怕越是喜欢青春时代的歌。再有，唱歌者无不希望获得听众的共鸣，当你唱的歌是大家都熟悉都会唱的，唱的人和听的人都会更来劲更感动更水乳交融。因此之故，尽管大家都知道那些红歌不好，尽管大家现时的心情理念都与红歌大相径庭，但是他们还是要唱红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歌可唱。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是著名的美国黑人剧作家。当年，他凭着一部《玛兰尼的底层黑人》（Ma Rainey’s Black Bottom）跻身百老汇，而后又以《隔阂》（Fences）一剧赢得普利策奖。长期以来，威尔逊致力于展示20世纪各个年代的黑人的戏剧作品。威尔逊很喜欢蓝调音乐。他说他在蓝调音乐中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歌。
记者问威尔逊：“你仍然在写我们每个人寻找自己的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呢？”威尔逊回答道：你总归会找到的。你吟唱着一首歌，细细地品味着，然后突然有种感觉：对，就是它。你的感觉是对的。这就是属于你的歌。
威尔逊反复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歌。而我们的悲哀，就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歌。
当然，我们是到后来才发现我们没有自己的歌。早先不是这样的。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早先误以为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歌就是我们的歌。只是后来的风云变幻，一次又一次地击碎了我们的幻想。
当知青一代离开城市，离开政治舞台，下放到穷乡僻壤，他们不得不发现，原来那些他们以为属于自己的歌，不论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无论是“拿起笔作刀枪”，“老子英雄儿好汉”，或者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其实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歌，以往有过的认同不过是一场误会。
在乡下，有些知青爱唱50年代的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是对一去不返的天真童年的怀念与凭吊；有些知青爱唱苏俄歌曲，象“三套车”、“山楂树”、“喀秋莎”，那是“生活在别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也有知青决意自己谱写自己的歌，无非是表达了思乡之情，表达了失落和惆怅，就被打成“反动歌曲”，招来牢狱之灾，而这些歌的流传范围也相当有限，远远没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作为整整知青一代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歌。
然而，那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年代，不是一个无歌的年代。相反，那是一个高音喇叭的年代，是革命歌声响彻云霄的年代。就那么些红歌和样板戏，天天往你耳朵里灌，到头来，最不爱唱歌的人也都对这些红歌和样板戏耳熟能详，再反感这些歌的人也无法从脑海里排除那些旋律的纠缠。
正像《如焉》里的卫老师所说：“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无意间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当时阴郁的心情有关，我突然发现，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对于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卫老师说：“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看清楚。”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了：看看今日国内的红歌潮。虽然很多唱红歌的人并不认同那些红歌，但是，他们齐声高唱红歌这件事本身却是在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并进而产生一种错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