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 “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发生时，为平息民愤，江西有关部门曾宣布对二人免职处理，并立案调查。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一个官员被立案调查，意味着他多少有些问题，其政治生命应该说基本终结。想不到这边厢的立案调查结果还未见到，那边厢就重新上任了。
看来的确有些让人郁闷。不过，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出现这种民愤颇大的问题官员复出的闹剧，也不奇怪。很多问题官员复出的时间更短。相比于此，江西这两位官员可是在“闲赋”一年多后才“出山”的，这并没有违反制度规定。在有关的问责制度中，明确规定官员被免职后，若认识到错误，并有所改正，是可以视情况在满一年后重新上岗的。
正鉴于此，日前有舆论呼吁，建立问题官员终身禁止复出的规定。不过，我以为该规定出台的可能性很小。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官员自缚手脚，是不现实的。何况，很多官员认为，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一些领导干部做到今天的职位，除自己的努力外，党和政府也投入了相当大资源，不能因为出了问题以后就弃之不用。另外，一些被问责的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其免职时，是允诺了一定“回报”的，如待遇或未来的升迁机会。风头过后，不让人家复出，这是“政治失信”，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也是很严重的事情。
当然，对问题官员不能一棍子打死，但在当前做不到终身禁出的情况下，对问题官员的复出，至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和严格的审查机制，并向公众说明，才能服众。否则，这边说要免职，那边过不多久就重新任命，给公众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这样的事一多，势必会使公众丧失对政府的基本信任。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目前这套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对官员的问责是一个责任体系，换言之，政府及其官员在其中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还要担负道德伦理责任；不仅要对渎职失职官员进行惩罚，更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交代”。因此，由谁来发动问责这个程序就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对问责制的认识，多半还是停留在有一事问一事、出一事责一事上，仅仅是为“平民愤”而去问责，这就容易使得对出事官员的责任追究并不是由人大发动，而是由上级部门发动，本质上，这仍属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处理。这种只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显然难以实现问责的目的，也难以服众，甚至有可能异化为“丢卒保车”的手段。从而，问责制中最重要的对公众及其民意的回应和交代，我们基本付诸阙如。
出现这种情况，与当前行政体制中权责不清的弊端也有关。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并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没有明确责任体系的问责制度极可能成为一种摆设。而现在的问题是，权责过多集中于政府，政府权责又过多集中于一把手，此种情形下，单就某一官员个人而言，制度安排很难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如果每一部门和每一官员不能明确自己的权责，也无法通过恪尽职守避免失误发生，那么，机会主义的态度就是用问责去平息民怨，从而，不排除在问题发生之后，人为设置一些责任承担者。因此，在这里，手段本身成了目的。
如此看来，事情很明了，问题官员不是不可以复出，但须经过一套严格的考核和审查程序，要设置重重障碍。就目前来说，要完善人大制度，加强人大在问责官员中的作用。问责如果是由人大基于官员在事件中的责任而作出，不是为平息民愤而由“组织安排”，那么，这样的问责不仅体现民意，公开公正，也增加了被问责官员今后复出的难度，因为他要复出就须经过人大这一关。另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确官员责任，让权责充分对接，以及在全社会培育问责的制度文化，包括来自制度的硬规定，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来自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等，在问责制中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