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盒式录音带和光盘尚未问世，纵有唱片可听，买得起唱机的人家为数尚少。喜欢唱歌的，若电影或广播上听到好歌，常连曲带词抄下来，就照谱子自练自唱。好比爱读书的人常作读书笔记，孩子们多拥有专抄歌曲的本子。我们音乐课上练就了视唱能力，凡流行一时的歌曲，多会在小圈子内口耳相传，互学互赏，其乐也融融。那练唱方式颇似背诵，抄歌则有收集乐趣，至今想起来都甚动人怀念。最近我得到一本新出版的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集《解语花》，翻阅着其中耳熟的歌曲，默然从心中回旋而起的旧调一下子带动回忆，复现了那个年月的氛围和情景，感应得我忍不住想写点什么。
众所周知，进入新社会，那一类旧歌多被打成“黄色”，从此长期遭到禁锢。以我的幼小年纪，犹能闻及昔日的流风余韵，全赖家中那台收音电唱两用机的方便。那时候这玩意可是最新的音响设备，父亲喝酒时，最爱用它放那些印有百代公司金字标记的78转老唱片。其中《夜上海》、《花样的年华》、《可爱的早晨》等周旋演唱的歌曲，我尤其耳熟，至今一闭目凝神，犹能复现其声情宛然之致。我喜欢那欢快的旋律，温润的音调，常随它颇带洋味的节奏应声律动，有时还哼几句清丽上口的歌词，比起我们课堂上大唱的革命颂歌，就觉得要来得亲切多了。所有歌曲都是女声唱的，听着那优美的嗓音，我总会习惯地想起父母的影集中某些眼熟的相片。那都是他们大学同学或亲友的照片，多身着各式旗袍，一个个窈窕淑女的模样。父亲当时在市自来水厂负责技术工作，我们家住厂内，宿舍旁驻守了一班警卫水厂的军队。我喜欢去营房看他们擦枪，他们站罢岗也常到我家闲坐。一次我意外发现，有个警卫床头的小镜子背后镶了张美人照，细看竟与我家影集内的那张一模一样：烫发头，高跟鞋，旗袍穿得挺摩登，秀眼一汪，颇像电影上唱歌的周旋。我回家翻了影集，果然那张像已不翼而飞，便断定为那厮暗中撬走，当下心里即生出被人夺爱的不悦。对那个面孔红得像猴屁股的警卫，我从此就有了恶感。有天我又去他们营房转悠，见了那小镜子，不禁拿起看了一眼背后的照片。趁屋内人多，我放松手指，由着镜子摔下地，当啷碎裂成几片玻璃。我窘迫扭头，慌乱而去，把背后的烂摊子留给了众人的错愕。后来文革开始，那“猴屁股”警卫当了造反派小头头，就是他带上红卫兵来我家抄走了唱机和影集，当场把旧唱片统统砸碎。破“四旧”的大扫帚一时搅得天昏地暗，革命造反歌曲唱得震耳响，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求生不暇，谁还有心思流连那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
几十年一晃而过，如今世道已经大变，城市的繁荣日益港台起来，商潮涌动中，老上海风情猛增了怀旧价值，尘封的旧曲纷纷被重新推出。上海在新的辉煌中要诉说其韶年的丰韵，受了港台娱乐文化熏陶的都市居民也提高了欣赏水平，现在更讲究起追求经典作品的档次，“怀旧金曲”的制作于是应运而生。市场也许只顾制造卖点，公众消费尽管爱跟风潮，但文化人则从中看出了社会的自行复原及其根基的重新扶正：被抹黑的民国旧文化重放起它曾一度勃发过的风采，同时也显示出沪上乐坛与港台流行歌曲间前后的承继关系。诚如王朔在反思革命文化因过分政治斗争化而走筋变态,以致长成歪苗的现象时所说：“港台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堂堂正正的一部分，是本国娱乐文化的集大成者，薪火承传者，或可说他们才是正根儿。”可以补充说，那正根之一系即源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且深扎于上海滩头。比如陈歌辛、黎锦光等作曲名家，埋没多年后，最近便不断有文章表彰他们当年的成就。陈生长旧式家庭，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三四十年代之交即活跃于上海乐坛。那时他英气勃发，常交有左翼朋友，在教学和作曲活动中最爱谱入追求社会春天和生命花季的韵致。他那明朗的艺术灵性本来与政治并不怎么沾边，只因他血液里趋光的激情太热烈，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香港的优越待遇，兴冲冲赶回大陆，想为新社会多奉献才情。结局是万艳同悲的，“月样的精神”怎经得起残酷的阶级斗争，陈歌辛仅四十出头，就戴上右派帽子，风雪饥寒中，倒毙在劳教农场的山坳里。
抚今追昔，该如何品味和定位陈歌辛及其同行的创作和演唱呢？那曾经是一个文化上天真的年代，虽前接军阀混战，后连抗日烽火，不久前脱弃帝制进入民国的中国社会犹自凝聚着欣悦的春意。其间纵不无薄寒荒芜，“渔家女”不识苦滋味的歌调毕竟传达了普通人心中无怨的信念，以个体的知足和进取表现了平正中和的民性和劳苦大众踏实营生的气概。此类歌曲，多选用五音阶以求曲调平缓，它不但得体地抒写了那个年代的早春情怀，也自然流溢出尚未受极左邪灵强暴的文化母体固有的厚德和底蕴。其曲调虽带民间小调的清新婉转，却不是乡土气的；歌词意象犹存旧诗词的典雅，却明显脱出了书卷的繁缛。它主体上是城市的和现代的，是为银幕广播和歌舞厅创作的，不再限于浅斟低唱的格局。处在上海这一国际都会的前沿，对欧美经典及最新流行的东西，作曲家更有奔放的吸取，连爵士、伦巴等有动力感的节拍，他们都敢摘优采纳，及时谱入新生活的脉搏。但他们并无邯郸学步态，就在那城与乡尚未人为割裂，而旧源头还有活水涌向新潮的年代，他们为谋生，为献艺，为合作，为求新，在不受指令和限制的创作环境下，轻松热闹地推出了民国第一批典范，并崭露出与世界接轨的锋头，比如，陈歌辛那首风靡到美国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就是个明证。那时正当民国女子的花样年华，追求新潮者纷纷走出闺阁，为争口气和长袍男士比肩，便顺手将满洲笨重的旗装删繁就简，巧妙地削成了贴身塑体，露出更多臂膀的旗袍，进而推广成登台歌星的时髦装束。这就是当时的音乐文化，以及其不可抹杀的示范。
一九四九，红尘蓦地翻起，脆弱的“春气质” 随之风雨飘零。乘那股革命狂风，源自延安的土窑洞文化把排外、亵雅和粗鄙的文艺沙尘暴吹遍大陆。这逆流肆虐数十年，至今气势已衰，终于露出丑陋的寒伧。我写这篇短文重述往昔旧曲，非怀旧也非守旧，只是眼见那臊红的歪苗子正在萎缩下去，想说几句正本清源的话，好为今日乐坛的催发新声喝一声彩，鼓一把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