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读何老的书。80年代我是《经济学周报》的记者，受何老和你们的领导，当个小记者，编过一版“农机化”。但最后在医院里，我才跟他见面，非常有幸地给他说了几个笑话。他说你每天都要来。在最后的日子里，我的故事让他欢笑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去，他已经不说话了，眼睛闭着，我也不说话，坐在那儿。他突然又说，监复你来了，他有一个感觉，最后给朋友一个好的感觉。

今天看见文集，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要宪政，不要军政。本来是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我们没有训政，但是亲身体会到了军政。什么时候呢？文革的军管。这个遗风，一直到现在还有，我还有余悸。为什么呢，有关部门正式通过部党组，我那个小单位的党组书记警告过我：“你要在香港出一本书，让鲍彤的儿子出，不准出。”我说：“那不是我的书，作者不是我，作者是胡绩伟老师，我是记录整理，不让出，得经过胡绩伟本人，经过香港出版社。”后来，他还让我去跟老人说，不能出。我说：“我是党员，服从组织分配，给我任务我要完成。但是避免我传达出错，你给我个正式书面文件，我去照本宣科，不然的话，错了怎么办？错了的话，95岁老人，74年党龄的《人民日报》社长，一拍桌子：”我说话还用什么部来干涉？‘那就成了国际新闻，弄不好，我们两个可能被甩掉。我无所谓我拿退休金，你这书记乌纱帽可能就丢了。“然后，他们又找了上边，上边说：”姚监复这个态度还是好的，但是不能给他书面文件，如果胡绩伟看到书面文件，不得说我们干涉他言论自由吗！“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状态。如果是毛泽东的话，胡风你是反革命，就反革命了；现在又说你是反革命，不能出书，又要做工作，还要当好人。这不是那个古时的说法吗，又要当什么，又要立牌坊。这个比较难办。所以我到这儿看到《何家栋文集》，非常高兴；希望胡绩伟那本书《胡赵新政启示录》也能在未来出来。

还有一个呢，今天挂上横幅了，非常高兴。我印象里至少还有三次。第一次离这儿不远，林希翎的追思会，把灯都关掉了，把电源都切断了，在黑暗中开了个会。第二次是包遵信，赶紧开，人家来了人，来人把我们轰走了。第三个是谢韬的告别会，八宝山，铁流的挽联长一点，也干涉也收走。怎么连这种事都怕？一个解释就是军政的遗毒一直在这儿，不是训政，不是宪政，好像是军政。电视上广东城管改名叫协警。中国整个变成了警察国家，另外一种形式的军权，“维稳”经费高过军费，人员将来可能也要超过军队。大家开个会、吃个饭、挂个横幅都得战战兢兢的，好像都是胜利。这个局面我觉得要改，才真正能让何家栋的英灵安息。这是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要当英雄要当士兵，不要当太监。朱厚泽跟我说过，反右以后受害最大的是共产党自己，因为共产党员本来就应该敢说话，反右以后大家都不说真话了，都成太监了。“八九”时又一个高潮，“八九”一开枪呢，又不说话了，又成太监了。我说知识分子应该说话，他说很多知识分子都自阉了，自阉的太监。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文化艺术报》11月22号出版的一期上说，有一个王朝叫南汉，在广州附近，中国历史上惟一的，所有当官的必须是太监，有学问要当大官的也要先当太监，这个朝代亡的时候，有500个太监官员。我们这个朝代难道要成为一个思想上太监化的时代吗？所以我们需要战士，需要英雄，而我觉得何家栋就是这样的人。知识分子应该学这样的人。王康同志也值得我们学习，凤凰台“世纪大讲堂”你讲了以后，据说江总书记看了以后说：“怎么讲的跟我们学的十月革命不一样？这个人不能让他讲，主持人也不行。”身边的人也不知道这说的是谁呀，但江总书记记得：“就是那个像列宁的人”。这一下就找着了。（全场大笑，掌声）（编者注：王康的相貌像列宁）我就想我们怎么讲个话，做个演讲，开个会，吃个饭都这么紧张？我觉得领导人用不着那么紧张。我曾经写了篇文章“茉莉花在中国开不了”，有个女同志批评，说姚监复是体制内的胆小派。我确实胆小。文化大革命一拳把我眼睛打瞎了，从那以后看人看事只能“一目了然”。我妈妈，是在1966年8月一个晚上，被活活打死的；我爸爸让回家了，逼他，他就上吊了。这种文化大革命还能再来吗！马宾先生要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彻底平凡昭雪，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看了他这么厚一本有理论有口号的书；还有网上左派要暴力革命的发言。为什么他们可以公开说呢？为什么何家栋说的要妥协，求你们不要开枪——他可以忍受屈辱，跟刘亚洲、刘源说“你们都是穿军装的，答应我不要开枪”，这样的书为什么不能出呢？我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需要战士，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气节，我们不能委身为奴。所以何家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评，说姚监复是体制内的胆小派。我确实胆小。文化大革命一拳把我眼睛打瞎了，从那以后看人看事只能“一目了然”。我妈妈，是在1966年8月一个晚上，被活活打死的；我爸爸让回家了，逼他，他就上吊了。这种文化大革命还能再来吗！马宾先生要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彻底平凡昭雪，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看了他这么厚一本有理论有口号的书；还有网上左派要暴力革命的发言。为什么他们可以公开说呢？为什么何家栋说的要妥协，求你们不要开枪——他可以忍受屈辱，跟刘亚洲、刘源说“你们都是穿军装的，答应我不要开枪”，这样的书为什么不能出呢？我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需要战士，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气节，我们不能委身为奴。所以何家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