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来自乌坎的报道和评论开始将这里的形势比作1989年六四镇压之前的天安门抗争。

广东陆丰的乌坎村，正吸引着世界的注意。过去两三个月村民与既得利益官员和官僚体制的抗争，过去数年村民屡次上访的无效，以及这个将近一万五千人口的村庄里，数百年宗族脉络的社会学背景，逐一浮出水面，衬托着村民们在官方强大压力面前坚定不退让的立场。

检点各级官方话语反应和村民们通过媒体向外界陈述的细节，我们看到，急剧变迁的中国，已经无法再回避公民民主权利这个关键课题。

乌坎不是天安门

因为官方曾出动武装力量暗夜偷袭，之后又调动大批武警长期包围村庄，在村民中制造危险即将来临的焦虑和紧迫感，不少来自乌坎的报道和评论开始将这里的形势比作1989年六四镇压之前的天安门抗争。与此类似的冲突已有先例。2005年年底，世界银行在香港召开年会之前，也是在汕尾，由于电厂征地争端，东洲村村民群体抗议，官方出动据称包括坦克在内的武力实弹射杀，在死伤村民的牺牲之上，恢复了稳定。

但是，尽管有人从乌坎村民自己选举的临时理事会看到全广东甚至全中国将来的选举，乌坎抗争的核心，其实是当地（local），是世代居住本地的村民们，要求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

如果说八九年北京学生占领的，是作为全国政治文化象征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那么，乌坎村民不过是在自己的村庄里，在自己的家乡。确实，他们曾经出发到陆丰市政府抗议，而且还准备再去。可是，抗议游行回来之后，当局再出动武力包围村庄，就成了与民为敌，形成对基本民生的侵犯和损害。在这个意义上，乌坎和天安门有本质的不同。

乌坎抗议引发暴力冲突，是在今年9月21日。如果官方因此而需要出警维持治安，也应该属于即时反应措施；何况在那之后，陆丰官方还曾要求乌坎村民推举代表进行协商。此后三个月里，并没有需要即时出警的暴力冲突再发生。如果认为陆丰市党政机关受到抗议村民的威胁，武力应该撤到那里去，保护这些机关，而不是不由分说地包围村庄，无论男女老少，孕弱病残，全都成为政府暴力的人质。

为什么要用大量武装力量包围一个和平自足的村庄？各级相关政府，不能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说，官方在公众和私人生活空间使用警力，需要给出足够的理由。包围乌坎的理由不充足。

村委会不是统治机器

假设如某些官员和公安部门通告所说，出动武装力量是为了抓获“罪犯”，则陆丰党政公安机关首先要回答另外两个问题，才有可能使人相信，错不在他们，而在乌坎村民。

首先，9月21日暴力冲突之后，是陆丰官方要求村民推举代表进行协商，村民自己最终推举出来的13位代表，组成的也只是“临时”理事会，管理村庄事务。自从9月21日之后，三个月来，除了武警试图强行进村时受到阻拦，没有再发生过暴力冲突。理事会成员杨色茂、林祖峦等人，现在被公安机关指为待捕“罪犯”，要求他们主动自首。可是，无论正式依法选举的村民委员会，还是乌坎村民因地制宜设立程序推举的临时理事会，本来就是村民自治范畴下的组织，并不属正式政权机构，也谈不上“非法组织”；而且，临时理事会成立后，乌坎的抗争已经转向坚持和平理性的方向，公安机关既没有确凿事由指控临时理事会成员，也没有支撑指控的确切证据，为此包围整个村庄，不是滥权吗？

更重要的还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此前被抓捕的庄烈宏、薛锦波、张建城、洪锐潮、曾昭亮等5位村民领袖，已有薛锦波可疑猝死。虽然官方反复发布消息说是正常病亡，家属祭拜却受到种种限制。现在家属说曾昭亮也在医院急救。既然酷刑疑团已经成为目前冲突的关键焦点之一，当地公安机关又如何能让村民和公共舆论相信说，村民领袖一旦被抓捕，不会突然人间蒸发？

中央与地方的吊诡关系

乌坎事件还显示出，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基层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政府反应方面，村民上访经年，完全没有效果，反倒在今年秋季发现新的土地圈售问题。而一旦公开抗争，一旦某级政府开始调动警力，则不出三天，不管多么基层的问题，马上都会被解读为“北京”的意旨，令村民立即处于政治上的守势，难以得到国家政权政治话语的直接支持。

地方基层政府确实可能存在重大贪腐，也会发生重大酷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央或省级政府来说，乌坎曾经连任四十一年的村委会主席薛昌（村民说，卡扎菲统治也只有四十年），最多不过是“断一指”，远远谈不上丢卒保车，为什么办起来这么难？现在薛昌已经被“双规”，但陆丰警方的酷刑嫌疑，是否就大到要让北京有感于“断臂”之痛？薛锦波不能入土为安，乌坎其他村民代表，以及乌坎的宗族社群，就会有唇亡齿寒之警觫。广东的汪洋和京城诸公，在12月21日这一天，必须面对乌坎村民要求薛锦波遗体回家的要求。

中央与地方基层关系的变化，也发生在政治话语的多重扭曲上。今年基层人民代表改选，从年初开始，各地就有跃跃欲试的独立人士，公开声明参选意愿。虽然其中不乏网络、媒体、学界名人，但无一例外地，他们的竞选纲领都是为在地社区谋求具体福利。即使如此，他们也还是无一例外地遭到严厉封锁，几乎全部落选。没有关注本地人大改选的大众们，估计能够看到的最抢眼的相关新闻，就是九月份胡锦涛参加北京市西城区人大改选投票的大幅照片。当那些像乌坎村民一样的基层民众感到自己权益被剥夺时，这幅照片想必也会和《村委会选举法》一起，浮现在他们脑海。对他们来说，权利不受侵犯的最佳保障，显然就是真正民主地选举他们自己的村委会。

近年教育改革，大中小学扩招，居民人口文化水准普遍提高。政治话语的多重扭曲，反映在青少年成长中，常常会成为社会上要求公正、要求权益保障的重要力量。这次乌坎抗争，青少年积极参与，起到极大的作用。而要通过学校系统和用人单位来训诫，显然也和中共最近刚刚强调的文化建设存在矛盾抵牾之处。只要青年人还没有全部成为生来就玩世不恭的社会油条，未来的冲突和希望，仍然蕴藏在青年人身上。

最后，我们能够从今天的乌坎看到2011年的中国，也是因为国际国内一系列大动荡。去年年底风行一时的“中国站起来”，今天已经不足以服众。“中国”的站起来，为什么就一定不能转化成薛昌的下马？乌坎村民了解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也知道台湾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有多少精力充沛、好奇心盛的中国青年注意到这些事情？请不要用绝对人数的多寡来判断他们潜在的能量。民主权利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正在青年公民当中日益清晰自明。现在中央政府面对社会底层矛盾，永远是保护薛昌们，保护陆丰的滥施酷刑者，这样的对策能够永久维持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