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每年投资上亿巨资支撑、香港市民却根本不看的《文汇报》，日前发表了一篇极端煽情的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二零零七年七月底，第三度亲笔回信港人，更首次亲笔抄录诗句“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赠香港中学生，勉励同学们要以杜鹃啼血之情、精卫无穷之心，热爱并建设香港和祖国。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昨日欣然充当“信差”，到访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转赠了温总的亲函及墨宝，转达国家领导人对师生们的关怀及祝福。
    
    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校长叶天佑表示，学校发动学生“一人一信”源于教导学生常存感恩的心，反思祖国对香港的关注，懂得支持领导人的工作，“毕竟领导也有孤单的时候，也有未完的梦想，也有艰苦难行的路途，我希望学生们可以鼓励他们，为国家打气。”
    
    我很怀疑这是一所基督教背景的学校，或者说这所学校的作为早已脱离了基督教的精神。对于基督徒而言，当然要“凡事感恩”，但感恩的对象不是统治者，而是天父上帝。组织尚未成年的学生写信给统治者宣誓效忠，不像是香港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倒像是内地的那些愚蠢而自私的官僚的所作所为；不像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的事实，倒像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传说。叶校长的“同情心”有些过剩了，他大概没有想过将这些同情心给那些饥饿的人、病痛的人、下监的人，偏偏无比贴心地考虑到领导人的“孤单”——哪个独裁者不“孤单”呢？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看出，香港正在变得越来越像大陆。教会及其教育、学术、慈善机构，本来是社会道义的最后防线，如今却争先恐后地奉承掌权者，甚至将“爱专制者”看得高于“爱上帝”。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只是其中之一，此前我早已见识过香港某些神学院的此种嘴脸。这位聪明的叶校长，如果到了大陆的话，也一定会有官做的。难怪他的学生虽然小小年纪，却嫌香港的圈子太小，在信中向总理提出了到内地为官的要求，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也。
    
    《文汇报》上的这篇报道接着肉麻地写道：身在中南海的领导人，原本对一众香港莘莘学子来说遥不可及，温总理却从远方带来这份浓情厚意，令师生暖在心间，赞叹受宠若惊，无限光荣。学生陈泳婷更代表全体同学大胆向温总理承诺：“你给我们的关怀收到了，我们定当努力不懈，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回馈国家，回报社会。不负总理及中央政府的厚爱！”该校计划把温总理的题诗展示于礼堂，让师生们时刻铭记中央领导人的关爱与叮嘱。
    
    好一个“受宠若惊”！在该报道的作者的心目中，香港市民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的“二等公民”，是一群“忠心”不够“耿耿”的“化外之民”。因此，香港人想要得到总理大人的墨宝，本来纯属痴心妄想。此次总理大人格外恩待，大笔一挥，你们自然应当“受宠若惊”。也许，改日北大人再度施恩，你们就有普选的希望了。自称“东方明珠”的香港，在北大人的棋局中，不过是一个不值得心疼的“私生子”罢了。“私生子”还不孝敬父母，那更是罪上加罪了。
    
    温总理的墨宝，看来要成为这所学校的“镇校之宝”了。基督徒最反对的便是偶像崇拜，这所基督教学校为了向北京方面献媚，居然不惜违背圣经的教训，将温家宝的题词当作偶像供在礼堂之中。由此可见，某些香港人虽然沐浴欧风美雨一百多年，但骨子里仍然是臣民意识和奴才心态。古代的帝王赐给臣民的御笔题字，或者被悬挂于门厅之上，或者被制作成巨大的牌坊，人人顶礼膜拜，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叶校长与学校的决策者们，面对温家宝所写的几个拙劣的毛笔字，诚惶诚恐的模样，与中国专制社会的臣民何其相似。而该校学生的慷慨激昂的“表态”，与内地中央电视台上“少先队员”们壮志豪情的宣誓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文汇报》继续描述说：李刚副主任昨日下午到该校亲自宣读温总理的回函，又分享温总理题诗中所引用的两句、亦是温总理最喜欢的、出自清末外交官黄遵宪的七绝《赠梁任父同年》的诗句。早在二零零三年六月访港发表讲话时，温总理也曾以此诗句明志，鼓励港人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香港、热爱祖国，以精卫填海之心建设香港、建设祖国。
    
     倘若黄遵宪老先生知道温总理如此张冠李戴地引用他的诗句，岂不“义愤填膺”？这两句诗的作者黄遵宪及题赠的对象梁启超，当时都是受满清当局迫害的政治流亡者。他们互相唱和与鼓励，乃是决心持守推翻专制制度、缔造宪政中国的理想。而今日温总理却以之号召香港居民不得乱说乱动，做好顺民。古为今用，实在是过了头。
    
    中共的历届领导人，向来都喜欢作“爱国秀”。他们语重心长、引经据典地教导人民，尤其是孩子们，你们要“爱国”，要为国牺牲。但是，最不爱国的，恰恰是他们自己：邓小平的后人中，若干人拥有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现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刚刚秘密定居澳大利亚；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子女们，大都任职于外资企业，靠着太子、太妹的身份，一夜暴富。太子党们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当“杜鹃”和“精卫”的。那么，这些言行脱节的领导人，究竟有什么资格来教导百姓和百姓的子女们“爱国”、甚至以“杜鹃”和“精卫”的决绝的方式“爱国”呢？
    
    那些真心实意地“爱国”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孩子们，其结局之一便是沦为黑窑中的奴隶。我不知道“温爷爷”如何面对山西黑窑中那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宛如木乃伊一般的奴隶童工。他们的处境与“杜鹃”和“精卫”差不多，不正实践了总理大人的谆谆教导吗？眼泪太多的温总理，会为这些孩子而流泪吗？
    
    在山西黑窑奴隶童工事件激起的震惊和愤怒中，我听到盲人音乐家周云蓬吟唱的《中国孩子》，我的心灵被一种巨大的悲怆所击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过气来。歌曲可以在网络上用谷歌搜索来听，歌词则是这样写的：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首歌中讲述的都是一些真实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一座礼堂发生大火，主持人让领导先走，造成二百八十八名学生活活烧死的惨剧，事后新疆的封疆大吏依然稳坐宝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东北沙兰镇爆发洪水，由于领导的渎职，活活淹死学生八十八人，此后无人为之负责；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岁小女孩李思怡被母亲关在家中，母亲是吸毒女，外出觅食，被警察羁留，李思怡的母亲告知警察，家中有无人照料的三岁小女，请求警察帮助，警察不理，小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而河南农民为摆脱贫困被迫卖血，造成艾滋病泛滥，殃及孩童，有的家庭全家死绝；山西矿难频频发生，矿工死伤惨重，矿主封锁消息，抛尸远方……
    
    作者创作歌曲的时候，山西童奴事件尚未曝光。但是，山西洪洞县的童奴事件，绝对不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戕害孩子的“顶峰”。我相信，还有更可怕的惨剧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着。果然，网络上传来越来越多的消息，在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黑窑，还有无数的孩子在黑暗中挣扎、病痛、死亡。这样的国度，有什么资格宣称“和谐社会”与“大国崛起”呢？这样的国度的领导人，还有什么心思炫耀书法和学识呢？
    
    古人说，天地不仁，杀人如草不闻声。其实，孩子们的悲剧与天地何干？戕害他们的邪恶力量，不仅是父母的怯懦，不仅是官僚的无耻，不仅是老板的贪婪，更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更是一个彻底黑帮化的政府和统治阶层的集体犯罪。孩子们还来不及哭泣就死去了。为人父母者，谁能无动于衷呢？既然做中国的人孩子，就意味着充当“杜鹃”和“精卫”的悲惨结局；那么，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便不是一句“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偏激之语。
    
    还有一则新闻，我想介绍给日理万机却又声称“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温总理。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新京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男子为惩凶携存放六年女儿尸体爬上北京广告牌》的新闻报道。据目击者葛先生说，早上八点半，他上班路过北京市朝阳区京广桥时，看见一名男子站在一个高约三十米的广告牌上，还有一件红色的孩童衣服挂在上面，衣服里有一些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很像是个孩子，但没有看见头和胳膊。“那男的双手捂着头，趴在广告牌上，时而用手轻抚这孩子形状的东西，表情很是痛苦，还不时往下撒些白纸。”现场的红庙消防队队员和呼家楼派出所的民警均向记者证实，挂在广告牌上“孩子形状的东西”其实是一具小孩尸体，该男子是背着这具尸体爬上这块广告牌的。
    
    该男子撒下的白纸是一份遗嘱。该男子声称，他名叫李恭建，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孙付集乡后桥楼村村民。挂在广告牌上的尸体是女儿李美妮。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家人发现年仅四岁半的美妮不见了。两天后，在村北的一机井中打捞出孩子的尸体，经法医鉴定为他杀。后经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侦查认定，同村村民李某为嫌疑犯。然而，在地方官员的干涉下，凶手被脱罪，仅仅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故意毁坏财物罪。
    
    李恭建认为真凶没得到惩处，拒绝火化女儿的尸体。这位贫穷的农民从牙缝里挤出几百块钱，购买冰柜冷冻女儿的尸体，并长期支付昂贵的电费。这位倔犟的父亲，五年来什么事都不干，就要寻找答案：到底是谁杀死了他的女儿？当所有手段都用完时，他下定决心到北京去，并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为自己、也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事发后，消防员、民警等人员赶往现场。早上九点二十分，消防员在李恭建所在位置的垂直地面放置气垫，还加紧启动云梯以备救援，民警将现场封锁，一百多名行人在警戒线外驻足观望。十点，一名警察坐上云梯与李恭建谈判，半小时后，他被说服，从上面下来，随即被民警带走。十点三十五分，消防员将孩子的尸体取下来。
    
    第二天，我看到一则简短的后续消息：女孩的尸体被火化、父亲携带骨灰返回家乡。
    
    这则新闻经过弱化处理之后，出现在专门发表社会奇闻的版面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发出追问：“究竟是什么鸣冤申诉机制，使底层人民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控诉他们生命中遭受的毁灭与不幸？究竟是什么样的言论和舆论空间，使底层人民要上广告牌，要一死表白？！”我无法面对这位从河南到北京千里背尸的父亲，温总理阁下呢？李恭建虽然具备了总理所要求的“杜鹃”和“精卫”的精神，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找到公义和真相。我更无法面对小女孩李美妮少得可怜的一点骨灰，温总理阁下呢？从尸体变成骨灰，这是父亲惟一的收获。假如换了温总理，是否能够比李恭建做得更好呢？
    
    我想把这些可怕的故事讲述给香港的孩子们听。下一次，如果你们再给总理大人写信的话，不妨向他复述一下这些故事。如果你们不假思索地学习大陆流行的虚伪和谄媚，你们自己也将成为下一批山西黑窑中的奴隶童工。你们要坚持说真话，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公民，这才是爱香港，也是爱中国。当然，在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普选，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的时候，你们不妨像“杜鹃”和“精卫”那样坚忍不拔、百折不回。
    
    我也想把这些可怕的故事讲述给全天下所有的孩子和父母听。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致力于改变孩子们的骨头在地底下哀哭的惨状。我们不是奴隶，我们的孩子更不是奴隶。从今天开始，我们理应置疑那些居高临下的、让我们成为“杜鹃”和“精卫”的命令。在响应和遵从这些命令之前，我们一定要好好定睛看一看：他们本人在作些什么？他们是在用我们的人血蘸馒头吃，还是在一边等候着猎取我们的尸体？
    
    “杜鹃”的时代必须成为过去，“精卫”的时代也必须成为过去。今天，让我们为在冰箱里冰冻了两千多天之后才化为骨灰的小女孩李美妮哀悼，愿上帝的爱眷顾她和她的父亲。李美妮，愿她和那千千万万在贫穷绝望、冷酷无情中死去的孩子，克拉玛依的孩子，沙兰镇的孩子，成都人的孩子，山西人的孩子，河南人的孩子，香港人的孩子，尚未出世便被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杀害的孩子，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孩子一样，在此岸能有欢笑，在彼岸能有永生；在人间能有喜乐，在天堂能有平安。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