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签下了土地承包的生死书，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30多年，中国体制内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广东乌坎事件将政治革命推到了历史前台。请记住，中国未来十数年，无论是政治改革或是革命，均是由这一事件开启的。历史将证明，乌坎抗争远比小岗承包更有意义，它是中国新政治革命的开始。
乌坎事件是一场现代版的中国农民起义，或称农民革命。乌坎事件集中于三个问题：土地、财务、政权。前者是根源，后者是根本。乌坎革命的目的非常明确：收回失去的土地；赶走党官；收回村政权，农民自治。
2
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而中国当代的土地问题根于土改。1946年中共开始搞土改，一石多鸟。其一，打倒乡绅，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其二，剥夺富户土地分给穷户，换取兵源和物资，进行内战；其三，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党即控制了农民、土地及农业物资，特别是粮食；四，控制住土地、农民即奠定了极权制度的基础。
土改分两部分，先是剥夺地富土地分给贫困农民；而完成内战、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后，便实行合作化，将农民手中的土地强制收归国家，这是一件事。合作化后，土地名义是集体所有，实际是国家所有。毛的“公社”是控制农民的集中营，是中共极权制度的基础。
中国传统农村一向是宗族自治，此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基础。土改，消灭了乡绅，中共才得以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政权；由此，中国乡村自治消灭，转而为党对农民的统治。传统的乡村自治，宗族长老——德高望重的乡绅对乡亲父老负责；而村“党支部”受党任命，因而也只对党负责，其是党控制农民的政权机构。
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配有武装——民兵，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力，包括土地、生产、分配、财务、生活、言论，乃至农民人身。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依靠“党支部”从农村无偿地榨取战争物资和兵源，这是中共胜利之保障；“新中国”，中共又靠此无偿地从农村榨取工业化物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是迅速的，但是这是牺牲数亿农民，对他们进行无情掠夺和压榨为代价的。可以说，合作化之后，中国农民已沦为国家之农奴，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全部土地、财产、权利，而且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固定在村社，不允许其迁徙，哪怕是逃荒。“公社”化即农民的农奴化，其直接后果就是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致使数千万农民饿死。至七十年代末，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仍填不饱肚子。小岗村农民签生死书，实际所求不过是要挣脱农奴化，能为自家劳动。
所谓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也就是归还了农民为自家劳动的权利，加之自由市场，二者构成了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相对毛时代，这是农民受益时期，大部分农民由于能为自家劳动，而解决了温饱。刚刚改革，农村土地仅限于耕种，而耕种全靠劳动，收益不大，因此土地的利害关系尚未凸显，农民能够承包也就算好。八十年代是农民的“好时代”；也因此，“八九”运动，中国农民没有介入。
但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土地成为最大最有潜值的资本，因为所有的发展都需要空间——土地。由此圈占土地、倒卖土地，乃是90年代后中国式权贵经济最肥之肉，无本万利；由此，本指望勤劳致富的农民，被再次“土改”。合作化后，土地虽被国家占有，但还是给农民留下了一个“集体所有”的名分，农民还可以依土地耕作、生活。而土地一旦被征被卖，农民世代将被赶出土地。
3
土地是谁的？按宪法，中国农村的土地是农民的，虽然是集体所有，但也还归属农民。关键所在，农民集体如何体现，由谁代表？所有权如何实行？按照宪法，村社重大事宜由全体村民大会表决决定；休会期间，村民选举的村委会行使村民集体的权力。但是，这仅是条文，作为一个极权国家，党实际控制着由乡村到中央的各级政权；村党支部即是党控制农村的权力机构，各村官表面上来自选举，但实际由党任命。这就是中共当局竭力扼止民间独立参选基层选举的原因，也是乌坎事件的关结。
毛后，共产意识破产，中共政权由党化、国家化转为部分私人化，也就是各级官员利用权力搞腐败，并不可抑制。首先高层权力本身如此；再，共产意识破产后，党要依靠各级官员维护政权，只能放任官员腐败。党依靠官员集体腐败“团结一致”，“稳定”国家。党、国家、官员腐败性私利，三位一体，专权垄断，这是中国后极权政治的特点。
乌坎村共9000亩土地，村官卖了6700多亩土地，村民大多不知内情。有报道说，最近乌坎卖的404亩土地，地款高达10亿元，其中70%落入当地干部腰 包（自由亚洲.晴朗评论）。消息不一定准确，但政府强征土地，官商勾结从中获利，农民受损，则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北京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说：“据我们的一项研究，地方政府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一般只占土地市场价格的2%-10%。”《财经杂志》统计，71.8%的地方各级财政的收入主要是土地转让金。最近，温家宝提到“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
中国农民的土地主要遭到这几个方面的掠夺：1、国家强征，比如五十年代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强征农田90多万亩，迁徙农民40多万人。八十年代后，各地工业开发，也都是圈占农民土地，有经济学家说“工业用地如同白给”。2、地方政府征地转卖，用于地方财政，如果没有转卖土地款许多地方财政破产。3、官商勾结，廉价占有农民土地。4、各级官吏，包括村官，在以上圈地中贪赃。5、官吏利用权力私占土地。
在中国，掠夺农民的土地是制度性的，无论国家还是官商，都是通过各级“政权”圈占农民的土地。作为极权政体，党政权一体化，垄断土地、资源和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而其后面是暴力强制，土地说收就收，说卖就卖，敢反抗就镇压。特别是权贵经济，官吏从中有了个人私利，更是肆无忌惮，想方设法圈卖农民的土地。我们一定要看清，中国的土地问题，经济政策、官员腐败都不是根本，六十多年来，农民的土地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掠夺，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极权政权，无论是宪法、法律（他们自己的），还是公理、舆论，对他们都没有制约。历史上，无论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哪怕是帝国主义都未如此掠夺农民的土地。日本占领东三省，曾移入百万日本开拓团，但是他们占用土地，也还是要花钱买。
4
乌坎案，卖地贪赃的是村官，至于幕后镇、县、市上级官吏与此案的关系，至今尚不得知。事发在9月，村民上告、上访、游行，镇、县、市数级政府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站在夺地者的一方，竭力打压农民，包括派武警镇压、逮捕村民代表、取缔民选“村民临时理事会”、封村断粮断交通等等。可以说，对全国各地农民护地维权，当局采取的均是这同一模式。
当然，乌坎事件，在12月下旬广东省委介入后，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在此之前，广东省委对之不知道吗？汕尾、陆丰市政府派武警镇压是擅权专行吗？按照中共内部规则，调集这么多的武警，起码要得到省委批准，并通报中央。再，如果事情没闹这么大，如果不是国际媒体如此关注，如果不是有中东茉莉花革命，如果乌坎村民不是这么团结、没有誓死之决心，那么广东省委会让步妥协吗？国内每年10多万起群体抗争事件，有几起有好结果呢？
谁都知道，政府、官吏、企业、开发商都在抢占农民的土地，夺农民之利。温家宝说“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这就是承认，在中国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农民是不幸的被掠夺者。但是，为什么各级政府、官员都站在一边，“齐心协力”地抢农民的土地呢？ 而农民上告上访则无门，抵制反抗则被镇压。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掠夺农民土地的就是这个政权本身。八十年代后，中国有了很大变化，由极权进入后极权，宽松了许多，但是极权体制未变，因而农民也就无法阻止权力对于土地的掠夺。
“八九”运动还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学生的运动，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乌坎事件纯粹是农民事件，并且是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他们本不在意“思想”、“主义”，也一向不问政治，他们“闹事”完全出于实际的生存问题：土地被村官私卖了。在正常社会，这是经济案，通过司法即可解决；但是在极权制度中，法律虚设，他们上告无门，上访不理，请愿则被镇压，最终只能被迫“造反”。乌坎农民的逻辑很简单，党指派的村官由村民供养，却又不为村民办事，反而与外商合伙掠夺集体的土地和财产，那么只能将其赶走（村官被吓跑），选举出村民自己的“理事会”。实际，这就是乌坎农民的政治革命，也就是政权革命：赶走党政权，建立村民民选自治政权。自治、民选是中国农村的方向。
中共总是以生存权否定人的政治权利。但是极权统治乃是直接的暴力统治，人被彻底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司法保护，而极权本身却没有任何制约，正是由此，人可以被任意掠夺、侵犯、奴役、侮辱、监禁，乃至杀戮。比如，大饥荒期间，农民即使被饿死，也不允许他们逃荒；“六四”，学生仅仅因为游行、反腐败，就招致杀戮；当今，在中国农村，政府仍然强制妇女节育；抢占土地、强拆民房，乃是普遍之事。乌坎农民为什么要赶走党官，选举自己的“理事会”？就是因为，赶走党官，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保护他们剩余的土地。
事实上，当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乌坎农民“推翻”村“党领导”，选举自己的“理事会”，对之进行了严厉镇压：诬陷境外势力渗透、宣布“理事会”非法，予以取缔、逮捕理事会成员、派武警进驻村。只是由于村民团结一致，誓死相抗；也是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再是，当局担心事态扩大，闹成全国性“茉莉花革命”；广东省委这才让步，被迫接受农民的要求，包括承认村民选“理事会”。
乌坎事件暂时妥善告一段落，但是之后如何，尚未可知。但是事后，在当局的种种报道和解释中，都竭力回避赶走党官，民选“理事会”，实行村自治一事；而将之说为下级政府官僚作风，不体恤民情；实际这是掩饰中国社会的结症。有理由预想，当局很有可能在以后，绕着圈地将这个民选“理事会”消灭掉，并将“党”再派回来。
5
有评述说，乌坎事件是农民的暴力革命。此说不当。乌坎事件是农民的政治革命、也可以说是政治起义，但它是非暴力的。非暴力革命是群众的街头运动，其包括游行、示威、罢工、罢市、静坐、绝食，也包括占领公共场所、阻止交通、冲击政府机构、设置路障、围堵官员住所等等。在群众非暴力运动中，不可能没有些许过激行为，如遭遇武警镇压时，抛掷石块，与武警肢体冲突，捣毁警车、砸毁公物等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运动都曾发生暴力事件，有的甚至是严重的；就是很和平的中国的八九天安门运动中也有暴力行为。我们需要看大局、看整个过程，看运动的模式和领导者的意图。乌坎农民整个抗争过程总体上是理智的、非暴力的，没有过分的暴力，如他们到市政府游行、静坐很是和平、秩序。他们有冲击村政府、砸毁警车、扔石块、设置路障、与武警肢体冲突，但有限，他们没有虐待、杀戮，没有抄官员的家，流他们的血，更没有使用武器。乌坎抗争的模式是非暴力的，游行、示威 、静坐、占领公共场所是主要手段，领导者强调理性、秩序、不粗野（见林祖銮视屏讲话）。所谓非暴力抗争是相对传统的农民暴力起义和武装革命而言的，后二者以抢劫杀戮为主要方式。
6
乌坎事件给中共一个警示：中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变革，崩溃将不可避免。
乌坎地处沿海，靠近香港，属开放而发达的地域，那里的农民和其领袖，见多识广，依中国之大，各地很是不平衡，底层革命一旦在全国爆发，各地的民众，不可能都像乌坎农民一样理智、有组织，而很可能有大规模的盲目暴力。要知道，中国民间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而且数十年来，又积蓄了足够的愤怒和仇恨。
民众并不是一定要“闹事”“造反”，而是被逼到了那个程度。乌坎事件显示，底层民与官已经到了敌对的地步，应该感谢乌坎农民的理智和进步。山西晋中胡文海案和乌坎是一样的问题，胡和两伙伴杀村官及家属14人。他临行前说：“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看看网民对胡文海如潮的赞誉，他是中国民众的英雄。杨佳是“原始正义”，但是在没有正义，罪恶横行的时候，原始正义也还是正义。
极权体制之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党”能管住它的官吏；极权而又管不住其官吏，任其无节制地贪腐，该体制必将崩溃。极权体制的危险，就是它极度占有国家和社会，不给其留有自身的空间和退路，因此其中心权力一旦崩溃，整个国家和社会即崩溃，其乃全民之大灾难。
从当局而言，改革中国的极权体制就是救中国——起码是由极权转为开明的威权。乌坎事件给中共带来一个契机，就是开启农村基层自治和选举，哪怕是分地域逐步进行。乌坎事件之能平息，就是当局承认村民自治与选举。既然制止不了村官腐败，村官也管不好乡村，反而为“党”招恨招怨，何不让农民选村官自治？数千年来，中国农村一向是自治的，到1949年才改为党专权统治。当然，有了乡村改革，人们就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但这正是推动国家的进步。当然，党必须要有准备，放弃红色江山世代相传。如果，他们抱定这一条，那么除了“迎接”崩溃，也就再无话说。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签下了土地承包的生死书，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30多年，中国体制内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广东乌坎事件将政治革命推到了历史前台。请记住，中国未来十数年，无论是政治改革或是革命，均是由这一事件开启的。历史将证明，乌坎抗争远比小岗承包更有意义，它是中国新政治革命的开始。
乌坎事件是一场现代版的中国农民起义，或称农民革命。乌坎事件集中于三个问题：土地、财务、政权。前者是根源，后者是根本。乌坎革命的目的非常明确：收回失去的土地；赶走党官；收回村政权，农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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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而中国当代的土地问题根于土改。1946年中共开始搞土改，一石多鸟。其一，打倒乡绅，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其二，剥夺富户土地分给穷户，换取兵源和物资，进行内战；其三，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党即控制了农民、土地及农业物资，特别是粮食；四，控制住土地、农民即奠定了极权制度的基础。
土改分两部分，先是剥夺地富土地分给贫困农民；而完成内战、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后，便实行合作化，将农民手中的土地强制收归国家，这是一件事。合作化后，土地名义是集体所有，实际是国家所有。毛的“公社”是控制农民的集中营，是中共极权制度的基础。
中国传统农村一向是宗族自治，此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基础。土改，消灭了乡绅，中共才得以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政权；由此，中国乡村自治消灭，转而为党对农民的统治。传统的乡村自治，宗族长老——德高望重的乡绅对乡亲父老负责；而村“党支部”受党任命，因而也只对党负责，其是党控制农民的政权机构。
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配有武装——民兵，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力，包括土地、生产、分配、财务、生活、言论，乃至农民人身。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依靠“党支部”从农村无偿地榨取战争物资和兵源，这是中共胜利之保障；“新中国”，中共又靠此无偿地从农村榨取工业化物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是迅速的，但是这是牺牲数亿农民，对他们进行无情掠夺和压榨为代价的。可以说，合作化之后，中国农民已沦为国家之农奴，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全部土地、财产、权利，而且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固定在村社，不允许其迁徙，哪怕是逃荒。“公社”化即农民的农奴化，其直接后果就是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致使数千万农民饿死。至七十年代末，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仍填不饱肚子。小岗村农民签生死书，实际所求不过是要挣脱农奴化，能为自家劳动。
所谓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也就是归还了农民为自家劳动的权利，加之自由市场，二者构成了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相对毛时代，这是农民受益时期，大部分农民由于能为自家劳动，而解决了温饱。刚刚改革，农村土地仅限于耕种，而耕种全靠劳动，收益不大，因此土地的利害关系尚未凸显，农民能够承包也就算好。八十年代是农民的“好时代”；也因此，“八九”运动，中国农民没有介入。
但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土地成为最大最有潜值的资本，因为所有的发展都需要空间——土地。由此圈占土地、倒卖土地，乃是90年代后中国式权贵经济最肥之肉，无本万利；由此，本指望勤劳致富的农民，被再次“土改”。合作化后，土地虽被国家占有，但还是给农民留下了一个“集体所有”的名分，农民还可以依土地耕作、生活。而土地一旦被征被卖，农民世代将被赶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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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谁的？按宪法，中国农村的土地是农民的，虽然是集体所有，但也还归属农民。关键所在，农民集体如何体现，由谁代表？所有权如何实行？按照宪法，村社重大事宜由全体村民大会表决决定；休会期间，村民选举的村委会行使村民集体的权力。但是，这仅是条文，作为一个极权国家，党实际控制着由乡村到中央的各级政权；村党支部即是党控制农村的权力机构，各村官表面上来自选举，但实际由党任命。这就是中共当局竭力扼止民间独立参选基层选举的原因，也是乌坎事件的关结。
毛后，共产意识破产，中共政权由党化、国家化转为部分私人化，也就是各级官员利用权力搞腐败，并不可抑制。首先高层权力本身如此；再，共产意识破产后，党要依靠各级官员维护政权，只能放任官员腐败。党依靠官员集体腐败“团结一致”，“稳定”国家。党、国家、官员腐败性私利，三位一体，专权垄断，这是中国后极权政治的特点。
乌坎村共9000亩土地，村官卖了6700多亩土地，村民大多不知内情。有报道说，最近乌坎卖的404亩土地，地款高达10亿元，其中70%落入当地干部腰 包（自由亚洲.晴朗评论）。消息不一定准确，但政府强征土地，官商勾结从中获利，农民受损，则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北京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说：“据我们的一项研究，地方政府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一般只占土地市场价格的2%-10%。”《财经杂志》统计，71.8%的地方各级财政的收入主要是土地转让金。最近，温家宝提到“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
中国农民的土地主要遭到这几个方面的掠夺：1、国家强征，比如五十年代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强征农田90多万亩，迁徙农民40多万人。八十年代后，各地工业开发，也都是圈占农民土地，有经济学家说“工业用地如同白给”。2、地方政府征地转卖，用于地方财政，如果没有转卖土地款许多地方财政破产。3、官商勾结，廉价占有农民土地。4、各级官吏，包括村官，在以上圈地中贪赃。5、官吏利用权力私占土地。
在中国，掠夺农民的土地是制度性的，无论国家还是官商，都是通过各级“政权”圈占农民的土地。作为极权政体，党政权一体化，垄断土地、资源和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而其后面是暴力强制，土地说收就收，说卖就卖，敢反抗就镇压。特别是权贵经济，官吏从中有了个人私利，更是肆无忌惮，想方设法圈卖农民的土地。我们一定要看清，中国的土地问题，经济政策、官员腐败都不是根本，六十多年来，农民的土地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掠夺，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极权政权，无论是宪法、法律（他们自己的），还是公理、舆论，对他们都没有制约。历史上，无论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哪怕是帝国主义都未如此掠夺农民的土地。日本占领东三省，曾移入百万日本开拓团，但是他们占用土地，也还是要花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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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案，卖地贪赃的是村官，至于幕后镇、县、市上级官吏与此案的关系，至今尚不得知。事发在9月，村民上告、上访、游行，镇、县、市数级政府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站在夺地者的一方，竭力打压农民，包括派武警镇压、逮捕村民代表、取缔民选“村民临时理事会”、封村断粮断交通等等。可以说，对全国各地农民护地维权，当局采取的均是这同一模式。
当然，乌坎事件，在12月下旬广东省委介入后，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但是在此之前，广东省委对之不知道吗？汕尾、陆丰市政府派武警镇压是擅权专行吗？按照中共内部规则，调集这么多的武警，起码要得到省委批准，并通报中央。再，如果事情没闹这么大，如果不是国际媒体如此关注，如果不是有中东茉莉花革命，如果乌坎村民不是这么团结、没有誓死之决心，那么广东省委会让步妥协吗？国内每年10多万起群体抗争事件，有几起有好结果呢？
谁都知道，政府、官吏、企业、开发商都在抢占农民的土地，夺农民之利。温家宝说“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这就是承认，在中国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农民是不幸的被掠夺者。但是，为什么各级政府、官员都站在一边，“齐心协力”地抢农民的土地呢？ 而农民上告上访则无门，抵制反抗则被镇压。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掠夺农民土地的就是这个政权本身。八十年代后，中国有了很大变化，由极权进入后极权，宽松了许多，但是极权体制未变，因而农民也就无法阻止权力对于土地的掠夺。
“八九”运动还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学生的运动，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乌坎事件纯粹是农民事件，并且是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他们本不在意“思想”、“主义”，也一向不问政治，他们“闹事”完全出于实际的生存问题：土地被村官私卖了。在正常社会，这是经济案，通过司法即可解决；但是在极权制度中，法律虚设，他们上告无门，上访不理，请愿则被镇压，最终只能被迫“造反”。乌坎农民的逻辑很简单，党指派的村官由村民供养，却又不为村民办事，反而与外商合伙掠夺集体的土地和财产，那么只能将其赶走（村官被吓跑），选举出村民自己的“理事会”。实际，这就是乌坎农民的政治革命，也就是政权革命：赶走党政权，建立村民民选自治政权。自治、民选是中国农村的方向。
中共总是以生存权否定人的政治权利。但是极权统治乃是直接的暴力统治，人被彻底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有司法保护，而极权本身却没有任何制约，正是由此，人可以被任意掠夺、侵犯、奴役、侮辱、监禁，乃至杀戮。比如，大饥荒期间，农民即使被饿死，也不允许他们逃荒；“六四”，学生仅仅因为游行、反腐败，就招致杀戮；当今，在中国农村，政府仍然强制妇女节育；抢占土地、强拆民房，乃是普遍之事。乌坎农民为什么要赶走党官，选举自己的“理事会”？就是因为，赶走党官，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保护他们剩余的土地。
事实上，当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乌坎农民“推翻”村“党领导”，选举自己的“理事会”，对之进行了严厉镇压：诬陷境外势力渗透、宣布“理事会”非法，予以取缔、逮捕理事会成员、派武警进驻村。只是由于村民团结一致，誓死相抗；也是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再是，当局担心事态扩大，闹成全国性“茉莉花革命”；广东省委这才让步，被迫接受农民的要求，包括承认村民选“理事会”。
乌坎事件暂时妥善告一段落，但是之后如何，尚未可知。但是事后，在当局的种种报道和解释中，都竭力回避赶走党官，民选“理事会”，实行村自治一事；而将之说为下级政府官僚作风，不体恤民情；实际这是掩饰中国社会的结症。有理由预想，当局很有可能在以后，绕着圈地将这个民选“理事会”消灭掉，并将“党”再派回来。
5
有评述说，乌坎事件是农民的暴力革命。此说不当。乌坎事件是农民的政治革命、也可以说是政治起义，但它是非暴力的。非暴力革命是群众的街头运动，其包括游行、示威、罢工、罢市、静坐、绝食，也包括占领公共场所、阻止交通、冲击政府机构、设置路障、围堵官员住所等等。在群众非暴力运动中，不可能没有些许过激行为，如遭遇武警镇压时，抛掷石块，与武警肢体冲突，捣毁警车、砸毁公物等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运动都曾发生暴力事件，有的甚至是严重的；就是很和平的中国的八九天安门运动中也有暴力行为。我们需要看大局、看整个过程，看运动的模式和领导者的意图。乌坎农民整个抗争过程总体上是理智的、非暴力的，没有过分的暴力，如他们到市政府游行、静坐很是和平、秩序。他们有冲击村政府、砸毁警车、扔石块、设置路障、与武警肢体冲突，但有限，他们没有虐待、杀戮，没有抄官员的家，流他们的血，更没有使用武器。乌坎抗争的模式是非暴力的，游行、示威 、静坐、占领公共场所是主要手段，领导者强调理性、秩序、不粗野（见林祖銮视屏讲话）。所谓非暴力抗争是相对传统的农民暴力起义和武装革命而言的，后二者以抢劫杀戮为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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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事件给中共一个警示：中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变革，崩溃将不可避免。
乌坎地处沿海，靠近香港，属开放而发达的地域，那里的农民和其领袖，见多识广，依中国之大，各地很是不平衡，底层革命一旦在全国爆发，各地的民众，不可能都像乌坎农民一样理智、有组织，而很可能有大规模的盲目暴力。要知道，中国民间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而且数十年来，又积蓄了足够的愤怒和仇恨。
民众并不是一定要“闹事”“造反”，而是被逼到了那个程度。乌坎事件显示，底层民与官已经到了敌对的地步，应该感谢乌坎农民的理智和进步。山西晋中胡文海案和乌坎是一样的问题，胡和两伙伴杀村官及家属14人。他临行前说：“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看看网民对胡文海如潮的赞誉，他是中国民众的英雄。杨佳是“原始正义”，但是在没有正义，罪恶横行的时候，原始正义也还是正义。
极权体制之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党”能管住它的官吏；极权而又管不住其官吏，任其无节制地贪腐，该体制必将崩溃。极权体制的危险，就是它极度占有国家和社会，不给其留有自身的空间和退路，因此其中心权力一旦崩溃，整个国家和社会即崩溃，其乃全民之大灾难。
从当局而言，改革中国的极权体制就是救中国——起码是由极权转为开明的威权。乌坎事件给中共带来一个契机，就是开启农村基层自治和选举，哪怕是分地域逐步进行。乌坎事件之能平息，就是当局承认村民自治与选举。既然制止不了村官腐败，村官也管不好乡村，反而为“党”招恨招怨，何不让农民选村官自治？数千年来，中国农村一向是自治的，到1949年才改为党专权统治。当然，有了乡村改革，人们就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但这正是推动国家的进步。当然，党必须要有准备，放弃红色江山世代相传。如果，他们抱定这一条，那么除了“迎接”崩溃，也就再无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