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趋势》的作者，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夫妇近年对我们中国发生了兴趣，频频出手，发布他们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调查、猜想。在《中国大趋势》之后，前不久又出版了他们的《成都调查》一书，解读成都市近年“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在经过一年的调查之后，奈斯比特得出结论，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创建出了产权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民主这个铁三角，核心则是尊重个人权利。奈斯比特认为，成都的发展将是中国和谐社会的缩影。
这算得上是一本为地方政府行为作注解的著作，一本“拍马”著述。在某种意义上，奈斯比特并不懂我们中国，比如他本来想把书名叫做“成都模式”，他不理解有些概念在我们中国人这里是有强烈的褒贬情绪和不同效果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争闹已经让不少中国人反感了，“中国模式”的自大更让我们对做这类论证的学者不屑一顾。但从实用主义的立场上看，奈斯比特又相当懂得如何在中国立言立功。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外来的僧人好念经！”在我们中国人的改革陷入僵局、危局、甚至在很多人心中死了多年之际，社会转型中的上层调整、民间抗争、社会对话等等几乎无望之际，很多关心中国的中外有识之士都拿我们没有办法时，奈斯比特选择成都来“破局”，算得上是“有心人”。
其实，由汪洋、薄熙来等人刮起的地方改革旋风，以及论者总结的“模式”来看，一个政治家或所谓的政客是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任上做出点事来的。仇和在昆明、李春城在成都也是如此。这种政治人物的行为可圈可点可议，一如改革之初赵ZY、万里、项南、任仲夷等在各自的管辖里引人注目的“改革”一样。赵曾称道项南为“难得的封疆大吏”，我们中国的这些地方诸侯或封疆大吏们，完全可以在党史、改革史和中国史上留下他的愿心和足迹。
对比薄熙来在重庆的圈地，李春城的“城乡一体化”也有“圈地”之嫌。但“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显然较为完整、稳定性，奈斯比特采访了很多乡镇，去走访农民，他看到了中国的“基层民主”，他注意到在“产权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基层民主才凸显了重要性。因此，他津津乐道这样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一个乡村的农民决定将土地租赁给一家大公司建成果园，农民有权利在果园获得工作；但如果他们不愿意在果园工作，他们可以选择去成都市区工作，他们拥有同等的权利享有医疗保障、子女在城市上学的机会等公共服务……
奈斯比特跟很多中国人的感受不同，这里不仅是悲观乐观的问题，是肯定否定的问题。对中国发展的表态，“这里就是和谐，就在这里跳舞吧！”或者“这里就是河蟹，就在这里诅咒吧！”一样都流于情绪，无济于事。因为在跳舞或诅咒之际，“轻舟已过万重山”，社会的发展仍在向前，并出现了新的要素。
奈斯比特的成都因此在这种发展意义上是可以称道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困绕、挑战无数中国政治家、良知、城里人的难题需要解决，农民的二等国民的地位需要跟城里人拉平。我曾经问一个走遍全省乡村的学者，农村的出路何在，他只能绝望地摇头。十年前为农民写了一首诗，我在其中感叹说：“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至于“三农”这样的伪命题在中国有着实在的谜供众多的“三农”专家破解、消费……因为确实，在城里人多分享到中国发展的现代化“红利”之际，更广众的中国农民被忽视多年，任其自我生灭。因此，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在广东、重庆等地方政府开始主动“打农民的主意”之后，成都更成体系地推进城乡一体化，无论如何都值得关注。还农民以国民身份的系列方略，以使其获得与城里人相当的“存在感”、权利意识、生存机会，这比任其在土地上生存或进城打工，都更应是政府的职责。
奈斯比特认可说，“经过成都对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农民有了财产权，土地不能简单被征用了，他们能得到更好的补偿，可以自己决定如何使用土地，就可以从中获利。”在以拆迁、征用出名的逼迫中国现代化、大造特造现代基础建设奇观的进程中，这一“尊重个人权利”多少有些靠谱。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的改革仍能迈步，那么，“尊重个人权利”一项有可能成为中国改革的方向，或说是中国进步的标尺。
考虑到一个地方政府不可能做得更多，我们可以说，成都的“牧民”、“治民”方式至少在城乡一体化方面迈开了一步。但奈斯比特显然没能理解，这种中国式改革跟“中国式民主”一样，有其瓶颈。发号施令的官员说对其牧养的人民说自己换成“服务型”，人民在他面前依然是不平等的，人民甚至到不了他的面前，更奈何不了他什么。农民也好，城里人也好，其权利有无或大小，尚不能由自己说了算。成都的“尊重个人权利”如何成为官员和民众的生存果实，从而使官民真正获得现代文明人的尊严和权力，获得群己权界的安全和自由，仍是一个难题。这也是为什么成都虽然有着这些“尊重个人权利”改革的举措，却也有着世界瞩目的人权事件。而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地方官员、普通民众，在党纪国法面前，仍有着“东厂”“西厂”“锦衣卫”一类的不确定不可抗拒力量使自己的气焰顿失、奴性十足、尊严和斯文扫地。因此，成都是否能建设成为“花园”城市，建设成和谐社会的“桃花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奈斯比特不愿被人称为“未来学家”，他也确实在本书中只是充当一个调查记者的角色，他是一个记者作家。他涉及了众多的问题：户籍改革、住房问题、农民参加保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处置权、乡村规划、农民作为一种职业而非身份存在……这其实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议题。《成都调查》一类的书任何一个中国的时政记者都写得出来，都会比他写得更到位。但我们中国人内外有别，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可能像他那样“轻浮”、“乐观”，不可能像他那样走马观花地收集案例，更不可能在文字中如此谈论政治和政治人物：“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认为，……”“始于3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主要归功于邓小平，事实上他的确受之无愧。”“胡锦涛主席如是说。”……如此谈论西方视角、普世论和中国式民主……
一句话，他拥有比我们更多的言说权利，但他只完成了一个普通记者的任务。一如他说，“中国式民主只走了三分之一”，他关于成都或说中国的研究大概也只能算完成了三分之一。作为一个“外来的和尚”，他本来有着西方的立足点：观念，视角，乃至西方严格的治学方法、社会调查范式，……但这些东西在本书中完全付之阙如。西方现代社会学术规范的取样方法、材料选取方法，在本书中完全没有影子，不用说他愧对西方的写作者同行，就是面对我们他也该羞惭。我们有理由质疑这个老外的立场，他的言路和思路；即使他耸耸肩说是命题之作，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份失败的、不及格的作业。作为乐观主义者，他跟很多人一样，是邓小平的知己，以为经济好起来，其他就好起来了。这种谬托知己的做法，李泽厚先生也曾表达过，但李先生比奈斯比特要直截了当得多，也平实得多，在李先生的时间表上，“经济发展”之后，是“言论自由”，“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们的一个突出现象。因为历史、文化等原因，我们的发展并非齐头并进的，而是多元的，权力、资本、知识、人才的分布极不均衡。直到今天，我们的现代都会模式只有“北上广”等少数城市，北京的人才和现代性能量仍集结在四环以内，而资本和知识也远未抵达成都周边的荒郊野外……内地或中小城市的人感叹要获得现代生存的知识需要漫长的年月，“经过了十八年的努力”，才能获得跟一个上海女孩“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知识和机会。这种地区的不平衡，也给贤良式政治家、强人式诸侯和封疆大吏们、圣贤式人物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从民国以来，张謇之于南通，卢作孚之于北碚，阎锡山之于山西，李宗仁之于广西，陈渠珍之于湘西，等等，其业绩都为当时后来称道。当代中国，也有着赵ZY与四川、万里与安徽，项南与福建等为人纪念的业绩。这种不平衡正是我们“超越发展”理论的基础，它也是“成都”一词的历史来源，即一个文明人格的示范足以使之所在之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种历史事实也说明现代精英的任何拖延都是虚伪的，他们关于全体民众福祉的漫长时间表都只是表明他们的诚信不足、能力不足。
今天，从中央到地方，汪洋、薄熙来、李春城等人也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做历史的推手。他们的业绩固可不论，但他们各自个性的表达，却是我们社会久违的。因为我们太熟悉了“发展是硬道理”，太熟悉了“闷声大发财”，“集体责任制”……这个一度鸦雀无声的改革变得“稳定高于一切”，借用著名的时政评论家南方朔先生的话说，这种精英尤其政治精英们的低调会“由于它的反应性与创造性不足，而拖迟了改革的步伐”，从而给我们的发展带来危难。最近的例子，就是汪洋对乌坎事件的处理，说明政治人物不可能永远龟缩在自己的“官腔”、“官阶”里，得在国民面前真正负起责任。
南方朔的话对有志于做历史推手的中国人都合适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地区，无论为己为人，都必须在这个再造与参与的过程，高度发挥思想力与知识力。中国的兴起，不是一个国家的兴起而已，它必须代表了一种可能性的兴起。这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中国在制度上、经济模式上、社会形态上，能对人类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种器宇或许才是我们该有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