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元旦前后，厉以宁开始鼓吹瑞典的福利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张维迎开始重新肯定公有制也有好的一面，连韩寒也发表了“革命论”。对此有人评论到，“新年几个大佬的反常言论让人感觉到一股寒意”，这种寒意其实是长期接受不良价值观的结果，因此有学者刚说了几句理性中肯的话，就感觉到了寒意，这应该是暖意才对。
张维迎最近发表了《还公有制一个清白》的文章，这篇文章最早在选举治理网发表，选举治理网的文章来源一栏里清楚的写着“作者赐稿”，可见张维迎也有媒体不愿为其发表文章的时候。
几年前的张维迎几乎成为了“万民公敌”，但我们要注意，这里用的是“万民”公敌，这里的“万民”不包含众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包含中国的自由派媒体人，也不包含中国的豪商，张维迎不但没有成为这些人的公敌，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宠儿。张维迎接受的媒体专访比以前更多了，张维迎出入各种企业家的论坛更频繁了，张维迎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也更加巩固了。
与张维迎相反的是，郎咸平虽然赢得了论战的胜利，但是郎咸平的人气只是来自于公众，在那场论战中，郎咸平丢掉了自己在长江商学院的教授职位，因为有企业家威胁到，如果郎咸平继续执教长江商学院，那他们将不再将自己的管理人员送到长江商学院学习。而在媒体领域，其实郎咸平也遭到软封杀，郎咸平只能局促于广东卫视一隅。
这场论战之后，其实双方都进行了调整，那就是郎咸平拼命的向主流靠拢，而主流中的部分人也开始反思，郎咸平在节目中经常出现“宠物经济学家”一词，但这一词汇多数指的是那么不入流的专家，而郎咸平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他们是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等人，对于这些人郎咸平从来不敢讽刺半句。
中国经济学家一向主张以数据说话，有媒体人曾经问我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靠谱，而中国很多领域是没有数据的，那经济学家靠什么做判断，我回答他，“其实中国经济学家比数据更缺少的是良知，中国经济学沦落到这个地步，绝不是因为数据的问题，更多的因为良知的缺乏和知识体系的不完善”。
年末，笔者参加了中国经济论坛，厉以宁、成思危等人都发表了演讲，成思危主讲经济形势，并无新意，但厉以宁的演讲则非常耐人寻味，在演讲中厉以宁大力宣扬瑞典诺贝尔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经济理论，此君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福利学派，曾与哈耶克同时领奖。
而中国经济学家一向都是哈耶克的推崇者，而厉以宁突然将自己的思想转向了哈耶克的对手缪尔达尔，这怎么不让人吃惊呢，厉以宁在演讲中大力推崇缪尔达尔提倡建设保障房的主张。
而之前的厉以宁决对不是这个样子，以前的厉以宁认为“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张维迎和厉以宁的转变绝对不是孤例。
近日笔者在中国宪政论坛2011年年会上碰到了秋风，秋风也是近年左转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甚至江湖谣传秋风已经被自己一手创办的哈耶克协会开除，见到秋风时，笔者称赞秋风是“当代中国的严复”，笔者问秋风对严复有没有研究时，秋风表示研究很少，笔者就讲了两人的相同之处：秋风与严复的思想经历极其相似，都是早年通过翻译思想书籍，最早接触、传播新思想，然后成为思想领袖，但最后又趋于理性和保守，最终回归儒家传统，秋风表示自己要认真研究下严复，我们相信秋风没有研究过严复，但秋风和严复在不同的时代走上相同的道路，这里面既有相同的思想成熟逻辑，也有类似的时代背景。只不过严复为中国引入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秋风为中国引人的是哈耶克主义，前者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灾难，后者造成了难以解决的经济和民生问题。
后来笔者又问秋风，现在是否还信奉哈耶克，他说仍然信奉，但补充了一句，世人对哈耶克误解比较多，其实这里面的潜台词就是其实现在流行的哈耶克主义并非真正的哈耶克主义，笔者听后补充到，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理论都被简化了，一简化就走形了，笔者举例，伯南克是货币学派，但很多人将伯南克当成凯恩斯学派进行批判，这是典型的无知。
其实科斯、哈耶克都是肯定政府的作用的，比如哈耶克一直强调政府对自由的保护作用，没有的政府的保护，公众不可能有自由，而科斯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这些理论都非常清楚，而中国的哈耶克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者，却将他们的理论者减缩成了小政府主义，甚至是反政府主义者。
认识一个学派，我们既要知道他们的理论基础，也要了解他们的主张，他们的主张是由他们的理论基础推导出来的，因此了解他们的理论基础比了解他们的经济主张更重要。现在人们只是了解他们的主张，而不管理论基础，肯定错误百出。当代中国人只了解几个时髦的人物，一说就是谁主张什么，谁不主张什么，但为什么要这样，没人去探究。即使是爱看书的人，也只是看几本历史上的畅销书，而不研究学术发展的体系与脉络。中国学者很多时候表现的毫无良知，其实背后跟这种思想体系的不完整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