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反思，不是所谓要共和还是要立宪，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摆脱王朝循环的问题。
今年（编者注：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所有的华人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关于辛亥，既要继承也要反思。但不管是继承还是反思，有几个史实是必须要搞清楚的。过去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辛亥的历史都是赞扬革命否定立宪，说立宪派太保守。最近以来，尤其是在大陆，兴起了一股相反的说法，说革命很糟糕，立宪才是正途。
其实，在辛亥前后，革命与立宪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搞得水火不相容，主要是在海外的政治侨民中的现象，包括《民报》与《新民丛报》的争论，政治侨民，无聊的成分比较多。在国内，立宪派和革命派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当时中国真正的界限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英国式的立宪，还是日本式的立宪的界限，这个界限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个界限决定了清王朝和立宪派最终要闹崩，因为清王朝一直是想搞日本式立宪的。当时中国的立宪派，即使是最保守的民间立宪派，追求的也是英国式的立宪，讲得简单一点就是，皇权必须废除，当然，一个傀儡皇帝像英国女王那样，还可以有。对革命党来讲，保留一个傀儡女王，和民主没有什么区别。当时汪精卫就说，英国制度不是君主制而是民主制。因此我讲英国式立宪还是日本式立宪，这才是辛亥前后中国面临的真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革命就难免要发生。
第二，其实革命与否的界限也很模糊，立宪派虽然主张民主立宪，但前提是君主要放弃皇权，如果不放弃，当时的立宪派也没有排除要采取激进手段，但是他们讲的激进手段，只是体制的革命，不是种族的革命。革命派与他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革命，而是排满不排满。用当时立宪派的话来讲，他们的区别在于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而当时革命派的说法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所谓的排满论和政治革命论的区别。这两派都要搞政治上的变革，这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第三，和平与暴力的界限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但是秦制与宪政的对立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都认为立宪派是主张和平的，这种看法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立宪派的老祖宗康、梁，从戊戌开始，就没有放弃暴力的倾向，大家知道，一开始就有戊戌兵变的密谋，后来有自立军起义，可以说，武装勤王，暴力维新，从来是立宪派没有放弃的选择。因此，立宪派并不是甘地主义者。
这里我还要讲，体制上变革得深刻与否，与这种变革的暴力与否，也是两回事，辛亥革命虽然名为革命，但是实际上流的血，比所谓的很多改良，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少得多。当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发生内战，那是另外一回事。辛亥革命本身是没有流什么血的，因此所谓和平与暴力的界限其实也是很模糊的。
我刚才讲了，在辛亥以后，很多人说革命派激进，但实际上，当时的立宪派追求的英国式立宪，其实也很激进。现在有一些比较彻底的保守主义的朋友，认为连立宪派都很糟糕，甚至有一种舆论，说是“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孙黄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张（李鸿章、张之洞），光绪不如慈禧太后”，如果这种言论到极致，我觉得就比较成问题了。所有的这些言论有一个前提：如果不搞革命，我大清就可以保得住。
但是大家看看历史，在没有革命也没有立宪的时代，中国多少王朝已经崩溃了！而且太平天国以后的清朝，就和黄巾以后的东汉，黄巢以后的唐朝一样，已经不是亡不亡的问题，而是亡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亡了以后，中国是能够通过共和制度避免那种治乱循环，避免流血成河的局面，还是再重复一次改朝换代、流血成河，辛亥革命很遗憾地并没有开创一条使中国通过宪政民主摆脱王朝循环的道路。
我们可以讲，辛亥以后从1911年到1949年，甚至广义地讲，从1851年太平天国一直到1949年，其实是重演了历史上的一次王朝循环，辛亥革命的任务本来是应该打断这个王朝循环，但是可惜，它并没有做到。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是辛亥革命才造成了这个王朝循环，我们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是因此去骂辛亥革命，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是第二。
第三，为什么中国会有王朝循环呢，这和为什么中国有辛亥革命是同一个问题，因为王朝循环和辛亥革命虽然诉求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国人并没有某一个王朝是特别神圣的观念，这一点和很多封建制的国家不一样，很多欧洲国家，它的王朝、统治者可以不断地换，但是王统一直没有中断，像英国，就没有真正的改朝换代，英国今天的伊丽莎白女王，它的王统一直可以上溯到相当于中国宋朝时期的诺曼征服时代，一直没有变。包括日本也是这样的，虽然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的说法有点夸大，但是日本人在传统时代就没有改朝换代的例子，在近代变革中，它也比较容易在一个王朝下面实现宪政。
可是中国，大家不要讲中国是一个具有忠君传统的国家，其实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真正的传统就是害怕权力，谁有权谁就是老大，谁没了权，大家就墙倒众人推。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皇帝当虚君，我觉得是极其困难的。清朝是一个满族王朝，他不愿意放弃权力，即便它是一个汉族皇朝，他就愿意当虚君吗？中国汉族皇帝当虚君的下场如何，大家都是知道的。辛亥革命最后导致另外一场改朝换代的变化，其实背后是有它很深的原因的。这个原因和革命是不是激进，没有太大关系。
这里我要讲，我们现在要讲革命，所谓革命究竟何所指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汉语中所谓的革命，说白了就是改朝换代，《尚书》中讲的革命，“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个革命和我们今天讲的政治上的变革是不一样的。西学中讲的革命，就是revolution，它的初始含义就是“翻转过来”，转一个180度就是revolution.理科的同学都知道，revolution有一个词义是转数，每秒钟3000转，就是每秒钟发生了3000次革命。我们现在讲的革命其实主要是一种体制上的转换，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体制上的转换和转换形式的暴烈与否，其实是两个概念，深刻的转换不一定暴烈，而暴烈的转换也不一定深刻。
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辛亥的反思，实际上是因为辛亥最后导致了中国从整个民国时代一直是暴力革命不断，但是暴力革命不断，和所谓的要共和没有搞君主立宪，可能并不是一回事。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辛亥革命是追求共和民主的，但是它流的血，其实并不比并不追求共和的明治维新多，大家知道明治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至于辛亥以后的大量的暴力，其实都是改朝换代中的暴力，这种暴力，与追求革命还是宪政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暴力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而是在中国历史上重复了很多次。因此，真正的反思，就不是所谓要共和还是要立宪的问题，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摆脱王朝循环的问题。
这个问题，说起来有很多原因，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这个废除秦制的革命（不管这种废除，是以英国式的宪政还是以共和民主，如前所述，其实当时的中国的革命与立宪两派，都认为其中的区别并不大），其实和我们后来讲的所谓国民性的激烈改造并没有多大关系，辛亥革命其实就是一个例子。不满专制、向往自由，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也必然体现在中国的国民心中，中国的国民中历来对专制有深刻的不满，这种不满，当时不仅在革命派中有，甚至在最保守的人中，如清廷首任驻美国公使陈兰彬之流，其实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只不过嘴上不愿意这样说。而他不愿意这样说，主要是因为涉及他的既得利益，和他的思想并没有太大关系，中国的很多变革难以实现，都是因为既得利益难以打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到底有多么顽固。
但是，过去我们不是这样想的，很多人在政治变革或者说体制变革碰到一点挫折后，他们立刻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国民性不行，要开展一场针对国民性的文化改造。这种想法不是从辛亥也不是从五四开始的，实际上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就开始了。那时康梁等人就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梁启超的“新民”说，指的就是这个事。他说，戊戌变法不怪我们维新派谋略不好，而是怪中国的老百姓不行。然后就不断出现这种所谓的“文化革命”。我们知道，早在戊戌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两次相反的“文化革命”了，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要用基督教推翻儒教；后来又有一场相反的，那就是耿直的义和团，要用中国传统的怪力乱神来推翻基督教，虽然方向相反，但是造成的后果，都是非常不好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呢？大家知道，到了戊戌变法以后，中国引进的新观念，就自由和民主而言，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我们引进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明治维新的影响，引进了一种日本式的自由；而我们引进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俄罗斯的影响，引进了一种俄罗斯式的民主。这种日本式的自由和俄罗斯式的民主都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把矛头主要针对民间的小共同体，简单来说，就是家族、种族、军阀啊等等，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就在观念上造成反儒不反法，形成西、儒对立，法家坐大，导致秦制借机返魂，乃至变本加厉的局面，无论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最后都扫荡一尽，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