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就是中南海。到了那里，第一个是静，很肃穆。”这位来自基层的副乡长对着镜头，他的脸上除了崇敬，还有无辜和困惑，仿佛不理解这种感情是怎么降临到他身上的，“有些地方的静会很哀，有些地方的静会很悲，有些地方的静会很荒芜。但是到了中南海，才知道什么是庄严。”
他说得多么好啊。那一瞬间，他的整个身心仿佛得到了提升。然而平时，他更多是在泥沟里打滚，他的眼睛里浸满了太多黑暗，“利用权力出卖利益，然后获得更大的权力；再出卖更多利益，获得更大的权力。就这样。”
他曾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此番进京是为了“截访”。他给阔别12年的老同学张赞波打了电话，于是有了这部纪录片《有一种静叫肃穆》（2011）。张赞波200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此前拍过纪录片《天降》，关于火箭残骸落点地区人们的遭遇，评价很好。对纪录片来说，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沟通，是重要的技巧。显然，拍摄官员的难度，比拍摄普通人更大。
这位三十来岁的副乡长是一个谈笑风生的人。“打进敌人内部，”他笑笑，“当时共产党搞国民党，不也是这么搞嘛，也有许多间谍嘛。”我不能在这里重复他的话太多，他的那些“敌人”，我也没法一一写出来。他的意思是，如果想要注销本地区上访的人名，你要想想办法才是。
他对于自己的工作范围十分熟悉：企业改制上访、抗美援朝的军人上访、被清退的民办教师上访，上世纪50年代铁艺社、篾匠社的人上访，被关停的有污染的中小企业的人上访，“解放前的事情都会翻出来”。其中涉及的问题以及政策法规之多，根本不是基层官员所能够解决的。那怎么办？一票否决制，导致了“花钱买维稳”。他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有些钱不该花。
“驻京办”已经被撤销，但是可以换一些名目，比如“商务局对外联络办”。当然这个地方不挂牌子，是隐蔽活动的那种。办公室里正有十个上访者，上世纪70年代的特种兵，从事某项绝密的防核工程，其中有共产党员。一纸令下，他们回乡务农，直到上了年纪，才知道当年落下许多疾患。三天前他们刚上火车，便被列车服务员检查身份证，暴露了身份，有人联系了改头换面的“驻京办”。几个回合下来，他们被控制在餐车里，下火车时一张网已经布好。列车为有偿服务，一个人头可获得政府方面支付的400元收入。
他是个动脑筋的人，无奈做不了任何事。“个人怎么能对社会负责呢？”在缺少外部支援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必须反复想清楚所有事情。他令我想起18世纪法国启蒙作家狄德罗的小书《拉摩的侄子》——主人公知道时代所有的罪恶，却陷在其中不能自拔。
“要使得自己不烦恼的话，最好的一种办法，是置之度外。”躺在洗脚馆的床上，小姐高举木槌轮流捶打他的双脚，他眯着眼睛背起了《红楼梦》：“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
哦，也许贾宝玉“情种”的身份更贴近和适合他。他与周围人们相处，主要是靠情感来维系的。喝酒、打牌、K歌，都是为了实现“感情上的融洽”。在官场这个滚地雷的场所，他一定要表现自己是无害的，不惹麻烦的。
“在官场混就像做妓女，她们在卖身，我们在卖笑。”“当然了我不是卖人格的。很多官场的人，都是卖人格的，他们比妓女还不如。当然这种说法可能过于尖锐。”说到这里，副乡长又浅浅地笑起来。还有比情感这个东西，更加不确定和脆弱的么？
这让我想起另一部纪录片《书记》（2010），导演是周浩。此片围绕一位即将离任的县委书记展开。他的主要工作是招商引资，为了完成指标，面对各路财神，他也必须像个感情大师，以表现高浓度的情感，来拯救自己和这个县城。他与同伴在酒酣耳热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机智，那份诚恳和真挚，熟稔到了家。那是他献身的时刻，也是屈辱的时刻。
这位县委书记本来以为自己是经得起推敲的，所以欢迎纪录片导演来拍摄，但是目前他已人在牢里。有道是“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沦陷的不仅是家乡，还有这批家乡的官员。他们完全无力自救，也许只有更深地沦陷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