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不散。
电影《归途列车》结束的时候，响起了一段嘹亮、悠长、悲怆的川江号子。然后，英俊潇洒的导演范立欣出现在台前与观众对话。
有观众问，你是否可以用一个词概括这部电影的主题？范立欣说，这是他与观众座谈中遇到的最难的问题。他想了一会儿说，最初拍摄这部纪录片乃是因为“敬畏”。他历时三年，用镜头纪录了一对农民工夫妇外出打工的经历，这个家庭是两亿四千万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付出最多，却被遮蔽和遗忘，他们的故事应当有人讲述。他又说，这是一部关于“尊严”的电影，他希望纪录那些被迫失去尊严的同胞的日常生活，促进这个制度保护他们的尊严。
回不去的人们啊，你们永远在路上
从离家的那一刻起，他们便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尽管他们没有放弃回家的努力，却永远回不去了。即便回到家中，家已然不是昔日的那个家——两个外婆带大的孩子，早已跟父母形同陌路。
十六年前，来自四川广安一个小山村的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跟随打工潮，离乡背井去广州的一个服装加工厂打工。他们惟一的希望与安慰就是，用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供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念书，让孩子通过读书离开农村成为城里人。
那个小村庄，跟我家乡的风景出奇地相似，距离也只有两百公里。如果你是外来旅游者，会为眼前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而陶醉；但如果你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会被艰辛的生活压弯腰，就好像影片中衰老的外婆和年幼的外孙在田里劳作的那个让人辛酸的场景。广安是邓小平的家乡，邓小平自从参加“革命”后便没有回去过——革命领袖是没有七情六欲的、可以不回家的“铁人”。邓小平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便是，将被毛泽东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解脱出来，允许农民外出打工。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废除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农民在这个国家依然是二等公民。毛时代，农民只能在本乡本土做奴隶；邓时代，农民所获得了到异乡去做奴隶的自由——他们为此对政府感激不尽。
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日子，数以千万农民工如候鸟一般，踏上返家的旅程。与家人团圆是他们惟一的盼望，正如寡言少语的父亲张昌华所说：“如果一家人连春节都不能团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们要回家，不仅仅因为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家中有老人和孩子；更因为他们常年打工的地方不肯接纳他们，他们不可能在异乡重建一个家。
春节也意味着噩梦般的春运。对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春运是一年一度的最屈辱、最无奈的肉体与精神折磨。在狱中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应该好好看一看这部电影——他所主导的高铁战略，只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提供疯狂敛财的机会，不仅没有缓解春运的难题，反倒剥夺了更多农民工坐火车的机会。然而，如此简单的“常识”，却直到发生惨烈的温州动车惨案之后，才成为一个来之不易的社会“共识”。
《归途列车》不单单是一部关于春运的影片，但春运是其中一条令人揪心的主线。三年里，这个家庭的三次归家之路各有悲欢离合。最可怕的那次，是二零零八年春运期间因雪灾而陷于瘫痪的广州火车站。六十万人被迫滞留，几日几夜仍看不到回家的希望。
与父母刚到火车站时，面对汹涌人潮，女儿笑了。愁眉苦脸的母亲教训女儿说，你没有吃过苦，你还笑得出来。代沟由此呈现出来：十六岁的女儿瞒着父母外出打工，她并不想回家，回家只是她跟父母的一个妥协而已。初次经历春运的她，看到火车站广场上摩肩接踵、焦躁不安的人们，听到人们恶毒的咒骂与绝望的叹息，确实想笑。这么多人，密密麻麻，如同《动物世界》中的蚁群，为了回家，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很快，笑变成了哭，然后哭变成了漠然。范立欣说，他在火车站跟踪拍摄了三天两夜，有一次被人潮挤得脱离地面，如同海上的一叶孤舟，前面有人倒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他险些被卷进漩涡之中，那是他感觉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他还谈到当时跟一个警察的谈话。警察说，他们奉命用铁栅栏设置若干个圆圈，每个圆圈能容纳两三千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过一段时间便让人群从这个圆圈进入那个圆圈，人们以为离站台越来越近，其实却越来越远。这一细节恰恰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被统治者愚弄、驱使和压榨的经典概括。
如果你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二零零九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中国民工。
民国初年，日本作家德富苏峰在中国访问时，感叹说：“在世界列强要被文明病麻痹的时候，苦力以他们动物般的精力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对中国来说，这比百万大军还要有力。而且，中国人的生命力和国民精神也在苦力的身上体现了出来，苦力是中国的恩人、救世主，也就是苦力神明。”德富苏峰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用在一百年后的中国更加妥当：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就是苦力或农民工造就的。用学者秦晖的话说，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的奥秘就在于“低人权优势”，就在于对两亿多农民工的剥夺与压榨。
进入镜头的这一家人，有哪个感到幸福呢？父亲沉默隐忍，常常紧皱眉头，每天在缝纫机前重复着极其单调的工作，生病了还挂念着那些没有做完的衣服；母亲像许多四川女子一样，泼辣麻利，足以顶起半边天，却害怕跟叛逆的女儿在电话中谈话；女儿认为，十六年来从未得到父母之爱，心里话只能在爷爷的坟头说几句，为了自由，她退学离家，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从新塘服装厂的女工到深圳夜店的服务生，她的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儿子看上去很乖，却也低声跟父母强嘴说，不愿好好学习；外婆是个独身的空巢老人，十六年来一手将两个孩子带大，惟一让她高兴的就是孩子能多吃几口饭，而孩子心中想些什么，她一点也不知道……没有人感到幸福，没有人愿意拍拍手。那么，是谁让他们如此不幸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他们面前，是一个鲁迅所说的没有尽头的“无物之阵”。
他们可以有点幸福、有点自由、有点尊严，只要这个政府稍稍有所作为。这个政府是全世界掌握财富最多的政府，然而，庞大的外汇储备，只是一串跟老百姓无关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的背后就是农民工的血汗与泪水。这个政府本来可以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来，为农民工的孩子修建学校，这样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既然政府需要农民工的廉价劳力，为什么不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服务呢？这个政府也有能力修建更多的铁路，既然让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的昂贵的高铁都能遍地开花，修建普通的铁路为何难于上青天？如果有了更多的铁路和列车，农民工的归家之路还会如此痛苦吗？
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和坏作为，这个社会陷入了人与人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影片中，那么多人等候在火车站，却没有列车开来。开来的列车，运送的是奉命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武警。一个中年男子和两个女儿走散了，想翻过一道栅栏去寻找，武警战士拦住了他。他激愤地说：“你今天在那边站岗，明天你也和我一样走到社会上……”栅栏那边同样疲惫的小战士没有话。这些战士多半来自农民家，只知道服从命令，包括一九八九年对民众开枪的命令。
范立欣说，谁能说我们的生活与农民无关呢，今天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看电影，有没有想过这个电影院也是农民工修建的？那些修建电影院的民工，如今又在哪里呢？他们有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他又说，如果在座的观众中有决策者，是否可以为农民工做点什么呢？
在座的，当然不会有决策者。决策者只看《建党伟业》，不看《归途列车》。
没有正义，便没有和谐
“和谐社会”是这个时代最醒目的标签。但是，没有正义，哪来和谐？
影片中有两个极具讽刺意义的场景：一是归家的火车上，一个年轻的农民工侃侃而谈，主题是中国在即将召开的奥运会上能获得多少枚金牌，“我们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金牌数量好歹也要超过美国”。那一刻，他脸上出现了激动和幸福的表情，仿佛他不再是一个挤在春运的火车上的农民工，而是在麦克风前慷慨激昂的政府发言人。
还有一个场景是，女儿在深圳一家夜店中做卖啤酒的服务员，下班后跟同事们一起挤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观看奥运的开幕式。那是张艺谋从纳粹那里学到山寨版法西斯美学的大杂烩，却投合了崇尚集体主义的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这个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迷惘的十六岁的花季少女，在那些美轮美奂的画面前面惊呆了。那里面，有她的梦想吗？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崩塌了，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女儿敢于挑战父亲的威严，而父亲惟有用暴力维持自己的威严。影片中的所有人都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又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政府审时度势拿出了国家主义的处方：你们投身到大国崛起的愿景中吧，那么今天的痛苦便是暂时的和微不足道的了。然而，如法国政治学家菲利普•尼摩所说：“国家只有在它满足于自己的工具角色而不再宣称是一个绝对存在者的时候才是合法的国家。”一个建立在非正义的根基之上的政权，如何让民众信仰呢？
那种损害大多数人的权利、自由与尊严的崛起，绝对无法持久。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也无法达致稳定与和谐。在分析中国之崛起时，学者吴思提出了“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两种不同的主导力量。生产集团，包括农民、工人、组织生产的大小老板，属于“自养物种”。暴力集团，包括土匪、军阀、打天下坐江山的皇帝贵族，属于“他养物种”。吴思发现，中国的崛起，是暴力集团主导的崛起——“这个集团及其各级代理人，总要利用霸道的禁令，利用垄断特权，利用合法伤害权，通过苛捐杂税，法外征敛，贪污受贿以及潜规则等方式攫取额外收益，直到无利可图或生产集团无法承受为止。”而由暴力集团主导的崛起模式，正是以影片中的张家为代表的几亿农民工苦难的根源。父母用辛苦打工挣的钱供孩子上学，但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比例却日渐降低。即便考上了大学，这些农民子弟毕业后要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官家的孩子就是官二代，富人的孩子就是富二代，穷人的孩子就是穷二代。尽管中国的GDP快速增长，但这个数字跟“穷二代”有什么关系呢？
吴思认为，中国必须换一种崛起的方式，也就是由生产集团所主导的崛起。“只有生产集团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只有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才可以彻底消除暴力集团返身吞噬一切的风险，劳动生产者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辉的前途。这样的大国崛起，才是持久而善良的大国崛起，也是可靠的和平崛起。”换言之，每一个农民工的权益都必须得到保障。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了二十多年，社会结构逐渐凝固化，生产集团日益边缘化，在丛林法则和刚性维稳的政策之下，中国还有改旗易辙的希望吗？
今天的中国，如同一辆疯驶的列车，一辆被权贵集团绑架的列车。所有的国民都一片茫然、惊慌失措地挤在车上，没有人知道何时列车将会脱轨甚至倾覆。不是悲观，而是事实：如果拍摄《归途列车》的续集，只可能是这样的内容与这样的结局。
电影《归途列车》结束的时候，响起了一段嘹亮、悠长、悲怆的川江号子。然后，英俊潇洒的导演范立欣出现在台前与观众对话。
有观众问，你是否可以用一个词概括这部电影的主题？范立欣说，这是他与观众座谈中遇到的最难的问题。他想了一会儿说，最初拍摄这部纪录片乃是因为“敬畏”。他历时三年，用镜头纪录了一对农民工夫妇外出打工的经历，这个家庭是两亿四千万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付出最多，却被遮蔽和遗忘，他们的故事应当有人讲述。他又说，这是一部关于“尊严”的电影，他希望纪录那些被迫失去尊严的同胞的日常生活，促进这个制度保护他们的尊严。
回不去的人们啊，你们永远在路上
从离家的那一刻起，他们便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尽管他们没有放弃回家的努力，却永远回不去了。即便回到家中，家已然不是昔日的那个家——两个外婆带大的孩子，早已跟父母形同陌路。
十六年前，来自四川广安一个小山村的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跟随打工潮，离乡背井去广州的一个服装加工厂打工。他们惟一的希望与安慰就是，用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供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念书，让孩子通过读书离开农村成为城里人。
那个小村庄，跟我家乡的风景出奇地相似，距离也只有两百公里。如果你是外来旅游者，会为眼前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而陶醉；但如果你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会被艰辛的生活压弯腰，就好像影片中衰老的外婆和年幼的外孙在田里劳作的那个让人辛酸的场景。广安是邓小平的家乡，邓小平自从参加“革命”后便没有回去过——革命领袖是没有七情六欲的、可以不回家的“铁人”。邓小平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便是，将被毛泽东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解脱出来，允许农民外出打工。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废除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农民在这个国家依然是二等公民。毛时代，农民只能在本乡本土做奴隶；邓时代，农民所获得了到异乡去做奴隶的自由——他们为此对政府感激不尽。
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日子，数以千万农民工如候鸟一般，踏上返家的旅程。与家人团圆是他们惟一的盼望，正如寡言少语的父亲张昌华所说：“如果一家人连春节都不能团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们要回家，不仅仅因为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家中有老人和孩子；更因为他们常年打工的地方不肯接纳他们，他们不可能在异乡重建一个家。
春节也意味着噩梦般的春运。对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春运是一年一度的最屈辱、最无奈的肉体与精神折磨。在狱中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应该好好看一看这部电影——他所主导的高铁战略，只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提供疯狂敛财的机会，不仅没有缓解春运的难题，反倒剥夺了更多农民工坐火车的机会。然而，如此简单的“常识”，却直到发生惨烈的温州动车惨案之后，才成为一个来之不易的社会“共识”。
《归途列车》不单单是一部关于春运的影片，但春运是其中一条令人揪心的主线。三年里，这个家庭的三次归家之路各有悲欢离合。最可怕的那次，是二零零八年春运期间因雪灾而陷于瘫痪的广州火车站。六十万人被迫滞留，几日几夜仍看不到回家的希望。
与父母刚到火车站时，面对汹涌人潮，女儿笑了。愁眉苦脸的母亲教训女儿说，你没有吃过苦，你还笑得出来。代沟由此呈现出来：十六岁的女儿瞒着父母外出打工，她并不想回家，回家只是她跟父母的一个妥协而已。初次经历春运的她，看到火车站广场上摩肩接踵、焦躁不安的人们，听到人们恶毒的咒骂与绝望的叹息，确实想笑。这么多人，密密麻麻，如同《动物世界》中的蚁群，为了回家，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很快，笑变成了哭，然后哭变成了漠然。范立欣说，他在火车站跟踪拍摄了三天两夜，有一次被人潮挤得脱离地面，如同海上的一叶孤舟，前面有人倒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他险些被卷进漩涡之中，那是他感觉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他还谈到当时跟一个警察的谈话。警察说，他们奉命用铁栅栏设置若干个圆圈，每个圆圈能容纳两三千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过一段时间便让人群从这个圆圈进入那个圆圈，人们以为离站台越来越近，其实却越来越远。这一细节恰恰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被统治者愚弄、驱使和压榨的经典概括。
如果你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二零零九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中国民工。
民国初年，日本作家德富苏峰在中国访问时，感叹说：“在世界列强要被文明病麻痹的时候，苦力以他们动物般的精力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对中国来说，这比百万大军还要有力。而且，中国人的生命力和国民精神也在苦力的身上体现了出来，苦力是中国的恩人、救世主，也就是苦力神明。”德富苏峰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用在一百年后的中国更加妥当：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就是苦力或农民工造就的。用学者秦晖的话说，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的奥秘就在于“低人权优势”，就在于对两亿多农民工的剥夺与压榨。
进入镜头的这一家人，有哪个感到幸福呢？父亲沉默隐忍，常常紧皱眉头，每天在缝纫机前重复着极其单调的工作，生病了还挂念着那些没有做完的衣服；母亲像许多四川女子一样，泼辣麻利，足以顶起半边天，却害怕跟叛逆的女儿在电话中谈话；女儿认为，十六年来从未得到父母之爱，心里话只能在爷爷的坟头说几句，为了自由，她退学离家，成为第二代农民工，从新塘服装厂的女工到深圳夜店的服务生，她的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儿子看上去很乖，却也低声跟父母强嘴说，不愿好好学习；外婆是个独身的空巢老人，十六年来一手将两个孩子带大，惟一让她高兴的就是孩子能多吃几口饭，而孩子心中想些什么，她一点也不知道……没有人感到幸福，没有人愿意拍拍手。那么，是谁让他们如此不幸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他们面前，是一个鲁迅所说的没有尽头的“无物之阵”。
他们可以有点幸福、有点自由、有点尊严，只要这个政府稍稍有所作为。这个政府是全世界掌握财富最多的政府，然而，庞大的外汇储备，只是一串跟老百姓无关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的背后就是农民工的血汗与泪水。这个政府本来可以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来，为农民工的孩子修建学校，这样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既然政府需要农民工的廉价劳力，为什么不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服务呢？这个政府也有能力修建更多的铁路，既然让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的昂贵的高铁都能遍地开花，修建普通的铁路为何难于上青天？如果有了更多的铁路和列车，农民工的归家之路还会如此痛苦吗？
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和坏作为，这个社会陷入了人与人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影片中，那么多人等候在火车站，却没有列车开来。开来的列车，运送的是奉命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武警。一个中年男子和两个女儿走散了，想翻过一道栅栏去寻找，武警战士拦住了他。他激愤地说：“你今天在那边站岗，明天你也和我一样走到社会上……”栅栏那边同样疲惫的小战士没有话。这些战士多半来自农民家，只知道服从命令，包括一九八九年对民众开枪的命令。
范立欣说，谁能说我们的生活与农民无关呢，今天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看电影，有没有想过这个电影院也是农民工修建的？那些修建电影院的民工，如今又在哪里呢？他们有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他又说，如果在座的观众中有决策者，是否可以为农民工做点什么呢？
在座的，当然不会有决策者。决策者只看《建党伟业》，不看《归途列车》。
没有正义，便没有和谐
“和谐社会”是这个时代最醒目的标签。但是，没有正义，哪来和谐？
影片中有两个极具讽刺意义的场景：一是归家的火车上，一个年轻的农民工侃侃而谈，主题是中国在即将召开的奥运会上能获得多少枚金牌，“我们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金牌数量好歹也要超过美国”。那一刻，他脸上出现了激动和幸福的表情，仿佛他不再是一个挤在春运的火车上的农民工，而是在麦克风前慷慨激昂的政府发言人。
还有一个场景是，女儿在深圳一家夜店中做卖啤酒的服务员，下班后跟同事们一起挤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观看奥运的开幕式。那是张艺谋从纳粹那里学到山寨版法西斯美学的大杂烩，却投合了崇尚集体主义的中国人的审美趣味。这个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迷惘的十六岁的花季少女，在那些美轮美奂的画面前面惊呆了。那里面，有她的梦想吗？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崩塌了，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女儿敢于挑战父亲的威严，而父亲惟有用暴力维持自己的威严。影片中的所有人都知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又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政府审时度势拿出了国家主义的处方：你们投身到大国崛起的愿景中吧，那么今天的痛苦便是暂时的和微不足道的了。然而，如法国政治学家菲利普•尼摩所说：“国家只有在它满足于自己的工具角色而不再宣称是一个绝对存在者的时候才是合法的国家。”一个建立在非正义的根基之上的政权，如何让民众信仰呢？
那种损害大多数人的权利、自由与尊严的崛起，绝对无法持久。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也无法达致稳定与和谐。在分析中国之崛起时，学者吴思提出了“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两种不同的主导力量。生产集团，包括农民、工人、组织生产的大小老板，属于“自养物种”。暴力集团，包括土匪、军阀、打天下坐江山的皇帝贵族，属于“他养物种”。吴思发现，中国的崛起，是暴力集团主导的崛起——“这个集团及其各级代理人，总要利用霸道的禁令，利用垄断特权，利用合法伤害权，通过苛捐杂税，法外征敛，贪污受贿以及潜规则等方式攫取额外收益，直到无利可图或生产集团无法承受为止。”而由暴力集团主导的崛起模式，正是以影片中的张家为代表的几亿农民工苦难的根源。父母用辛苦打工挣的钱供孩子上学，但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比例却日渐降低。即便考上了大学，这些农民子弟毕业后要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可能性也越来越低。官家的孩子就是官二代，富人的孩子就是富二代，穷人的孩子就是穷二代。尽管中国的GDP快速增长，但这个数字跟“穷二代”有什么关系呢？
吴思认为，中国必须换一种崛起的方式，也就是由生产集团所主导的崛起。“只有生产集团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只有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才可以彻底消除暴力集团返身吞噬一切的风险，劳动生产者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辉的前途。这样的大国崛起，才是持久而善良的大国崛起，也是可靠的和平崛起。”换言之，每一个农民工的权益都必须得到保障。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了二十多年，社会结构逐渐凝固化，生产集团日益边缘化，在丛林法则和刚性维稳的政策之下，中国还有改旗易辙的希望吗？
今天的中国，如同一辆疯驶的列车，一辆被权贵集团绑架的列车。所有的国民都一片茫然、惊慌失措地挤在车上，没有人知道何时列车将会脱轨甚至倾覆。不是悲观，而是事实：如果拍摄《归途列车》的续集，只可能是这样的内容与这样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