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被迫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作家在美国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去国声明，引起海外各界严重关注。
余杰叙述所遭受酷刑经历，举世震惊。虽然余杰并不是第一个遭遇酷刑的异议人士，但中国当局的黑社会行径已经是肆无忌惮，公然甚至公开恐吓和威胁，显示了中国当局的恐惧心理，也表明了当局决心要将中国政治和社会全面倒退。
北京的国保对余杰说：”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外面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外国人在给刘晓波颁奖，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来报复他们。”他接着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现在，“活埋”已经成为2012年网络首个流行语，有人将活埋200人名单公布出来，尽管这个名单不过是猜测而已。针对余杰的遭遇，多位中国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星期四发表至联合国人权机构和中国政府的公开信件，要求彻底调查这一案件。
●余杰召开记者会，发表“去国声明”
▲中国人权1月18日报道：流亡异议作家余杰详述遭中国警方酷刑经过
刚从中国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北京方舟家庭教会成员余杰在美国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去国声明，详述了他遭受中国警方迫害和酷刑的经过，授权中国人权首发并将声明全文译成英文。余杰简历附后。
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
——我的去国声明
余杰
2012年1月11日下午，我们一家三口登上了从北京赴美国的飞机。五名国保人员从家门口将我们一直押送到登机口，并要求与我合影照像，之后扬长而去。
作出离开中国的选择，对我来说是艰难的，也是漫长的。
我自1998年在北大读书期间出版第一本书《火与冰》，便受到中宣部和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2000年从北大硕士毕业，在当局的干预下，一毕业即失业，从此成为靠写作维持生活的”不自由撰稿人”。在江泽民时代，我的部分作品还能够在国内发表和出版，在国内还有一定的言论空间。2004年，胡温上台之后，我遭到全面的封杀，从此不能在国内任何媒体上发表一个字，连其他人文章中提到我的名字都会被删去。我的人虽然在国内，却成了一名”内心的流亡者”和一个在公共空间中”不存在的人”。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停止写作。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持续地批判中共的专制体制，并与刘晓波成为亲密朋友，并肩作战。我在海外出版了十五本左右的著作，发表了上千篇的文章。由此，我多次遭到传唤、软禁、恐吓等各种骚扰，处境日渐困难。那几年，我访问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时侯，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的回答是：”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我就不会离开中国。”作为一名作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作为一名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一名普通人，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从2010年10月8日我最好的朋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之后，我便失去了这几项最基本的自由，非法软禁、酷刑、监视、跟踪和”被旅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尽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挣扎后，我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国，与法西斯化的、野蛮的、残暴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彻底决裂。
这一年多以来我个人的遭遇是这样的：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被宣布的当天，我正在美国访问，白天在南加州大学发表一场演讲，晚间听到了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当时，我感到万分激动和鼓舞，立刻准备回国。有朋友告诫我说，中国当局的反应一定是恼羞成怒，并导致国内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他们劝我暂时先留在美国。但是，十年以来，刘晓波是我最亲密的兄长和朋友，刘晓波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期间，我是副会长，这些年他参与的几乎所有的人权活动，我都是亲历者。从2008年12月刘晓波被捕之后，我就获得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授权，开始着手写作刘晓波的传记。因此，我迫切的希望回到国内，继续访谈刘晓波的亲友，以便尽快完成这本重要的著作。
获奖消息颁布五天之后，10月13日，我就从美国回到了中国。一下飞机，立即被北京的国保警察非法软禁在家中。四名便衣警察24小时守候在我家门口，甚至直接用一张桌子抵住我家的大门，并在我家前后安装了六台摄像头和红外线探测器，天罗地网，如临大敌。
刚开始几天，我妻子还可以出门上班，刘霞托他弟弟与我的妻子联系，帮刘晓波购买衣服和食品。不幸的是，有一天，警察从刘霞弟弟身上搜出刘霞写给我妻子的纸条。由此，我妻子的手机也突然被停机，同样被日夜软禁在家，不允许去上班。
有一天，我妻子生病了，发高烧至四十度，几近昏厥，警察仍然不允许她去医院。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名叫郝琪的国保穷凶极恶地扬言说：”你就是病死在家中，我也不让你出门，你死了上面自然有人来负责！”万分焦急之际，我上网求救，有一位好心的朋友从推特上看到我的求救信息后，打电话叫来120救护车。但是警察仍然把医生阻拦在门外，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力争，最终被同意进门来为我妻子量了体温。医生说高烧情形很危险，必须到医院输液救治。几经交涉，最后到了凌晨，妻子终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6名警察贴身跟随，而我被禁止陪同妻子去医院。
接下来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从11月初开始，我家的电话、网络和手机等全部被切断，任何人都不能与我们接触，我和妻子在家中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只能写在纸条上，由守候在门口的国保警察代为购买，然后再付钱给他们。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与父母和孩子联系，这样的日子一天天持续着，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感觉比坐牢还要艰难，坐牢还有个具体的刑期，有亲人探视的权利，每天还有放风的时间，但我们根本就是陷入无尽的黑洞，度日如年。这样差不多持续了两个月时间。
12月9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降临了。下午一点多，此前常与我接触的朝阳区的一个名叫王春辉的国保，在我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的马副所长的陪同下，敲开我家的家门说：”我们领导要找你谈话。”我完全没有怀疑这是一个陷阱，身上还穿着一套家居服，只是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便随同他们出门了。
一走到楼下，我就发现情况不对。有十多名便衣和几辆汽车在楼下守候，瞬间两个彪形大汉冲到我面前，一巴掌打掉我的眼镜，用一个黑头套将我的头套住，并把我拖上一辆轿车的后排。汽车立即开动，两名便衣左右两边扭着我的双手，不准我动弹一下。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车开到了一个秘密地点。一名国保把我的头夹在他的腋下，将我拖进一个房间。他们命令我端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能动，一动便对我拳打脚踢。整个过程中我一直被戴着黑头套，呼吸十分困难。
到了大约晚上十点左右，他们解开我的黑头套，我刚要松一口气，立即又冲进来几个便衣，不由分说便对我进行劈头盖脸地殴打。他们脱光我的衣服，将我赤身裸体地推倒在地上，疯狂地踢打。在殴打的过程中，他们还拿出照相机拍照，并得意洋洋地说，要将把我的裸体照片发在网络上。
他们把我按住跪在地上，先后打了我一百多个耳光，甚至还强迫我打自己的耳光，我必须让他们听到响亮的声音，他们才满意，然后发狂地大笑。他们还用脚踢我的胸口，把我踢倒在地上后再踩在我的身体上。我胸口的一根肋骨像断了一样，后来疼痛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连弯腰起床都感觉十分困难。
他们还强迫我摊开双手，然后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往反方向掰。他们说：”你的两只手写了许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折断。”他们还用用灼烧的烟头贴近我的脸，我的皮肤感受到了滚烫的疼痛，他们还侮辱性地将嘴里的烟喷到我的脸上。
他们不断地用粗话辱骂我，骂我是卖国贼，是汉奸，是垃圾。同时，他们还辱骂我的家人和朋友。接着，他们强迫我跟着他们的说法来骂自己。如果我不骂自己，他们就加倍对我拳打脚踢。
带头的那个国保警察宣布：”你有三个主要的罪状：第一，这十年来刘晓波做的所有反动的事情，你都积极参加，你们都是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第二，你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好言劝告你不听，就只能用暴力来对付你；第三，你还在写作刘晓波的传记，如果你要出版这本书，我们肯定把你送进监狱。”
他还说：”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外面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外国人在给刘晓波颁奖，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来报复他们。”他接着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整个殴打辱骂的过程不知道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来我昏迷了过去，而且全身不断抽搐。他们开车将我送到医院抢救。那时，我已经没有了大部分知觉，只在迷迷糊糊中听到，这是北京郊区昌平的一个医院。医生说，这个人伤势严重，我们这里没有办法抢救，你们得送到城里的大医院去试试看。警察说：”那么，你们派个救护车，我们付钱。”医生说：”我们医院的救护车没有那些特殊设备，你们要立即从市内调有急救设备的车来，否则就没救了。”
不久，救护车从市内赶来，将我运送到市内的一家”高干医院”—-北京医院。他们给我报了一个叫李力的假名字，对医院说：”这个人是癫痫病发作。”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我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到了第二天早晨，医生来查房，询问我的情况，我刚刚挣扎着说了一句”他们打我”，在旁边的一个警察头子立即将医生叫到一边。而另一名警察贴近我的耳边凶狠的说：”如果你再乱说话，我们把你身上的管子全都拔掉，你就去死吧。”
10日下午，他们看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便将我从医院带出去，带到旁边的一个酒店，休息了一下午。傍晚，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领导要来看我，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套房中。来见我的官员自称姓于，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国保总队的总队长。他虚伪地说：”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是下面的人做得不对，你不要对外说出去。”之后的几天，他们在郊外安排了一个地方让我去住，每天审讯我这些年从事的活动和写的文章。他们强迫我写下一份承诺书，
直到2010年12月13日，我被释放回家。此后两周，我和妻子可以出门，但必须告知在楼下24小时监控的国保警察，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十二月底，我返回四川老家，他们把我送到机场。此后，我在老家居住了四个月。在这些时间里，差不多每隔半个月时间，国保警察便前来盘问我的生活情况。他们是一个由一名自称姓姜的处长、自称姓张的科长和其他几名年轻下属组成专门负责我的”团队”。
此后一年，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时刻，比如节日、纪念日、开会日、外事访问日等，我就被非法监禁在家，或者被要求到外地去旅游。这样几乎三天两头，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我都失去或部分失去自由。我也被迫几乎停止了在海外发表文章，因为每有文章发表，国保警察立即上门来威胁。我们一个三口之家，被迫生活在三个不同地方：我被监控在外地，妻子在北京工作，孩子在四川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很快，由于国保警察三次去妻子工作的公司施加压力，她的工作也失去了，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也不能到教会参加聚会和查经，不能过一个基督徒正常的信仰生活。这对我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事情。
在这样艰难到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为继的时侯，在一家人都不能生活在一起的时侯，在我的写作自由全部丧失的时候，在基本的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的时候，在坚持在国内做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十四年之后，我被迫作出出国的决定。
但是，当2011年夏天我向国保方面提出出国的要求时，他们却告知上级不准我和妻子出境。经过反复的谈判，他们答应圣诞之后可以考虑我出国的事情。圣诞之后，我购买了赴美的机票，并告知国保警察，无论如何我也要走，如果我在机场被扣留，我绝对要奋力反抗并说出一切真相。他们回答说，他们会尽量做工作，让上级解除不准我和妻子出境的禁令。
1月9日，我的赴美机票时间的前两天，北京国保总队的姜姓处长告知，新任的北京市公安局刘副局长（兼北京市国保总队总队长）将约见我。1月10日，他们将我接到一个酒店的套房内，与我会见的官员自称姓刘，是此前与我见过的于姓官员的继任者。他要求我写一份保证书。（内容见附件），然后再考虑我的要求。他说：”中国日渐强大，美国日渐衰落，你何必去美国呢？”他敢如此质疑送女儿去哈佛读书的习近平副主席吗？
在被迫写下这样的保证书后，我被批准放行。这名高级官员警告说：”不要以为到美国就自由了，如果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你就不可能回国。你的家人还在国内，你难道不想回来探望他们吗？你要继续谨言慎行。”一个政权居然用宪法赋予公民的出入境自由来要挟其公民，可见它的虚伪和虚弱。
就这样，1月11日，我们全家在国保警察的严密监控下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
如今，我来到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在此，我郑重宣布：在酷刑和逼迫情形下所作的笔录和保证书，是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全部作废。
我更宣布：我向国际社会公布自己这一年多以来我所遭遇的一切，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机构提出控诉。我将继续从事批判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写作。这个日渐法西斯化，越来越野蛮和残暴的政权，是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是一切热爱自由的人的最大威胁。我将矢志不渝地反对中共的暴政。
赴美之后，我近期内的主要写作计划是：计划两个月以后出版《刘晓波传》的中文版，以后陆续出版此书的各种外文版本。这本传记在二零零九年初便开始写作，也是由刘霞授权的惟一的一本刘晓波的传记。我期望通过这本传记全面地介绍刘晓波的生平、思想与创作，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球读者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此为契机，我将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呼吁人们持续关注刘晓波和刘霞的命运，以便让他们早日获得自由。
我还将计划在半年内出版新书《冷血暴君胡锦涛》，这本书将成为《中国影帝温家宝》的姊妹篇，将是致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胡锦涛的一份”悼词”。书中将全面分析胡锦涛的执政方式，对”和谐社会”、”大国崛起”、”中国模式”、”维稳”等胡锦涛时代的重要特征进行分析和评述，让国内外的读者以及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背后专制肆虐、腐败盛行、人权恶化、环境破坏、道德滑坡的诸多真相，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罪不可赦的历史罪人。
我离开中国之后，国内很多朋友对我的选择表示同情和理解，也对我提出一些鼓励和期望。对此，我深受感动与鼓舞。我在自由世界中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资讯，由此我的写作和思考不仅不会退步，反倒会有进展与提升。我相信，我会不断写出不负朋友们期待的好作品。
另一方面，我也将在更加广阔的国际社会的平台上，为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奋力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仍然被剥夺自由的人士的处境，如刘晓波、刘霞、陈光诚、高智晟、胡佳、范亚峰以及相对不为人所知的刘贤斌，陈卫、陈西、杨天水等人。我已经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由与安全，为那些仍然处在不自由、不安全的境况里的同胞仗义执言，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也是上帝对基督徒的教导。
我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想我们的国家正在重轭之下沉沦，在哭泣，在流血。每一天，她的旧痕之上都在增添着新伤。”我为此而忧伤痛苦，我将把揭露和批判共产党的暴政作为我一生的事业，这个窃取与掠夺中国财富，奴役与残害中国人民的政府一天不垮台，我对它的揭露和批判就一天不会停止。我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回到实现民主自由的中国，那时，我们的生活将如同圣经所说”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而那些施行暴政的窃国贼者和卖国贼，从胡锦涛、温家宝到每一个作恶的国保警察，都将被送上审判席，等待他们的将是比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们更加可耻的下场。让我们为那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共同努力。
余杰简历
1973年生于四川，2000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就职中国现代文学馆，随即被解雇，其后靠写作维生。2005年至2007年，曾任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2006年5月，余杰以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成员和异议作家的身份，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布什的接见。
2010年10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余杰遭到中国当局的非法软禁、监视、跟踪以及“被旅游”。同年12月9日，在挪威举行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夕，余杰被中国警方暴力绑架，非法关押5天。其间，他遭到酷刑虐待，包括脱光衣服毒打，掰手指，踢踹，强迫他自打耳光，还给他拍裸体照片。他被打致昏迷，送到医院抢救，几乎丧命。
2012年1月11日，余杰与妻子、孩子获准离开中国，流亡美国。
●海外媒体报道和评述余杰“去国声明”
▲美国之音（VOA）1月18日报道：余杰来美首开记者会 发表去国声明
中国异议作家余杰星期三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了1月11号赴美以来的首次记者招待会。
余杰在会上发表“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的去国声明，讲述了自己在好友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被绑架、软禁、和恐吓的艰难处境，以及来美后的工作安排。
余杰坦言自己做出离开中国的选择是艰难的、痛苦的，但也是必须的，因为他不仅丧失了写作自由，甚至连基本的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
*余杰：保证书违背自己真实意愿*
余杰在出国前曾在中国当局的酷刑胁迫下写成保证书，承诺不再写作有损中国的政治评论文章。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该保证书全部作废。
他说：“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布这样的保证书作废，因为我觉得一个公民无论是出国还是回国，都应是宪法所赋予的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府来对公民进行要挟的筹码。”
余杰说自己现在终于能自由和安全地创作，他呼吁国际社会能更多地关注中国诸如刘晓波、刘霞、陈光诚、高智晟和胡佳等仍被剥夺自由的人士的处境。
*吴宏达：余杰被打怕了*
美国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宏达为余杰此次来美提供了帮助。
吴宏达说：“我以前对他说‘你还不如留下来’，可他说‘不，我还是要回中国去’。所以他到美国来了十次，见过美国总统，受到过国务院的欢迎，可他始终没有（留在美国）。但是这次把他打怕了，因为你看他是这么瘦小的人，打了以后中国说这个人怎么搞的，不经打，打昏过去了，马上给他抢救活了。所以我想对异议分子采取这种手段，是很可恶，很可怕的。”
*下一步工作计划*
余杰计划在两个月内出版酝酿两年之久的《刘晓波传》，在半年内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的姐妹篇《冷血暴君胡锦涛》。
一向关注人权的美国共和党资深国会议员沃尔夫将为余杰举行一场国会听证会。余杰还将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控诉。
余杰下周将作客美国之音中文部。
▲自由亚洲电台（RFA）1月19日报道：中国异议作家余杰出走美国后举行首次记者会
1月18日，中国异议作家余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闻记者会，谴责中国当局长期的人身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刘晓波等政治良心犯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
图片：余杰在美举行记者会，谴责中国当局对其长期迫害和监控（RFA记者何平摄）
举家出走美国一个星期后，中国异议作家余杰于当地时间1月18日下午1点，在美国“国家新闻记者俱乐部”举行了首次记者会：
“我今天将向大家讲述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在中国所遭遇的一切。向大家介绍我到美国以后我的工作计划和安排。我也会讨论未来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余杰表示，他决定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受到中国政府在出版和言论方面的限制，特别是因协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工作，当局对他实施的人身迫害，甚至威胁到了生命安全。余杰特别向到场的近百名新闻媒体记者公开回顾了过去一年，中国国保人员对其实施非法绑架和酷刑的细节：
“做出离开中国的选择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我和刘晓波先生成为最亲密的朋友，我也配合他参与了配合中国人权和自由的这些活动。但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的生活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11月初我家的电话、手机、网络全部被切断。到12月9日便衣把我的眼镜抢走。用一个黑头套把我套住把我带到北京郊外的一处秘密的地点。到了晚上十点钟就冲进来三个便衣然后对我进行非常残酷的身体的折磨。在持续几个小时的身体折磨以后，昏迷过去。他们给我报了一个叫李力的假名字，然后在医院说我是癫痫病发作，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我才从死亡线上重新活过来。”
今年1月11日，余杰携带妻子和三岁的儿子搭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898次航班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余杰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特别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在酷刑和不自由的状况下，出国前夕被迫与中国国保方面签署的有关约束出国后言行的保证书无效。
现年38岁的余杰于199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在1998年首次出版发行超过一百万册的《冰与火》文集，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但由于当局干涉，余杰在2000年北大硕士学位毕业后，随即陷入失业困境，成为独立作家。
图片：余杰（RFA记者何平摄）
记者会上，余杰从《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的角度，谈到对当前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余杰强调，中国政府专制性的高压政策正对全球民主价值体系构成危害，而其自身的政治改革希望则日趋渺茫：
“中国政府不仅迫害自己国家的人民，而且它把这套邪恶的制度也在开始向非洲、向其他的很多国家推广。它的危险性在我看来甚至比当年的苏联更加危险。因为苏联在冷战时代被阻隔在铁幕的后面。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深深地切入到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中。而中国政府自身的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在我看来已经完全不可能。中国的经济命脉被掌握在300多最顶级的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的手中，他们已经像混凝土一样凝固在一起。 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分裂和冲突将越来越剧烈，未来很有可能演化成一个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
余杰在记者会上，特别呼吁外界继续关注刘晓波、刘霞、高智晟、陈光诚、刘贤斌、陈卫和陈西等中国政治良心犯的遭遇。当有记者询问他留在国内父母的近况时，余杰也表达了在这方面的担忧：
“我父母还在中国的四川。我的父亲长期以来也为我的安全担心。他为我的事情也患上了抑郁症。每天都需要吃药。所以，为了不让我的父母这样的痛苦和担忧，这也是我选择我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很多情况我都没有跟他说，比如我所遭受的暴力和酷刑。前几天他才从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中看到这消息。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在电话里面哭了。”
余杰还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近期出版《刘晓波传》一书，并计划向美国方面提出要求政治庇护的申请。星期三的记者会由在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主办。
▲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19日报道：流亡作家余杰警告世界警惕中国
上周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余杰警告国际社会对北京政府试图输出自己的共产主义模式保持警惕。
曾经以挑战权威的姿态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余杰说，在他最终决定逃离中国之前，他曾经遭到过当局的骚扰与殴打。
余杰说，北京政府这个魔鬼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加危险。因为当时的苏联只是躲在铁幕之后，而北京则在迫害自己国民的同时，还向其他地方-例如非洲-输出共产党模式。
余杰还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被禁止宣传自己的信仰以及被禁止参加宗教活动。
遭受殴打
现年38岁的余杰说，在异见作家刘晓波2010年获颁诺贝尔奖后，中国当局加紧了对他本人的监视与迫害，其中包括软禁、绑架和殴打。
余杰说：“他们剥光我的衣服，把我打翻在地进行殴打，至少打了100多下。”
余杰敦促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说，西方世界罔顾中国人权问题最终将危及他们的自身利益。
中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本周也曾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中国领导人对中东的革命浪潮极为恐惧，害怕类似情况在中国发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周三说，美国政府和骆家辉一样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向北京政府坦率表达了对此的关注。
▲美国之音（VOA）1月20日报道：去还是留？余杰出走突显异议者的困境
针对中国异见作家余杰近日举家出走美国，并在华盛顿发表去国声明一事，与他相识的一些中国异议人士表示尊重他的决定。但也有人认为，出走不是办法，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靠坚守。
余杰在去国声明中说，从1998年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出版第一本书《火与冰》以来，他就开始受到中共有关部门的严密监视；2004年胡温上台后，更是遭到全面封杀，从此成为一名在公共空间中“不存在的人”。
余杰说自己屡受传唤、软禁、恐吓等各种骚扰。2010年10月，好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出后，他更是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由。 但当时，他依然对朋友说，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就不会离开中国。
余杰在早年出版的《火与冰》中就曾经写过：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在余杰看来，政治家可以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而诗人除了自由与独立，什么也不信。
为了他心中的自由与独立，余杰最终选择了出走。
*余杰：这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促使余杰最终决定远走美国，一定和他2010年12月9日那天的遭遇有关。
余杰在去国声明中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说，当天下午，他被10几名便衣戴上黑头套，开车带到秘密地点，脱光衣服，拳打脚踢，拍照并扬言要发布到网上。此外，国保们还用粗话辱骂他，要他自打耳光，并叫他摊开双手，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往反方向掰。
余杰说，整个殴打辱骂的过程不知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来他昏迷了过去，送到医院后，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才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李和平：这样的事我见的太多*
2007年，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也曾有过类似的遭遇。他说，当时他被不明身份者蒙住头，带到北京郊外的一个地下室，并对他拳打脚踢和高压电击长达四、五个小时。
李和平说，余杰被打后，他很快就听说了这个消息。他相信余杰的话是属实的，这样的事情他见的太多。李和平说，在中国，这已经变成了一件正常的事。
李和平说：“很多人都遭受过这样的待遇。 余杰以前也不相信，根本就不相信。那次我见他的面时对他说，对于作家来讲，有利于他体验生活。 ”
*匿名作者质问温家宝谁是幕后黑手*
北京一位自称是“温家宝的部下和支持者”的匿名作者，就余杰事件给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他说，自己和余杰是北大校友。当年余杰写出《影帝温家宝》一书令他感到沮丧、生气。当时他“根本不相信一个异议作家的说辞”。然而余杰遭受酷刑的消息令他感到震惊，也改变了他对温家宝的想法。
这位匿名作者说，他听余杰在美国讲述了国保在殴打时对他的威胁。他们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公开信的作者质问温家宝说：“那些国保是您派去的?还是得到您的默许?你是幕后黑手?还是您手下的人背着您干的? ”
他又问道，“即便余杰是一位罪犯，即便他批评您的全是错误的，您怎么能够对他进行那样的折辱与虐待？”
*哪儿有自由，哪儿就是我的国家*
美国之音记者问李和平是否相信国保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在中国，只有想不到的话，没有他们说不出来的话。”
李和平表示尊重余杰去国赴美的选择。 他说： “任何一个人，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离开自己的祖国，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也相信另外一句话，哪儿有自由，哪儿就是我的国家。”
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作家铁流日前也撰文，为余杰的离去感到惋惜。他写道：“一个才华峥嵘的作家走了，是国家的损失呢? 还是余杰的不幸? ”
余杰并非近年来出走海外的第一人。2009年，中国艾滋病维权人士高耀洁秘密远走美国；2011年，异见作家廖义武也辗转抵达德国。
*江棋生：中国问题要靠坚守*
中国异见学者、独立中文笔会理事江棋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体谅、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同时他也坚持，出走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江棋生说：“迫于无奈，出走去国是退而求其次，真正的中国问题的解决要靠我们在这坚守。”
江棋生说，离开中国正是当局所希望的，而留下来，继续将真话，在道义上非常有意义。
*江棋生：新的批评者还会站出来*
江棋生认为，“余杰们”出走并不会影响中国民众继续追求民主、与专制政权抗争，因为总还会有新的“余杰”站出来。
江棋生说：“由于这个不公正的社会和不公正的制度，它自己会不断地激发出它的批判者和它的反对者。
余杰离开中国前，曾在当局的逼迫下写了一份保证书，承诺不再写有损中国的文章。不过，他日前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说，这份保证书全部作废。
▲德国之声（DW）1月21日报道：余杰作证，“活埋体”流行
已经出走美国的中国异议作家余杰，日前发表“去国声明”揭中共当局酷刑，其中指北京国保威胁要将二百名异议知识分子活埋，随后中国网友创造“活埋体”抗议当局暴行。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当局把异议作家余杰送上前往美国的飞机时，是想让他的声音在国内消失，但这一举动并未奏效。自1月11日余杰及全家到达美国后，他先后接受国际媒体访问及发表”去国声明”，详细揭露他个人所遭受的酷刑和非法对待。
1月18日，余杰公开发表的”去国声明”中，其中写道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的的12月9日，国保将其掳至秘密地点进行侮辱性的殴打，带头的国保还威胁：”如果有上级的命令，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可以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天下没人知道。”
这名国保还表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至周四，倍显沉重的”活埋”一词以各种戏谑和改编古诗词等方式，在中国网络上流行起来。很多微博甚至把”活埋”列为2012第一个网络流行语。知名的网络作家阿丁甚至把这个词包装成春节致词”新年快乐，祝你登上活埋名单！”
早在2010年12月，中国律师滕彪曾撰文《打死挖个坑埋了》，揭他在2010年12月23日晚间被北京双榆树派出所警察殴打及威胁”活埋”的经历，目前律师刘士辉、安徽异议人士张林、维权人士刘德军等人也在网络上上传早前被中国国保威胁的经历。
其后，中国新媒体人北风等人在网络上发起”呼吁联合国相关条约机构、中国政府及司法机构调查中国作家余杰所受酷刑”的联署签名活动，截止1月21日，已经近百位人士签名支持，其中包括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亦武等人。
“毫无疑问这是法西斯手段和作法”
北风对德国之声表示，尽管中国没有加入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和反酷刑公约等，但就余杰所说的情况，应该对中国当局和秘密警察予以调查，而中国的司法机构更有这样的责任进行调查以维护他们声称的中国法治形象：”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毫无疑问就是法西斯手段和作法，也只有纳粹的屠杀才能和这件事相提并论，所以引起世人的震惊和反响，包括活埋体在国内网络的流行，也确实因为这件事很触目惊心。必竟这是一件天怒人怨的事情，余杰提出这样的指控，政府也好、国内的司法机构他们有必要去调查和澄清，如果有人因此触犯法律的话，应该对他们追究责任。”
“将会披露更多令人震惊的事情”
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江天勇曾在2011年2月中国茉莉花革命后遭秘密抓捕并遭受非法对待，他对德国之声表示，认为余杰在声明中的控诉是真实的，他自己也曾亲身经历过国保类似的威胁。余杰曾在以前质疑过高智晟对国保的控诉，直到他自己亲身经历，他才明白中国秘密警察早已经超越底线。
“我相信随着时间往前推进，会有更多的在2011年失踪的人，揭露出更多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去年被失踪的人很多，还有很多没有完全发声。随着越来越多的披露，会相互印证。当局采取这样的方式也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调查余杰酷刑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RFA）1月21日报道：海内外维权人士要求联合国调查余杰受酷刑案件
中国作家余杰近日在美国表示，2010年12月他被中国公安人员以酷刑折磨，险些丧命。多位中国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星期四发表至联合国人权机构和中国政府的公开信件，要求彻底调查这一案件。
这份由中国网络作家北风起草的文件，到星期五共有近七十位中外人士签名。有关信件首先介绍了余杰2010年底受到北京公安人员酷刑虐待的经过。当时，公安警察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将余杰戴上黑色头套绑架，随后对他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酷刑虐待。有警察声称，中国当局已经有一个两百人的知名人士名单，一旦局势出现动荡，一夜之间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活埋。
发给联合国人权机构的信表示，如果有关内容真实的话，北京警方人士无疑严重违反了中国的相关法律，而关于活埋的言论，也和中国一贯提倡的法治精神及世界主流文明价值相背。因此信件呼吁联合国相关条约机构以及中国政府和司法机关对事件进行彻底查处。
在公开信中签名的，包括来自中国和海外的一些知名人士。在信件中签名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表示，有人质疑余杰受到酷刑的说法，但这更有必要由有关方面进行彻底调查。
“不少人表示对余杰的话根本不相信，就该要求政府去调查，不相信就让中国政府调查、让联合国调查。这些以种种理由质疑的人并不关心、不要求有关方面对这件事情做调查，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些事多半是真的，尽管当局不可能去调查，联合国也不见得有这个能力去做，但是提出这个要求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在于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共产党无法无天的暴行。”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认为，余杰所受到的酷刑，在中国并非罕见。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不少知名人士和普通维权人士，都曾经遭到当局有计划的暴力虐待。
“你要想活就装王八，就别出声，你要出声就把你收拾死，那就是他们想传递的信号。实际上不仅是余杰，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郭飞熊、高智晟、陈光诚他们都受到了各种各样残酷的虐待、迫害、毒打，而且毒打完全是流氓无赖式的手段。”
胡平也认为，余杰并非第一个受到中国公安警察酷刑虐待的作家和异议人士，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政府施暴的对象为数不少。他认为，这说明这种事情并非低层官员或警察所为，而是当局刻意营造的一种恐怖政策。
“国内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总是可以找出一定的空间去反抗去抗议，而你当局能够对他施加的破害就有限。但它采取黑社会的办法它的威胁就大了。那意思就是说我即便抓不到你的把柄，即便按照我的法律，那么乌七八糟的法律我都没法治你，但是我可以用这种办法治你。我可以什么都不顾，看你不顺眼了就把你往死里整。它完黑的。”
根据余杰所述，2010年底被酷刑虐待数小时之后，他失去了所有的知觉并昏迷过去，北京警方以李力的假名把他送往医院抢救。
曾经在中国的监狱中服刑十年的刘青表示，中国警方的暴力虐待，目标是为了让异议人士放弃自己的见解。
“你绝不和他们合作，你就会遭受他们无穷无尽的人身的还有其它方式暴虐的管理。像我在监狱十多年，我当然不会认罪，遭受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各种迫害。我想这种情况是从始至终他们都在施行。我知道只要你不认罪或者是你离开他们的看管之后，把他们的罪恶勾当给揭露出来，你都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胡平则认为，向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呼吁调查的做法，虽然不能产生效果，但却能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因为中国政府自己不会去调查。而其它的国际组织它会被中国政府阻拦也调查不成。因为还有很多类似的或者比这还严重的案件都没有调查成功嘛，对不对。但是你提这要求的本身足以使得那些替中共这种暴行做辩护的人哑口无言。”
中国作家余杰，曾在中国出版过多本书籍。2010年因为协助刘晓波起草零八宪章，并写文章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刘晓波，受到北京警方的软禁。上个星期，余杰和家人离开中国抵达美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1日报道：余杰受酷刑 联署吁联合国关注和调查
寻求美国政治庇护的中国异见人士余杰披露年前被殴打和不仁道对待的情况引起国内外关注，在港的中国内地传媒人温云超(笔名北风)发起联署活动，要求联合国关注和调查事件，获多位著名人士签名支持。
联署开始不足两天，已有七十多人签名，包括身在德国的流亡异议作家廖亦武、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领袖之一的项小吉、主编兼评论员胡平、莫里斯?亚当人权奖(联合国观察组织颁发)2011年得主杨建利，更有数名自称「没有勇气写名字的人」，而他们自填的所在地是中国不同地方和新加坡。
名为「关于呼吁联合国相关条约机构、中国政府及司法机构严查作家余杰声称所受之酷刑事件的公开联署」，由北风在19日下午发起，联署地址为http://is.gd/byd5ik。北风指出，若余杰在「我的去国声明」中所描述的警方逼害情况属实，则警方的行为不单严重违反了中国的相关法律，亦违反了联合国关于人权的相关公约之规定，故此呼吁联合国相关条约机构及中国政府、司法机关彻查事件，追究当事人责任，并据此对余杰作出赔偿，从而挽回民众对中国「法治」的信心。
余杰在去国声明中指出，国保和警察除了对他无理拳打脚踢和虐待至昏迷外，还强行拍下其裸体照，扬言要把其裸体照上载互联网；他更透露，警方曾扬言，若上级下令，可以在半小时内把他活埋，甚至在一夜之间抓捕和活埋国内仅有的二百名反共知识分子。
熟悉联合国人权运作人士向本台表示，按余杰描述，可向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属下工作小组和非法处决报告员反映，两者可以较快处理事件。他续称，中国就反酷刑公约有保留条款，加上调查一般需要由相关国家提出，所以要求联合国委员会调查未必有效，反而直接向相关报告员和工作小组反映情况，促请他们关注会更有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1日报道：必须彻查余杰受酷刑事件
移居美国的异议作家余杰，于马英九一月十四日在台湾赢得总统连任前一日，向国际媒体详述，他一年前他曾被北京公安秘密用黑头套由家中带走，遭到数小时的殴打后陷入昏迷，被送到北京一家高干医院才被抢救过来。余杰表示，他离开中国是因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条底线已被突破」。
亚洲周刊发表社论示，余杰事件也突破「良知与尊严」的底线。余杰早年因文学才华受到众口赞誉，而近年学界及部分网民则对他的激昂文风﹑偏执个性非议不断。然而，非议只是意见之争，当事者遭酷刑是人权被践踏的大问题。所以，消息传出后，各方一片抗议，包括余杰过去的一些论敌，及对他的言论持不同看法者都站出声援。因余杰是享有人身自由的公民，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警方不得对他施以酷刑。
亚洲周刊表示，余杰事件不能不使人联想恶名昭彰的文革：老舍受尽凌辱投湖自尽，张志新遭割喉，金山痛悼爱妻孙维世，撰文《莫将血恨付秋风》。可是，文革遗绪不绝如缕，二零零三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殴致死，最近广东乌坎村民代表薛锦波被公安打死。如今余杰遭严刑拷打，不仅是对中国法治进步﹑社会和谐的巨大讽刺，也是对寄予北京同情与谅解的国际友好人士当头棒喝。北京一向宣示坚定不移推改革﹑聚精会神搞建设，今天将如何面对余杰事件的尴尬？
暴力魔咒长年盛行，追溯来龙去脉，公安系统沉缅于权力傲慢﹑难脱粗暴执法之习气自是一大原因，但终究只是表面。制止公安打人有何难？分明就是当局默认或放纵。回望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不够清楚？中共军歌「不虐待俘虏」还嫌唱得不嘹亮？毛泽东「严斥」法西斯肉刑，可对于拷打成风﹑冤狱遍地的具体现状，他却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如今发生余杰事件，岂能不问责北京高层？甚至质问胡锦涛温家宝，岂能让红色恐怖绑架两岸统一愿景？
中国大陆的新浪微博对余杰事件爆发「热评」。《收获》杂志执行主编、同济大学兼职教授程永新称余杰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的人「走一个少一个」。而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说：「以迫害的方式让一个人离开他的祖国，无论是谁，都是不公正的，都是一种犯罪」。署名「道琼斯金融通讯社中国分社社长」的沉宏说他对余杰的几本书，「一个字都看不下去。视野狭隘，脑子也不是很清楚，还有点偏执狂。就像韩寒说的，右派不能以受苦程度来论资排辈」。互联联网上还传出六位国家官员写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要求彻查余杰受酷刑事件。出于惧怕，他们没有公开自己姓名。
▲德国之声（DW）1月21日援引德媒：余杰的遭遇并非个案
德媒认为，异议作家余杰在中国遭受的虐待不是个案，表明当局故意采用非法手段打击异议人士，人权组织断定中国的人权恶化。
“余杰的遭遇不是孤立的个案”
对于最近流亡美国的异议作家余杰透露的在中国遭受国安软禁关押、酷刑虐待和人格侮辱的经历，《法兰克福评论报》（1月20日）予以详细报道。
该报认为：“多年来就可以观察到，中国有一个趋势，就是言论自由程度降低，控制更严，从2008年夏天的北京奥运会开始，这个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从2008年以来恶化了。’”
该报引述总部设在香港的人权观察研究员比奎林（Nicholas Bequelin）的看法说，“余杰的遭遇不是孤立的案例，属于中国当局故意采用的策略，通过非法手段打击异议人士。此外，中国政府还打算将秘密逮捕合法化。3月份要对一个立法草案表决，这个草案允许警察擅自关押公民至6个月，不是关在正式监狱，而是在警察的随心所欲之处。可以想象，这将意味着多大的刑罚可能性。”
该报写道，“安全部门本来就不一定要依赖于合法性。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院长麦高伟（Mike McConville）说，’在90年代，中国的国安部门负责人还争取至少在口头上接受法治国家。今天已经不再这样做了，他们所说的越来越频繁的是，程序规则之类最终只不过是没有意义的糊弄人的玩意儿，真正有用的是国安和司法部门的决定符合政治愿望。’
“在余杰一案中，他们显然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在余杰2010年12月13日获释之后，警察仍然继续迫害他。余杰被监控一年之久，一再被软禁，与妻子和孩子分离。
当最后允许他和家人离开时，国家安全部门显然以为，在美国也可以对他施加压力。余杰说，当局在他出境前要他不要忘了他的亲戚还在中国，此外他还得书面保证在外国不讲自己的遭遇。……
迄今为止，中国驻美大使馆不愿对他的谴责表态。“
▲美国之音（VOA）1月23日报道：余杰催生2012中国第一个网络流行语
最近选择去国离家的中国异议作家余杰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详述了中国警方对他提出的“活埋”言论，在国际和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活埋”一词已经迅速成为中国最新网络流行语。
1月18号，余杰在其抵达美国后发表的去国声明中提到，2010年12月9号，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向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颁发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前一天，他遭到非法绑架和毒打，在审讯过程中，一位国保警察这样说：“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外面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这个警察还接着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余杰证实“活埋”说法*
余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记者证实了“活埋”的说法。他说：“是在2010年12月9号他们在对我进行酷刑折磨的时候(说的)，当时一共有3个便衣国保，有一个戴头罩，他站在一张桌子前，就是他亲口说的。”
余杰表示，当时他听到这个说法时，心中确实生出了一定的恐惧感，但是其实他很早就遭受到了“活埋”的恐吓。余杰回忆道：“实际上在2004年12月，当时我和刘晓波先生在计划起草一份年度人权报告，在同一天下午被北京警方传讯，一个通宵的审问，那时他们就用这样的话来恐吓我。”
余杰表示，自己也不是第一个听到这种恐吓的异议人士。他说：“最近这几年来，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在跟国保接触的过程中，都遭遇过这样的恐吓。他们都把这样的遭遇写出来，比如像维权律师滕彪，还有李和平等等。遗憾的是，前几年他们把这些经历写出来，都没有能够引起更大的关注，这次我的披露在国际媒体和国内微博上引起更多关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活埋”成为2012第一网络新用语*
余杰的去国声明迅速让“活埋”这个词在中国的互联网社区中火了起来。仅过一天，到19号晚上，“活埋”已经被一些中国微博博主定义为2012年最新网络流行语。网友们纷纷用“活埋”造句，甚至连“热烈祝贺您上/没上活埋名单！”都成了龙年的春节问候语。
在中国最大的微博网站–新浪上，就“活埋”发表评论的帖子还能找到一些。一位名叫“谁救中华”的网友这样写道：“与其在国内受辱，被秘密拘捕，暴打，甚至于被威胁要活埋，倒不如一走了之。”一位叫“灵魂飘香”的网友曾经贴过这样一段博文：“2012流行词‘活埋’！在某部门的内部职业培训中，一定有活埋这样的教程。否则不同辖区的秘密警察不可能说出同样的话。我甚至相信，真的有人被活埋过，只是不为外界所知。一些曾经一直用来对付底层民众的手段，现在用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些手段因此浮出水面。”目前“灵魂飘香”已经被新浪禁言了，但是她的这段博文却得到众多转载。
在美国的推特微博网站上，有网友贴出了“活埋200人名单”，包括刘晓波、艾未未、韩寒、高行健等在内的中国著名文化人都赫然在列。
余杰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预计“活埋”这个词不仅在2012年，而且在未来会继续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余杰认为，在未来几年中，随着中国的政治形势更加危急，底层老百姓跟政府的冲突越来越剧烈，活埋有可能会变成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现实；届时，不仅仅是两百人有生命危险，会有更多人面临被残害的危险。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前副会长余杰遭酷刑及出走美国的声明（2012年1月23日）
独立中文笔会惊悉，本会前副会长余杰于1月11日携妻儿离开中国，数日前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发布《我的去国声明》，首次公开揭露北京警方一年多来对他的非法禁制，包括人身侮辱、酷刑虐待和株连家人。根据余杰披露的信息，2010年10月8日，本会前会长、荣誉会长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公布后，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余杰于13日刚回到北京家中，就开始被北京警方软禁和监控；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夕的12月9日，余杰更被一些警方人员非法绑架并以黑头套蒙头劫持到不明之处，遭到长达十数小时的反复毒打和多番凌辱，直至休克频死送医院抢救，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此后继续遭软禁和监控直到被迫出国流亡。独立中文笔会愤怒谴责和抗议中国有关当局这种肆意践踏中国《宪法》保障人权条款和相关法律的恶行，非常担忧其他仍被禁制在中国监狱内外的作家和异议人士的处境，为此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机构和各界舆论密切关注中国近年来人权和人道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调查余杰以及其他人士遭酷刑虐待的个案并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敦促有关当局：尊重中国《宪法》和中国政府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要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确保任何人在羁押期间的人道待遇并免遭酷刑虐待和人身侮辱，尽快无条件释放所有因言获罪的狱中作家及异议人士。
余杰现年39岁，四川成都人，中国著名异议作家，2000年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2003-2009年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和2005-2007年任副会长，《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主要作品有《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文明的创痛》、《说，还是不说》、《尴尬时代》、《想飞的翅膀》、《老鼠爱大米》、《爱与痛的边缘》、《压伤的芦苇》、《香草山》等。2003年，余杰就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2010年8月，他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获颇大反响，从此也受到有关当局更为严厉的警告和打压，到刘晓波获诺奖后又因他计划撰写《刘晓波传》而遭到当局进一步忌恨，从此被严密禁制写作和人身自由，以致酷刑折磨和侮辱，并被株连到妻子失去工作及同遭监控。因不堪忍受当局长期高压下不能写作的痛苦，他被迫与家人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流亡。
根据笔会的信息，余杰所遭受的酷刑虐待和人身侮辱并非孤立的个案。至今失去自由五年多于去年12月重新入狱的高智晟律师，数年前缓刑期间偶有机会与外界短暂接触中，就曾披露他于2006年被判刑前的羁押期间和此后被强迫失踪期间数次遭受过酷刑虐待。今年2月以来，因“茉莉花事件”曾被关押的诸多人士也遭受程度不同的酷刑虐待和人身侮辱，如本会会员滕彪、李海、野渡和其他异议人士刘士辉、古川、唐荆陵等，或被殴打、凌辱，或被连续审问不准休息睡眠等。此外，湖北异议作家李铁最近被重判10年，去年12月被判刑10年的贵州人权活动家陈西在羁押中“失踪”。独立中文笔会强烈抗议中国当局上述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行径，再次呼吁国内外各界密切关注中国人权和人道状况严重恶化的现状，督促中国有关当局调查余杰、高智晟等遭酷刑虐待的个案，尽快无条件释放高智晟、陈西、李铁以及包括笔会会员刘晓波、师涛、杨天水、朱虞夫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被关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