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本周三（2012年1月18日）接受美国公共电台采访，他在采访中说：“很清楚，从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的热身期至今，中国越来越不容忍异议——中国的人权纪录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他说，自从他接任驻华大使后，他注意到每天普遍发生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民间抗议活动，他特别提到乌坎的抗争并给与高度评价，他进一步强调“我相信在中国存在着人民的力量”，当被问及中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时，他回答说“我认为，非常非常脆弱……但是，去年年初的茉莉花革命的号召并没有产生直接效果，我认为，任何大的变局还有待中国内部的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的启动。”
骆家辉应该是近年来第一位如此坦率谈论中国的人权纪录、人民力量和政局变革可能的美国高官。有记者专门就此话题采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VictoriaNuland女士, 她说：“他（骆家辉）显然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对人权活动人士、维权律师、宗教领袖和少数民族的镇压、强迫失踪、非法拘捕和判刑的增长趋势的持续性关注。”虽然她非常谨慎，没有重复骆家辉的中国政局“非常非常脆弱”的原话，但是，她显然也不打算否定骆家辉的论断，“我认为我们给中国政府传达的信息与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权关注时所表达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政权在保护公民权利和允许和平表达异议时变得更加强大。”作为国务院的发言人，她的谈话需要更为审慎，但“强大”与“脆弱”是一组截然相反的概念，而中国政府显然并不“保护公民权利和允许和平表达异议”，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的表述与骆家辉的访谈观点其实是一致的。
而我则愿意审慎地假定，这两位美国高官的言论代表美国政府正在调整对专制国家政治局势观察的角度，这种调整是必要的。我们还记得，一年前，2011新年伊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召集了一次与人权组织领导人的座谈会，当谈及埃及现状和未来时，希拉里非常确定地说埃及的政局是稳定的，穆巴拉克政权的没有问题。此话落地还不到一个月，埃及人民走上街头启动了大规模抗议，18天后，穆巴拉克被迫下台。美国政府在此期间表现的判断失误和被动因应是明显的。
这场从外部看似乎突如其来的北非、中东变革，在其社会内部当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但作为外部观察者，人们的政治观察往往只在意政要的言行、权贵和精英的保守、政权内权力分配动态和重大外交事件等，而没有把民众的根本需求和感受当做一个切实变量，忽略民间在政治经济变局中的潜在力量，因此缺少对民间资讯的充分关注，对民众想什么要什么、一旦有机会会做什么、民众对政局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缺少准确了解。这是美国对专制国家未来预测上的一个盲点，由于这一盲点的存在，类似的判断失准在历史上早就有过先例。当然，这一盲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专制体制下大量的事实、数据在调查统计上的困难，而且，一旦发现判断失误，美国政府的调整的速度和节奏还是比较得当的。
但北非、中东变局再次提醒国际社会必须注意到在自由、民主的本能要求和现代信息交流的便利之下，生活在专制国家的民众不再是政治话语之外的无声存在。民间变革力量首先根植于对人权的本能要求。由于越来越便利的网络条件，即使身在海外，我们也与中国各阶层民众保持经常性接触，就个人而言，在这样的接触中，我尽量避免从概念入手而是从民众遭受的利益侵害入手谈问题，反而是国内民众每每首先提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正、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民众选举和监督官员等民主人权观念。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民众从自身权益受侵害和维权的实际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假如公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他们的境遇将会完全不同，因而追求人权是他们的自然要求。由于教育水平和当代信息传播条件的提升，人权、自由、民主等概念早已不是什么高深的书斋问题，而首先是一些关乎民众利益的常识，所以，任何假定民众对民主冷漠和不关心的判断都是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当然，我们的困难是，无法准确统计这一受侵害和具有强烈抗争意志的人群的数量，难以准确判断社会条件出现哪种变量的前提下，零星和局部性的抗争会形成整体性的力量从而有效挑战专制制度。但是从个体抗争到
集体抗争，从经济争利到政治争权，是奠定中国民主变革社会基础的重要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在育涵着重要的民间的民主力量，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与具有切身感受的民众相比，“社会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倾斜，使外国观察者、外交政策幕僚和制定者往往容易被专制国家中较为保守的的精英阶层的态度和观点所引导，认为社会主流人群并不思求变革，因此轻率得出“XX政局是稳定的”的结论。以权力为中心的利益分配格局下，由于精英阶层投身现实抗争所遭受的潜在损失比一般民众大，这一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变革的首先破局者（不表明他们排斥普世价值观），但另一方面，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会动态计算变局下的利益得失并以此进行政治选择，如果民间力量造成破局之势，多数社会精英基于这样的动态计算而改变政治选择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一旦民间力量的某一部分通过抗争形成政治破局，不仅一般社会精英，就连统治当局内部较为现实、理性的官员都会从传统权力体系中裂变出来而成为支持民主变革的力量，到那时，变革社会不会缺少大大小小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我认为，这种由民间变革力量的局部成长形成政治破局、从而迫使社会精英和统治当局裂变出支持民主变革的力量，是将来中国民主变革可能性较大的模式，也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模式。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预测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同时，统计学上的困难
也使我们无法确切判断当下现实离政治破局的距离，因此，即使是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人权、民主活动人士，也只能以较为审慎的态度来预测中国政治变革的临界点，这样的审慎是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更为注重民间社会的发育而避免陷入浮躁和盲动，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专制国家的崩溃从外部看都是突发性的，它的到来往往出乎人们意料，这一点，我曾与苏东波变革中的领袖人物有过交流，有当事人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变革来临时，他们没有足够的心理和政治准备，因而对变革感到仓促和忙乱。这说明民间的潜在变革力量——“水面下的冰山”——往往被忽视，尤其容易被国际社会忽视。
骆家辉的访谈观点其实并不新鲜，类似表述早已不仅限于海外异议者，国内的网络上也技巧性地存在大量类似的观点表达。骆家辉的表述之所以重要，因为他站在美国官方观察者的角度形成了这样的判断，而且他具有影响美国政府及政治人物的独特优势。他的表述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两条：一，中国政局非常脆弱；二，中国存在反抗专制的人民的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政治显现，在等待“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作为启动的第一个环节。事实上，我认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已经开始表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民间力量的重视和尊重，表明这一力量不再被国际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零星抗争。骆家辉的表述则再一次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对于民间力量进行严酷的打压和封锁，使抗争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但民间的潜在能量逐渐引起国际重视，而国际重视本身肯定将会以各种方式对中国民间的抗争形成助力。2007年出狱后，我在很多国际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在评判中国未来政局变革因素时不将民间力量纳入视野，会造成重大预判失误。判断中国民间抗争潜在能力时，我们不能只看中国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尽管这本身足以被称为世界奇迹），还要看民众对于政权的真实态度、普世价值在中国社会的传播速度、民意
聚集与表达的方式和强度、政府形象和权威的丧失等等。当一个社会涌动着大量期盼变革的暗潮时，促使全面破局的某一未来事件其实并不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将在某一时间段内产生，与这一破局的临界点相比，我更看重普世价值在社会中的被接受程度、维权抗争的广度和深度、公民个体或小型团体间的交流、讨论乃至争论、社会各界形成改革共识的进度、国际支持与声援等。
我想，骆家辉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不再只将自己的目光投射于中国的权力体系，而是将目光同时投向了民间，意识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无可阻挡地暗暗成长。未必骆家辉的观察视角比别人更为独到，这是民间潜在力量开始显现的结果。西方世界开始形成这样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变革必定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国际社会应以更为准确、全面的视角分析、判断中国现实，对中国的政治变局早做准备。
骆家辉应该是近年来第一位如此坦率谈论中国的人权纪录、人民力量和政局变革可能的美国高官。有记者专门就此话题采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VictoriaNuland女士, 她说：“他（骆家辉）显然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对人权活动人士、维权律师、宗教领袖和少数民族的镇压、强迫失踪、非法拘捕和判刑的增长趋势的持续性关注。”虽然她非常谨慎，没有重复骆家辉的中国政局“非常非常脆弱”的原话，但是，她显然也不打算否定骆家辉的论断，“我认为我们给中国政府传达的信息与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权关注时所表达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政权在保护公民权利和允许和平表达异议时变得更加强大。”作为国务院的发言人，她的谈话需要更为审慎，但“强大”与“脆弱”是一组截然相反的概念，而中国政府显然并不“保护公民权利和允许和平表达异议”，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的表述与骆家辉的访谈观点其实是一致的。
而我则愿意审慎地假定，这两位美国高官的言论代表美国政府正在调整对专制国家政治局势观察的角度，这种调整是必要的。我们还记得，一年前，2011新年伊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召集了一次与人权组织领导人的座谈会，当谈及埃及现状和未来时，希拉里非常确定地说埃及的政局是稳定的，穆巴拉克政权的没有问题。此话落地还不到一个月，埃及人民走上街头启动了大规模抗议，18天后，穆巴拉克被迫下台。美国政府在此期间表现的判断失误和被动因应是明显的。
这场从外部看似乎突如其来的北非、中东变革，在其社会内部当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但作为外部观察者，人们的政治观察往往只在意政要的言行、权贵和精英的保守、政权内权力分配动态和重大外交事件等，而没有把民众的根本需求和感受当做一个切实变量，忽略民间在政治经济变局中的潜在力量，因此缺少对民间资讯的充分关注，对民众想什么要什么、一旦有机会会做什么、民众对政局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缺少准确了解。这是美国对专制国家未来预测上的一个盲点，由于这一盲点的存在，类似的判断失准在历史上早就有过先例。当然，这一盲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专制体制下大量的事实、数据在调查统计上的困难，而且，一旦发现判断失误，美国政府的调整的速度和节奏还是比较得当的。
但北非、中东变局再次提醒国际社会必须注意到在自由、民主的本能要求和现代信息交流的便利之下，生活在专制国家的民众不再是政治话语之外的无声存在。民间变革力量首先根植于对人权的本能要求。由于越来越便利的网络条件，即使身在海外，我们也与中国各阶层民众保持经常性接触，就个人而言，在这样的接触中，我尽量避免从概念入手而是从民众遭受的利益侵害入手谈问题，反而是国内民众每每首先提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正、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民众选举和监督官员等民主人权观念。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民众从自身权益受侵害和维权的实际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假如公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他们的境遇将会完全不同，因而追求人权是他们的自然要求。由于教育水平和当代信息传播条件的提升，人权、自由、民主等概念早已不是什么高深的书斋问题，而首先是一些关乎民众利益的常识，所以，任何假定民众对民主冷漠和不关心的判断都是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当然，我们的困难是，无法准确统计这一受侵害和具有强烈抗争意志的人群的数量，难以准确判断社会条件出现哪种变量的前提下，零星和局部性的抗争会形成整体性的力量从而有效挑战专制制度。但是从个体抗争到
集体抗争，从经济争利到政治争权，是奠定中国民主变革社会基础的重要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在育涵着重要的民间的民主力量，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与具有切身感受的民众相比，“社会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倾斜，使外国观察者、外交政策幕僚和制定者往往容易被专制国家中较为保守的的精英阶层的态度和观点所引导，认为社会主流人群并不思求变革，因此轻率得出“XX政局是稳定的”的结论。以权力为中心的利益分配格局下，由于精英阶层投身现实抗争所遭受的潜在损失比一般民众大，这一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变革的首先破局者（不表明他们排斥普世价值观），但另一方面，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会动态计算变局下的利益得失并以此进行政治选择，如果民间力量造成破局之势，多数社会精英基于这样的动态计算而改变政治选择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一旦民间力量的某一部分通过抗争形成政治破局，不仅一般社会精英，就连统治当局内部较为现实、理性的官员都会从传统权力体系中裂变出来而成为支持民主变革的力量，到那时，变革社会不会缺少大大小小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我认为，这种由民间变革力量的局部成长形成政治破局、从而迫使社会精英和统治当局裂变出支持民主变革的力量，是将来中国民主变革可能性较大的模式，也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模式。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预测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同时，统计学上的困难
也使我们无法确切判断当下现实离政治破局的距离，因此，即使是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人权、民主活动人士，也只能以较为审慎的态度来预测中国政治变革的临界点，这样的审慎是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更为注重民间社会的发育而避免陷入浮躁和盲动，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专制国家的崩溃从外部看都是突发性的，它的到来往往出乎人们意料，这一点，我曾与苏东波变革中的领袖人物有过交流，有当事人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变革来临时，他们没有足够的心理和政治准备，因而对变革感到仓促和忙乱。这说明民间的潜在变革力量——“水面下的冰山”——往往被忽视，尤其容易被国际社会忽视。
骆家辉的访谈观点其实并不新鲜，类似表述早已不仅限于海外异议者，国内的网络上也技巧性地存在大量类似的观点表达。骆家辉的表述之所以重要，因为他站在美国官方观察者的角度形成了这样的判断，而且他具有影响美国政府及政治人物的独特优势。他的表述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两条：一，中国政局非常脆弱；二，中国存在反抗专制的人民的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政治显现，在等待“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作为启动的第一个环节。事实上，我认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已经开始表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民间力量的重视和尊重，表明这一力量不再被国际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零星抗争。骆家辉的表述则再一次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对于民间力量进行严酷的打压和封锁，使抗争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但民间的潜在能量逐渐引起国际重视，而国际重视本身肯定将会以各种方式对中国民间的抗争形成助力。2007年出狱后，我在很多国际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在评判中国未来政局变革因素时不将民间力量纳入视野，会造成重大预判失误。判断中国民间抗争潜在能力时，我们不能只看中国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尽管这本身足以被称为世界奇迹），还要看民众对于政权的真实态度、普世价值在中国社会的传播速度、民意
聚集与表达的方式和强度、政府形象和权威的丧失等等。当一个社会涌动着大量期盼变革的暗潮时，促使全面破局的某一未来事件其实并不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将在某一时间段内产生，与这一破局的临界点相比，我更看重普世价值在社会中的被接受程度、维权抗争的广度和深度、公民个体或小型团体间的交流、讨论乃至争论、社会各界形成改革共识的进度、国际支持与声援等。
我想，骆家辉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不再只将自己的目光投射于中国的权力体系，而是将目光同时投向了民间，意识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无可阻挡地暗暗成长。未必骆家辉的观察视角比别人更为独到，这是民间潜在力量开始显现的结果。西方世界开始形成这样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变革必定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国际社会应以更为准确、全面的视角分析、判断中国现实，对中国的政治变局早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