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烟花革命（网络图片）
草寇专制的政治语系
基于一种现实的急迫性，以及针对当前大陆区域内有关人权危机的现实图景，包括从未退出中共舞台文革暴力的延续，就有必要进行一次社会运动的重新定义。这种视角，在一方面是起源于曲折空间下民主民意和专制权力之间的撕裂日益加剧，进而开始影响亚洲形态下未来大陆的前景。在另一方面，随着民众革命运动的扩散，就已经不再是局部或区域性的社会改变，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反抗形态。这不仅说明了中共在大陆的统治进入到了末期状态，也同时明确了一种新的反抗模式的形成，尤其是在朝向缔结一个真实和基本的民主体制进程中，民众在现实中的作为已经奠定了民主中国的现实基础和社会要素。
以实现宪政为诉求的民众革命之所以具有令人惊讶的深度，不仅取决于民众在专制的奴役下日益觉醒的程度，也同时成为了广泛共识，也即所有的一切都是旨在寻求一种作为大陆民众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的、能够得以从被专制遗弃和剥夺的角色中，回到具有真实人权的状况中来，以便使自身作为当代主体，区别并脱离于作为政治犯罪团伙的中共。继而，也更是为了从中共制造的民主阴影中脱身而出。这个意思是说，中共用假民主、假人民和假共和这三种欺骗性假像，人为地制造了一种不存在的民主。中共使“民主”成为了当代世界的一个笑料。而这就是所有草寇专制的政治语系，用虚假和表面上的相似性取代真实，用镇压取代人权。
无中产时代的专制焦虑
在草寇专制的序列中，由于天然地存在着权力的焦虑，也就是作为掠夺者其背后缺乏足以支撑其战略核心的制度体系和道德力量，因此，权力焦虑又会使得专制本身就是一座政治废墟。在这其中不仅充满了暴力和杀戮，也同样存在着失语和孤立。这就足以能够阐述大陆专制体不仅解释不了焦虑的起因，也突破不了自身分裂的现状。然而，我们还不是仅仅着眼于此，而是要进一步指出，在所有草寇专制和山寨极权的政治图景中，不存在中产的身影。这就是我们所要揭示的命题，也即，在草寇专制下，我们身处的乃是无中产时代，极端底层和专制共同体的彻底对立是大陆现状的最真实状况。并且，这种对立、隔离和分裂是长久和尖锐的。
草寇专制话语所构成的，即是政治犯罪团伙对其治下的所有民众进行不平等的奴役和抢劫。大陆草寇专制本身即是制造制度、政治和经济犯罪现场的主要团伙，是社会混乱的最大搅局者。同时也是一切社会主义阵营致命的无逻辑体系的标本。因为专制既无逻辑正义，也无道德优势。社会主义的溃败是因为在其主导中心，缺乏对常态人性的尊重，它仅仅以资源占有为其政体延续的最高手段和目的。因此，要重申的是，在草寇专制下，既不存在政治性策略主张，也不可能形成政治化的意识和途径。
无中产时代最直接的情景即是撕裂，比如雷洋事件就是其中最明显的现实证明，这包括了权力体制对民众的撕裂，也包括对整体社会运行机制的撕裂。由此，我们就必须从极权的视线中返回到草寇专制的区域中来，以有效的方式揭示民众与专制之间的力量对比。这是因为无中产时代下即有的批判明显缺乏整体的协调机制，也就是概括到当下的世代以来，很有可能已有的言说都出现了偏差。草寇专制的活跃程度已经告诉我们，社会反抗的动力需要一个更为开阔的条件，这就好比，草寇专制运用文革话语进行权力递进，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我们需要寻求并给出当代民主的现代性话语，以期在一方面回溯抗争的历史，而在另一面，脱身于形式化的阴影，成为民主的真迹和主体塑造。
与草寇决裂的烟花革命
从一般个体维权的社会抗争，历经几十年的转折与深入，大陆民众为业已成形的民主运动导入了区别于过去的新元素。这是一种建立在广袤大地上的群体性抗争行为。和以往所有社会运动的不同在于，民间民运以烟花革命作为民意呈现的首要方式，将维权扩展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革命。并且更具超越性的是，烟花革命通过脱离专制躯壳，以促成民众主体构成当代思想与行为体系的线索。在突破维权的被动状态之后，烟花革命为大陆宪政核心的确立担负起了历史性使命，也即通过民众自身的个体行为，参与并达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趋势，尤其是要在人权和自由的禁区内，成为捍卫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抗争运动。毫无疑问，这对于建立在虚无主义之上的专制体，当然具有着非同一般的震撼作用，是在于民间社会从沦陷区内部获得了社会主体的通道。
大陆民众自发地以烟花、鞭炮对抗专制机器的碾压和侵害，从形式到行为，都鲜明地勾勒出了二十一世纪现有的基本轮廓。它不再等同于旧式革命的广场标志，或知识分子群体针对体制不当而作出的上书式劝谏。不仅如此，民众通过烟花这种取自日常生活的物体，以及其象征人间典礼的道具，作为对抗专制极权的现实器物，既反映着民众所受草寇专制之害的危急程度，也映衬出了未来大陆民主的绚丽景象。因此，烟花革命就是在此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中，民主脱离沉重困境而作出的共同抉择。这种场景，不仅出现在海口强拆事件中，也同时如达成了共识一样，出现在了大陆不同区域和不同抗争事件的现场中。由此，我们就应该说，烟花革命，既是对草寇专制的废墟进行最后决裂的重要标志，亦是大陆民众所选择的对抗专制的具体策略和路径。
当代平民批判不平等契约
烟花革命具有的原动力呼应了社会常态下对正义的需求行动，是大陆民众运用现代民主思维的积极意义所展开的艰难选择。而现代民主则以宪政愿望作为其生长的核心，它是当下社会公共话语的起点，也是烟花革命实践此话语的在场特征，尤其是在文革记忆与草寇专制共同制造沦陷区内的犯罪现场时，烟花革命就是一种无差别的，将城市与乡镇、类中产与底层协调起来，一起面对专制暴力的民主路径。我们一直在追求一种当下和在场的大陆民主的有效抗争手段，以结束专制与民主的消耗性战争，实现大陆民主体系的确立。而烟花革命具有的贯通性，以及其中包含的社会普遍原则，即是对不平等单向契约的批判，也同样构成了泛政治化的社会性发展逻辑。因此，烟花革命不仅是当代平民自由意识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在全球形态下的希望所在。
烟花革命以现实场景下的烟花、鞭炮、石块、棍棒、面盆等作为一种行动民主的主要器具，对草寇专制而言，确实具有着反制暴力镇压的重要力量。须知，现代平民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支撑结构，要同时面对来自权力的碾压和来自生活本身的负重，而运用烟花革命的抗争手段，则能做到有效地逐渐切除专制的躯体和内脏，从而不仅在社会层面的起点上，也在政治体系中，予以专制致命的一击。作为一种历史割裂形态，草寇专制通过极端强烈的排他性意识所达成的权力继承，其实质，不过是寡头政治的表现和延续，无论是法理上的剖析，还是从权力制约出发，都无法达到最基本的自圆其说。因为专制的最高价值就是人权的反面。专制以侵害人权作为其政治生命的轨迹，以暴力协同特权团伙进行社会绑架和抢劫。然而，这种血腥的政治体系随着大陆平民所发起的烟花革命而陷入到了政治的荒漠中。最明显的线索是，专制话语在当下的社会形态中已经失效，而所谓的要对博士论文进行意识形态审查，则是专制意识形态行将崩溃的最好证明。
因此，无论是魏则西、雷洋、范华培，还是从其他各种引发社会关注的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草寇专制之下烟花革命对于现代大陆所含有的基本民主逻辑，也就是民主转型在烟花革命的进程中，要对草寇专制和红色极权进行切除的行为方式，是为了达成现代民主在大陆空间内民众生活的回归。尽管我们也需要同时看到，在世界性的危机中，对恐怖主义行为的恐惧和回避依然存在着。但从另一个层面而言，以大陆平民所主导的烟花革命，本身就已经包含了直面当下的战场意识。
我死众生：烟花革命的民主信念
众所周知，大陆民主进程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形态，也就是民主必将胜利的社会趋势，尽管在表面上，既有民众受制于草寇专制的压榨，也有某种程度的地缘裹挟以及欧美实用主义的短视、功利。然而，从历史的断代层面进行考量，则必须要意识到常态人性对于民众的维护和需求。以行使特权为主体的统治结构，在当代社会显然已经不具备繁衍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特权总是以伤害民众为其特征，也因为特权本身之于一个缺乏民意基础的政权而言，同样显得虚弱。由此，烟花革命就将作为一种超越于维权的反制行动，构成民主的生命线索。尽管这个段落才刚刚开始，但与反抗专制的历史相比，烟花革命在实质上早已突破了世纪之初民主渐进的轨迹，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启示。尤其是对正处在权力焦虑顶峰的专制而言，具有着决战性的力量和气势。
没有一种历史在出现之前就已经成为历史的构成部分，这与争取自由的努力一样，是脱离于党派、阶层和意识形态之争的最佳视角。烟花革命是大陆平民对他们的人生所作的事实选择，在这一点上，历史是公正的，也就是，结束权力作恶的中共统治，进入平等公平的宪政时代。如此，同时也作为一种当代的比较，将专制的核心破解为虚弱特权阶层的狭隘观念，而这就是当代政治的本质，在于既要确立人权的最佳形态，又得以消解并击败貌似逍遥的权力和君主意识。
社会主义阵营在价值体系上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变态特性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专制形态无法面对人权、市场和社会的根本原因。烟花革命作为一种真实进程，分化并削弱了专制所引以为豪的意识形态禁区。范华培通过“我死众生”的生命抉择，彰显了大陆民众对自由的身体力行，海口事件中，民众团结一致，竭力保护拍摄到强拆现场从而被警察搜捕的村民……这一些生动的个体事件，说明了民间社会在经过反思与挫折之后，业已成形的对专制毫不退缩的信念。由此，烟花革命不仅是建立于对特权专制的反抗中，也是通过追求自由人生，与专制的权力集团进行长期斗争的开始。而这一切，就是大陆民主进程中最为华丽的篇章，是现代政治有关民主、宪政以及人权的重大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