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给大陆的影响（网络图片）
首先，需要釐清“陆生”这个概念，“陆生”是对那些到台湾读书的中国学生约定俗成的称呼，其实更淮确的说法应当是“中生”。我在这裡所说的“陆生”，还包括部分在台湾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中国访问学者。
自从二零一二年逃离中国、流亡美国之后，我每年都到台湾访问数月，也应邀到台湾各大学、公民团体、独立书店、教会演讲和座谈。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陆生，不同背景和立场的陆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陆生成为我的挚友，有的陆生成为我的论敌。有的陆生永远生活在一个封闭的陆生圈子内，以“强国人”或“赵家人”自居，对“破破烂烂”的台湾不屑一顾，谁要说“台湾不是中国”，立即面目狰狞、口吐白沫；有的陆生则通过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由民族主义者转变成民主主义者，不仅认同台湾人民习以为常的民主自由价值，也从“住民自决”的意义上理解、同情和支持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和独立意愿；还有少数陆生，返回中国之后积极传播台湾民主转型的“正能量”，参与中国本土的人权活动，甚至因此成为被秘密警察骚扰的对象。
二零一六年春天访问台湾，我在各地遇到了不少一见如故的陆生。在王丹任教的中正大学，有读过刘晓波、王丹和我的很多著述的陆生，热切地跟我讨论中国何时啓动民主化进程；在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徐斯俭老师主持的工作坊，有陆生愤怒地谴责习近平对民间社会的残酷打压；在政大社科院的演讲中，我遇到一位曾在已被关闭的民间机构“立人大学”学习过的年轻学子，他是一位基督徒，正在读宗教研究的硕士，他对中国社会的精神状况有精淮的把握和分析。
更让我欣喜的一个故事是，当我在台北里山咖啡馆的“哲学非星期五”与学者曾建元对谈时，有一个从中国南方以“自由行”的方式来台湾的大学女生从头听到尾。会后，她告诉我，她虽然不是陆生，却常常以“自由行”来台湾参加各类学术和艺文活动，认识了很多台湾的学者文人和社运人士，对台湾的独立书店和咖啡馆亦情有独锺，回去之后尝试组织类似的读书会，希望以此聚集一群忧国忧民的年轻人。她买了我的好几本书请我签名，我问她说：“能顺利带回去吗？”她仰起脸来自信地回答说：“不怕，总能找到办法。”
这几年在台湾跟很多陆生接触，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如果是愿意寻求真相和真理的陆生，在台湾生活半年至一年左右，思想观念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中共党国教育灌输的意识形态就会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在台湾稍显陈旧和杂乱的建筑与街道背后，是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呈现的迷人魅力，如果愿意张开眼睛、敞开心门，不可能感受不到。
当然，也有不少死守党国教育赋予的“原则”的陆生，他们或出身于既得利益家庭，或不愿重建一套新的价值观，他们只相信中共官方媒体的宣传，对于不一样的观点心存戒备乃至充满仇恨。这类陆生跟我发生过好几次硝烟瀰漫的交锋。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在两个方面的言论：第一，你居然在台湾“辱骂”国家元首习近平和执政的共产党——即便中国有什么不好，也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这样做无异于“卖国”。可惜，在我看来，这是最典型的党国不分的思维方式。分开党与国、政府与国家，乃是民主国家公民教育的基础课。真正的爱国者，恰恰是最严厉批判和监督执政者、执政党的公民。
第二，你居然公开宣称支持台湾独立，支持西藏和新疆独立，还要鼓吹四川独立。你说中国和中华民族是“伪概念”，说统一、独立、联邦、邦联等都是可以接受的、未来中国的选项，这就更是十恶不赦的“卖国”。但是，对我来说，人权高于主权乃是近代以来被文明世界接受的普世价值，若有人主张独立，自可通过公投的方式检验之，为什么谁有了主张独立的言论，就要被中国的《反分裂法》治罪呢？
第一次衝突发生在东吴大学。东吴大学外交学社请我去演讲，并请在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黄默教授对谈。我的讲题是《从毛主义到习主义：习近平正在掀起二次文革》。演讲之后，黄默教授对于“习主义”能否成立有所质疑，也有历史系教授对我批评儒家文化持不同看法，问答环节还有陆生不同意我将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解读爲权力斗争，我对这些问题都一一作出解答。各自存异、不必求同，本来就是大学成其爲“大”“学”的根本所在。
当我回到住处查阅当天的脸书讯息时，看到多个要求成为脸友的申请。按照以往的习惯，我一般会点开对方的主页，看看对方的身份及喜好，若是具备某些可以成为朋友的共性，才会将其接纳爲脸友。当我点开一位署名徐凌风的申请交友者的主页，顿时发现一句最不堪的辱骂——虽然没有点出我的名字，但徐凌风在刚发表的帖子中大刺刺地说：台湾虽有言论自由，但不能容忍“分裂祖国的人渣”胡说八道。
仅仅因为我说了“独立和自由价值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普世价值”，这位名叫徐凌风的陆生就气愤成这样、以致于对我破口大骂？如果他掌握权力，会不会向昔日那些对我施加酷刑的秘密警察那样，恨不得上峰立即下命令，直接挖坑将我就地活埋？
这名徐同学若只是在他的脸书上辱骂我一番，我跟他没有脸友关系，我不会看到他的言论，那就只是他个人的情绪发洩而已。但是，他故意给我发来交友申请，以便让我看到他的这番辱骂，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了。有不同意见，他不是诉诸于心平气和的讨论，而是诉诸于气急败坏的谩骂，甚至以泼粪上门为乐，这背后的心思意念不正是汉娜•鄂兰所说的“平庸之恶”吗？
因此，我不得不在脸书上公佈徐同学的名字和言论，并评论说：“我当然不会用同样的方式駡他是人渣，只是为他的蛮横、粗鲁与独断感到悲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被中共洗脑如此彻底，儘管在民主自由的台湾生活和学习，仍然不能让自己的心灵因真理得自由。辱骂跟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就绝对正确。彼此观点不一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倾听和思考对方的想法，而不是一遇到不同的看法，就发出恶毒的谩骂。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徐先生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
我的这段评论，引发了很多脸友的留言评论。其中，一位朋友转发来一个名叫施天宇的东吴大学的陆生的发言。比起徐凌风的粗俗的辱骂来，施天宇的文字似乎更有反驳的必要。
施天宇说：我很好奇为何会请这位先生来东吴讲座，还请黄默先生作陪，对于后者简直是一种侮辱性的态度。余杰此人，说起来是个所谓“人权作家”，在我看来既不是作家（作品逻辑不通，毫无论据，简直玷污作家之名），也无关乎人权——比六四的诸位走的更远，余杰自一开始即是打著人权的旗号行著自己的目的（且一点都不“人权”地接受他人的反对意见）。
（我的反驳是：东吴大学的学生社团可以自行决定邀请什么样的人来学校演讲，这恰恰是施同学无法理解的台湾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而黄默教授非常乐意来跟我对谈，这也是由黄默教授的自由意志决定的。黄默教授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跟我有过多次会面和谈话，我们彼此印象很好，施同学自然不必代黄默教授感到“受辱”——如果施同学诚实地说，因为我批判了习近平，让他本人感到受到了侮辱，我或许可以理解他的心态。
施同学以新闻检查官的姿态评价我的作品，或许他从台湾学成归国之后可以到中宣部任职，以后就可以查禁更多的、有可能危害党国的书籍和文章了。可惜，中宣部并不信任那些在台湾学习过的年轻人，施同学或许难圆他的报国梦。
至于我是不是作家，有四十多本不同类别的著作为证，不是施同学一个人可以否定的。我当天演讲的提纲，是从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中抽取出来的，这篇论文已提交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被接纳，也在中研院这所台湾最高学术机构演讲并广获好评。）
施天宇：那日的讲座，听闻历史系的黄先生兆强也非常不满（因余杰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批评了牟宗三和唐君毅），余杰先生怎不去批批这位教授，却拿一个表达意见的学生做靶子？进言之，余杰既然好为人师，就应当有义务阐述、表达自己的观点，帽子谁都会扣，一个自诩为人师的人来给学生扣帽子，天下奇闻，足见此人格调之低，根本不应该出现在校园。
（我的反驳是：当天现场确实有一位历史系教授对我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我也将我对儒家文化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的看法是：儒家理念在私人生活中，可以供提高道德修养之用；但在公共领域和政治哲学层面，无助于现代民主制度和人权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说，内圣开不出外王来。这是我跟钱穆、牟宗三和唐君毅等新儒家的根本差异。那位自称牟宗三弟子的历史系教授不同意我的看法，并提出来跟我讨论，再正常不过了，我为什么要去批那位教授呢？
反之，徐凌风对我进行恶毒的辱骂，我作出一点回应是必要的。我并不成向徐同学“扣帽子”，我只是建议他学习文明的生活方式。
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施同学的一个观点是，为什么牟宗三和唐君毅不能批评？为什么批评牟宗三和唐君毅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牟、唐二人难道是“天”和“地”吗？我从来不迷信权威，早在大学时代就撰文批评钱穆、季羡林等前辈大师，这正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意志”的体现。我批评过钱穆，作为钱穆的弟子的余英时教授仍然对我颇为欣赏，这才是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而中国的君臣、父子、师徒文化的最可怕之处就是，后辈不得批评前辈，从而扼杀了一切创造力和想像力。）
施天宇：余杰言“独立和自由价值不可分割”，个人的独立当然是自由价值的一部分，余杰却把国家中特定地区的独立和自由价值画上等号（须知道这位先生可是反对过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呢）。此人才是真正以分裂国家为目的而行事的阴谋家（抱歉，这种阳谋或许称之为小人才对）。
（我的反驳是：施同学在展开对我的攻击之前，实在应当认真做功课。我不仅没有反对过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我还撰文批评过在民进党内部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柯建铭、童振源、郭正亮等人，有关资讯，在维基百科网站关于我的条目下就可以找到。施同学为什么要将我完全反对的观点强加到我的身上呢？要么是其学风粗疏草率所致，要么是其故意颠倒黑白而缺乏做人的诚信。所以，“小人”之称号只能回到他自己头上。
而这段话的最后一句，终于让我理解了施同学为何对与之无冤无仇的我那么刻骨仇恨，原来是我动了他的“国家统一”的神主牌。统一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而反对统一的意见，则被他归入阴谋、阳谋的行列。
施同学攻击我偷换概念，其实，我所说的独立不仅仅是个人的独立，也包括联合国人权宣言中肯定的“住民自决”的原则。个人的独立应当捍卫，一群人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独立意志为什么就不应当捍卫呢？施同学单单接受前者，却反对后者，只能说明他是中共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洗脑教育的牺牲品。）
施天宇：余杰先生，我当然不会骂你是个人渣，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会说你是行事没有逻辑，论述张冠李戴，好为人师而又妄自尊大，行事不端却又玻璃心灵的人。要不要在你的脸书上骂骂我？我可不怕出名呢。
（我的反驳是：自诩为读书人的施天宇，真不知道读过几本让他心智趋嚮成熟和自由的书籍，他大概只读过毛泽东和习近平的语录。虽然我不喜欢像习近平那样炫书单，但我愿意开一张书单推荐施同学阅读，比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胡适、殷海光和郑南榕的文集。我不会像施同学辱骂我那样骂他，我只希望有一天施同学被啓蒙之后，会爲如今的这些言论感到羞愧。而施同学以后是否能出名，不是倚靠我点名“骂”之，而是靠施同学自己的不懈努力。）
第二次我与陆生的衝突，发生在新竹交通大学。我受邀在交大以《台湾与中国关系的演变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讲，在进入问答环节的时候，有五、六名陆生密集式地发问，焦点是反对我“污衊”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祖国」。不过，比起东吴大学那两名在脸书上谩骂的陆生来，交大的这几位陆生的表达方式还算彬彬有礼，有一位陆生甚至巧妙地先讚美台湾人情味浓鬱，表示他喜欢台湾，然后再回头来质疑我——这样做，或许可以将我跟在场的台湾人区隔开来。
在这些提问者中，有人自称「代表」中国当代大学生发言，完全是一副央视播音员及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还有人质问说，你提到的浙江强拆十字架事件，只是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根本不能说明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更有人自称农家子弟，认为中国一切都在改进之中，中国的成就不能一笔抹煞，甚至滔滔不绝地背诵起习近平的讲话来，让我联想到文革时代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背诵毛语录的红卫兵。
对于这些质疑，我的回应是：第一，谁能“代表”中国当代大学生？有多少中国当代大学生投票给你，请你代表他们？你在台湾可以观察到，每一个民意代表都是人们投票选出来的，没有人可以不经过选举而自己号称充当众人的代表。因此，你只能代表自己发言。第二，我引述的浙江新一轮的宗教迫害的材料，包括两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两百多座教堂被拆毁、数十名牧师和信徒被拘押，不是来自《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而是来自温州教会内部有心人的统计。蒐集资料的教会同工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每一座被拆毁的教堂、每一个被拆毁的十字架，都有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记载，我可以随时更加完整第一手的资讯。第三，我并没有否认中国社会在某些领域取得的进步，但这些进步不是执政党赏赐的，而是中国各阶层的民众奋力争取来的。正如我们回顾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时，不能认为解除报禁和党禁是蒋经国晚年大发慈悲的结果，而必须看到几代台湾党外运动的先驱的流血牺牲。另一方面，中国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却愈演愈烈，如环境破坏、人权状况恶化、人性败坏等，这些都需要知识分子给予严厉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判不公不义。
那名自称来自甘肃贫困地区、当场背诵习近平讲话的男学生，对我讲述的我在流亡国外前，被中国国保骚扰家人、甚至遭受殴打至昏迷等遭遇表示同情，又表示尊重我的言论自由。但我反问说：我不是需要同情，而是希望年轻朋友们思考，一个作家仅仅批评几句领导人，就差点被酷刑致死，这样的国家正常吗？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关押在监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谁？是刘晓波。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和事迹吗？（我在台北教育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一名陆生承认，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刘晓波的名字，也不知道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罪名，不过是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以及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时政的文章。你们去看看《零八宪章》，它跟法国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宣言中的内容，究竟有多大差别？这就是因言获罪。如果你们认为国家元首的面子比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更加重要，那么，我和刘晓波的命运也随时可能降临在你们身上。
当我讲到这裡，目光所及，发现那名同学的脸色也变得严峻起来。
有趣的是，演讲结束之后，我发现这群陆生聚在教室的一个角落开会商议，相信他们正在检讨这场“攻防”的得失。有人大概要负责写交给上级的报告，并以此获得奖赏。无论如何，我仍然祝福这群年轻的陆生，今天晚上至少他们听到了平生中从未听过的一些异端的观点，让他们原有的“天然统”的观念受到猛烈衝击。他们会慢慢知道，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原来是可以加以质疑和反对的。我也相信，如果我的某一句话语如同一粒小小的种籽进入他们心中，假以时日，必定会开花结果。
如果说陆生捍卫中国的“荣誉”和“尊严”的言行，大抵是出于幼稚和矇昧；那么，某些访问学者在台湾宣扬党媒上的观点，就很可能是“职业”使然。既然有“职业学生”，当然更有“职业学者”。
我可以分享跟两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交锋的经验。
有一名自称是台师大访问学者的人，先后参加了我跟陈芳明教授在阅乐书店对谈以及我在中研院近史所演讲，每次问答环节，他都抢先发言并提出一模一样的问题。其实，前一次他的提问，我已经耐心解答了，他知晓了答案，第二次根本不必再提同样的问题。所以，他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要爲我的演讲“消毒”。
这位访问学者的问题是：政治人物有多面性，是複杂的个体，不能全盘否定，全盘否定就是偏激之论。既然你说中国的决策不透明，那么你的书中的资料从哪里呢？是不是你的臆想？你的书只能当小说看，不是严禁的学术著作。
我的回答是：首先，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有满坑满谷的对习近平对吹捧了，有我一个全面否定他的声音来平衡有什么不好呢？知识分子就是鸡蛋裡挑骨头的人，我不仅批判中国的专制者，我也批评美国和台湾的问题。其次，我书中的素材，都取自中国官方的报道、西方和港台媒体的报道，我没有特殊的渠道能够取得秘密材料，我只是将这些材料进行蒐集、整理、比较和分析。第三，我写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书，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小说，而是政治评论，不同的著述有不同的书写方式。如果你想看我的学术文章，建议可以看看研究近代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彷徨英雄路》。
在中山大学亚太及中国研究所，也有一名自称来自福建华侨大学的访问学者，非常激动地提了一连串的问题：骂国家领导人是一种好的推动中国进步的方式吗？不要以为西方民主制度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美国现在还不是问题一大堆；反之，中国的民主集中制运作更好。一九八九年你在哪裡？从后来的情形来看，如果那些学生领袖夺权了，中国一定天下大乱。他们都跑到西方去了，他们中有哪一个坐过牢？中国不是没有言论自由，我的朋友骂共产党骂了二十年，还不是安全无虞？
让我震惊的不是这位学者的提问有多么尖锐，而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大学教授的思想水淮如此低下，连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学生的水平都比不上。这样的人当教授，又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呢？我不禁爲中国的大学生感到忧虑。这位学者的问题个个都很容易解答：政治人物就是用来给民众批评乃至辱骂的，用麦迪逊的话来说，公民有批评的自由，才能避免暴君的出现；民主当然不能包治百病，民主还需要共和、宪政、自由等观念配搭，更何况丘吉尔说过，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没有民主绝对是最坏的制度；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我还是中学生，在四川老家，虽然没有参与学生运动，但中共开枪杀人却让我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后来某些学生领袖的种种不如人意的表现，并不能否定学生运动的正义性，而坐过牢的学生领袖的名字，你从谷歌上几分钟就可以搜到，在台湾任教的王丹就坐过几年牢，请你不要再以讹传讹了；最后，你的朋友有在公开的媒体上骂共产党吗，他骂共产党的言论有可能刊登出来吗？如果只是在家裡骂，在朋友间的饭局上骂，那是私下裡的言论，私领域的言论自由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我的这些回答，终于让这位访问学者无言以对。
我在台湾与陆生的相遇，有愉快的经历，也有非常不愉快的经验。无论如何，台湾这个自由的宝地，爲我与那些友善或不友善的同胞提供了相遇的机会，我对台湾心存感激。我相信，自由比专制更有吸引力，这是由上帝赋予人的天性所决定的。所以，在台湾的陆生们，大部分总会有灵魂甦醒的那一天。未来，我们会在追寻自由的道路上并肩同行。
附录一
邀请我前去交大演讲的一名学生社团的负责同学在脸书上的留言：
昨天余杰先生来交大演讲，最大的动员者是中国政府，没有啦～应该是说现场的中国人搞不好比台湾人还多。
到了Q&A时间，中国学生各个「磨刀霍霍向余杰」。有好几位都大大地讚扬习主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culture shock。我们或许对中国有些想像，可是昨天是一个强烈的文化衝击！（虽然这跟我之前认识的中国学生都不太一样。）
余杰先生请他们跳过媒体对习主席的报导，抒发自己的意见就好，不料，这个中国学生说：「我说的这些，不是媒体的报导，也不是舆论，都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好像你跟习主席是多好的朋友一样咧，不是透过媒体要怎么「感受」习主席，难道跟习主席同桌共餐过？
昨天余杰先生的演讲大致上我都同意，但是他认为台湾人应该多跟中国民间社会交往，中国民间社会有一股跟中国共产党不同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绝不等于中国。
好的，那我想问这种良善的中国民间社会在哪裡？虽然我承认交换生或许有受过某种程度的调查，也不能代表中国民间社会，但是如果连中国的交换生都表现出这种讚扬党、歌颂党、维护党的立场，那到底中国民间社会在哪里？
这种「讚扬党、歌颂党、维护党的立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实在不太了解，是真心爱党吗？所以不容他人在国际上诋毁党；还是成群结伴地出现在这种场合，要给做记录的「马英九们」证明「我有维护党哦，我没有纵容这些人诋毁党哦」？
不过，我觉得昨天还有几个重点：
1、透过「这些」中国学生的表现，形塑出了一种明显的文化边界。这种认异的过程，显示出这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2、在今天的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就是可以享有很高的言论自由，可以批评党，也不必维护党，甚至不必歌颂党。（而这些陆生的表现）根本让我想到“敬爱的先总统蒋公”其实根本也没有离我们太远啊！
附录二
一位参与交大演讲会的台湾人在脸书上发来的私讯（作者本人同意发表）：我是昨晚第二位发问，问您中国民主化可能性的那位台湾人，也就是拿著电脑拼了命打字，想要记下资讯供未来回味的小小工程师。看见您新的贴文，心中有些难过。
昨晚的问答时间，我有感受到陆生们的攻击性，同时听著他们的发问，我忍不住失礼地一直笑。倒也不是要笑他们迂，只是我彷彿看见了大学时期的我。
请容我稍稍讲一点自己的小故事。
我生于苗栗县，长于苗栗县。苗栗县在台湾是个颇特别的地方，在这裡国民党怎么选怎么赢，几十年过去了民进党在这裡的选举毫无胜算，即使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2016大选，在苗栗也是稳当拿下两席立委。这样冥顽不灵的苗栗县，被外县市的人讽为「民主圣地」、「永远过不了智力测验」。
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我，自然而然不对国民党有什么敌意，即使不见得听过多少对国民党的吹捧，一定很多人都听过：「民进党是乱党」这样的话术，且深信不疑。
高中的时候有幸读了以自由学风著名的新竹高中，第一堂历史课进来的是有名的张德南老师，头没几句话就指著校长室的方向骂葬话，批校长是国民党的走狗。刚上高中又逢叛逆期，看到这样的震撼教育只觉得这个学校实在太有趣了，我喜欢这样的环境。只是我不觉得国民党有老师讲得那么糟，也许老师太偏激了。这是我回忆起来，最早的政治意识。
高中毕业就读东海大学，运气很好，也是个校风开放的环境。大一的历史通识课，老师恶狠狠地撂下必考题：「中华民族不存在，这是必考题。谁敢写错就一定当掉」我已经记不清后来老师有没有解释过这个複杂的脉络，但我肯定在那之前他没说过。当下我只觉得我从小被教育的「光荣的中华民族」「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样的价值观，在课堂上被老师用力地羞辱。抱著抗拒的心情，我几乎不想听下这堂课。
曾几何时，我竟然变成一个，可说是标淮的「台独份子」。每当我想起自己立场的转换，不免回忆起前述两件事。
我不敢说我能体会您受过的不公，我真那样讲就太自以为是了，我只敢去想像那多可怕。然而我的成长脉络，是相似于昨晚在场的陆生，我真切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不幸地，在场两位老师(应该是吧，我并不认识)，或许是因为地主之故，急忙想要「矫正」些什么，于是在场的火药味就更浓了。
会后我看见他们集结了一圈。立场上我是局外人，心情就少了些顾忌，抱著好奇心过去听听看他们在谈些什么，理所当然是跟这次论坛有关，同时有另外一位长者在对他们晓以大义，使得他们的讨论零零散散，也没什么大意。
我(这通常是害羞内行的工程师)鼓起勇气对在场的同学说：「不好意思，我是台湾人，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很讶异这边聚集了这么多陆生，想要听听你们的想法，你们愿意跟我说吗？」
他们脸上瞬间都露出惊讶的表情，竟然会有台湾人想要听听陆生的想法。我也很讶异，强调了自己可能是标淮的台独份子，他们还是很愿意跟我谈。
于是，我们一行人在会场外聊天，直到十点半会场关门，意犹未尽还到旁边的凉亭聊到十二点，一个不期而遇的小小沙龙就这样开始了。
聊天的范围，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同性恋、台独与华独、周子瑜事件及中华台北队的荒谬、台湾追求民主的过程与国民党倒行逆施，提到了三权分立的概念也略为碰触了台湾宪政体制的问题(因为许多陆生也被教导台湾民主有问题)，也讲到了集会游行法与陆生一定会有的担心：「乱」。说实在我不是社会学、法学出身的人，底子不够深厚不敢讲得过头，我也知道他们在这些领域都是生手，我尽可能地把我看过的东西，整理之后分享给他们，并提了一些关键字给他们搜索的机会。
尤其，提到选举的时候，有人问了：「台湾到底是怎么选举的」，这个问题一抛出来，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他们很殷切地想知道，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进行。(幸运地，我不但有投票经验，我还有帮忙辅选的经验，这难不倒我)。
作为回报，他们很真诚地跟我说了内心的想法。好比有位同学是福建人，他说1996年台湾海峡情势紧张的时候，他家乡的长辈们根本就不想打仗，因为福建离台湾近，真打仗了很有可能先死他们。谈到言论自由，也许是因为少了防卫心，他们很坦诚地说，的确觉得言论有管制，且有好也有坏，信息不自由新闻不自由，说什么话大家都不能信，根本就无从判断起事情的真伪。他们也对于五毛、水军很感冒，谈到帝吧在脸书闹板的事，也觉得不应该。
讲到民主自由等等的终极目标，我深深地感觉到他们与我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环境、教育、宣传等等的影响，让两方对于通往终点的路径想像，很不一样。
我并不想责备他们什么，他们这样太正常了。看看我们台湾战后婴儿潮的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去看待国民党与中国。只是，我很幸运地没有经过苦刑的方式就看到了跟以往不同的历史论述，使得我的价值观产生了改变。而，同样没有经历过恐怖统治的年轻人，正在此时纠结著，自我反省著过往的认知是不是对的，这时候出现了防卫心态保护自我，这是完全能够预测的。
恕我以比较不尊敬的方式来比喻，他们好比站在教堂外的苦人，好奇地想要看看教堂内是什么样子，这时候如果听到门缝传出声音说：「外面那些人想干嘛，是不是想偷我们的东西？」他们的反应可想而知：「谁稀罕？你以为我们真那么穷？」也许就因为这样，他们被推得更远，彼此更不能理解对方了。
我想，是因为各自的生活经验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幸运的生在没有白色恐怖的台湾的我，在看见他们对于民主、法治、自由的好奇心，那发光的眼睛。我深深地觉得中国民主化的种子就在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