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熟悉云南，《上帝是红色的》就在这儿写成的。
云南的边境线相当漫长，澜沧江和怒江蜿蜿蜒蜒，流入好几个国家。所以我这样的人，一踏上这被太阳的血浸透的红土地，就想入非非，因为我已经16次被阻止出境。而在这儿，一群群土著边民，天天在国境线上来回，跨界买卖，跨界通婚，跨界赌博和卖淫，甚至跨界贩毒。大约150多年前，西方传教士也模仿边民们，跨界传教，把上帝的福音远播到崇山峻岭中。
无数次偷渡的冲动！没护照没签证，可兜里有钱就足够。暂时舍弃手机，舍弃与文明社会的沟通，潜入一个村寨，找到一个边民，或者一个蛇头，谈好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境。当年的西方传教士，或许也这么干，有《圣经》，有钱，有药品就足够。毛泽东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上帝是红色的》这本书也一再描述，在无神论政权的铁腕下，传播福音被等同于贩卖鸦片，许多人因此遭到杀害和监禁。
但是我最终没有选择偷渡。
虽然今年初，穆斯林世界连环爆发推翻独裁者的“茉莉花革命”，并迅速传染到中国，一时间，网络上弥漫着号召群众造反的通知，最高潮时，甚至出现大量在几十个大城市的闹市区，同时举行“茉莉花革命聚会”的帖子。共产党慌了手脚，军队换上便装，带上武器，在街头布阵以待。冉云飞被捕了，艾未未被捕了，刘贤斌被重判10年，而在两年前，同一个刘贤斌，才熬完13年的刑期出狱。
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我的朋友、维权律师滕彪和江天勇，因表示要为“茉莉花冤案辩护”，竟在回家途中，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蒙上黑头套，塞上面包车，绑架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我的作家朋友余杰，因公开了自己想写《刘晓波评传》的意图，就被软禁几个月，然后蒙上黑头套，拽到郊外，遭7个人殴打，据说还被拍了裸照。
中国已经沦为黑社会，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绑架任何人。“被失踪”一词，成为2011年的网络流行语。作家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某天路过北京三里屯附近的“苹果电脑”专卖店，突发妙想，就回家在推特上发表一帖：茉莉花革命的下一波聚会，于某年某月某日中午12点整，在三里屯附近的“苹果电脑”专卖店门口举行。这只老鼠，喜欢开玩笑，却没料到，这玩笑开过火了，因为两个小时后，警察就顺藤摸瓜，找上门，把她给抓走了。在派出所里，老鼠一再辩解，一再悔罪，自己的玩笑开得不是时候。但警察不相信。老鼠一直被关押到假想的“下一波茉莉花革命聚会”时间过去，在那边埋伏的线人回来报告什么也没发生，她才被勒令写了三份情真意切的《悔过书》，保释回家。
老鼠的胆子容易吓破，所以她鬼鬼祟祟对朋友说：以前江大肚子泽民当政时，还能说说笑话；在这胡小苦瓜锦涛手里，连玩笑也不能随便开啦。
我极少上网，与“茉莉花革命”无关。但我坐过牢，是前政治犯，我记录中国监狱的残酷自传，被抄走了两次，当中国官方得知《我的证词》要在台湾和德国同时出版的消息，就多次派地方警察到我家，间歇性软禁我，并明确表示，我的出书行为违背中国法律，如果我一意孤行，就会坐牢。他们也提到《上帝是红色的》，认为它诬陷了历史，煽动了地下教会，怀着与“茉莉花革命”同样的反政府动机。
3月28号，当局又宣布，我又被禁止出国了。而我己经接到美国和澳洲两地的文学邀请！特别是拉什迪先生、也就是因写《撒旦诗篇》而被伊朗宗教独裁者霍梅尼悬赏500万美金追杀过的那个人的邀请。预订的飞机票也作废了。德国、台湾、美国三地的出版社，因考虑到我的个人安全，都将出书的计划推迟了。
作家，特别是见证这个时代的作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有时候甚至比生命都重要。刘晓波是我的老朋友，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进了牢房，但我不愿意进牢房，更不愿意因为进牢房，而被高墙外的人们当作“自由的象征”。我必须要走出中国这个无形的大监狱，才能随心所欲地写作和发表，我有这个责任，让全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被经济腾飞的假象所掩盖的中国，一个民怨沸腾却麻木不仁的中国，一个不断扩散的垃圾场——它的垃圾价值观最终将污染整个人类。
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我必须作出选择。
曾经，我也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西方的外交努力上。直到有一天，某某大国的外交官告诉我，他们的斡旋失败了。没任何办法，因为“共产党已经疯掉了”。至少在“茉莉花革命”期间，共产党拒绝谈“人权问题”，因为“所谓人权的背后，是要我们放弃政权”。我说，这就是西方近年来，只把中国当作生意伙伴的结果！外交官报以苦笑。
该上路了。我已经53岁，过了孔夫子所说的“知天命”的人生界限。
我这一辈子跨过两次坎儿：1960年，我两岁，差点被饿死，这年全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1989年，我朗诵《大屠杀》，随后入狱，差点自杀身亡。这第三个坎儿，也就是眼下，我必须要跨过去。为了我怀里的几部书稿，我要走。
我掏出三枚古铜钱，连抛六次，然后翻开《周易》，找出卦辞。中国人讲究“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层意思是，天道是可以说出的，但不能用寻常的语言说出；第二层意思是，天道是可以在地上走出来的，但不能用寻常的步子走出。于是我采取了一种不寻常的步子——首先，我没有按照和警察长期打交道的潜规则再次和他们谈判，请求他们放行；其次，我不顾禁令，跑到了天高地阔的云南，虽然是夏天，我却如一只冬眠的老鼠，一动不动地积蓄我的能量。我在底层厮混得太久太久，我太不像个作家，也不是个经常在网络发言的公众人物，但我熟知老鼠洞里的腐败的中国，说不定在洞中七拐八拐，突然间就自由了。
我先后获得了美国、德国和越南的签证，就继续按照天意，关闭公开使用的手机，却暗中与我的德国朋友廖天琪联络。几天后，我抵达某个边境小城，滔滔不绝的河流，对岸是越南，三三两两的偷渡船往来着，而我选择从桥上的口岸走出去。
整夜暴雨如注。在旅馆房间梦断之际，先后有三只水淋淋的野鸡敲门，虽然我同情她们，觉得在电闪雷鸣中，讨生活真不容易，但还是断然谢绝了。第二天，也就是2011年7月2号上午10点，我走向百米之外的边境。
我以为自己会被拦截，却奇迹般过关。在桥的另一端，我和协助我出逃的黑道朋友重聚。他为我找了个当地导游。接着，我在越南老街省逗留了一个下午，朝觐了孔夫子庙。当夜色渐渐降临，我登上去河内的窄轨火车。这样的老火车，让时光一下子退回到1980年代的中国，我才20多岁，经常搭乘这样的火车去远方流浪，怀里还揣着金斯伯格的《嚎叫》。
我是个中国乡巴佬，我不敢闭眼，不敢吃同坐的越南大娘递过来的水果。我保持着习惯性警惕。凌晨四点多，跑跑停停的火车，最后重重地哮喘了一下，抵达了河内。我随着滚滚的灰暗人流，下车出站。许多双手来拽我。语言不通，只能顺水推舟了。我上了一辆充满尿骚味的出租车。他妈的，计价表跳得太快了，几十分钟，就显示了近百万越南盾，相当于近300元人民币。
我把事先写好的越南字递给司机，我在河内市中心的还剑湖边下车。热带的不眠的城啊，还有不少光着膀子的人，沿湖歪歪斜斜地梦游。我背着登山包，在湖边的蜘蛛网般的小巷间，穿来穿去。稀稀落落的，有些旅馆的门虚掩着。我花了一个多小时，进了5家旅馆，终于以人民币100元一晚的价格，落脚生根。
真热啊。空调加电扇，再加把自己剥得光溜溜的，才放松了。我拿出电脑，上网与德国的廖天琪联系。我晓得，我基本安全了，因为河内是个热火朝天的旅游城，估计有上千家类似的小旅馆，中共不可能在这样的大海中，把我这颗大头针给捞起来。
天亮了。我却必须紧闭门窗，把滚滚热浪阻挡在外。我在狭隘的房间，就如同婴儿在母亲的胎宫内，期待着新生。我是在3天后搭上飞往德国的航班的。我被越南海关敲诈了近1万元人民币（他们威胁说，如果我拒绝交钱买昂贵的回程票，就直接把我递解给中共方面），口袋内只剩些零星的该死的越南盾。当飞机动起来的刹那，体内猛然刮起一阵风暴。
我眼前浮现出2010年3月某日清晨，我在成都机场，被十几个持枪武警，从机舱内绑架下来的情景。
噩梦转瞬即逝。我明白这是在河内，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已经53岁的我，脱离了地面，被无形的“母亲”诞生在天空中。
别了中国，被一次次囚禁的我，命中注定，从此开始在地球上漂泊。
2011年8月10日于柏林文学之家
2011年11月28日修改于澳洲布里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