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若命定当行那荆棘之路，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人，以为我辈楷模。此人身世似无非凡之处，而其命运浮沉，则一言难尽。西人伯里克利曾云：吾人当求那可堪永恒纪念之荣光，因这世间万般，终将归于衰颓。
伯里克利所言何物？大可不必劳神挂念，而我知道，有人正在为我们赢取那“可堪永恒纪念之荣光”，如贵阳有陈君唤作友才者。是以今日在此撰文向您介绍此君，尽管我个人于您的生活而言微不足道，然我依旧坚信，是冥冥中一股不足阻挡的力量，让你、我以及陈西先生得以这种方式相逢于一个神奇的异度空间，在我们相逢的节点之处，是一个饱经磨难的历程，并孕育着我们希望之所在的春天。为此若问我们还能有多少期盼？一切思念与祝福的言语都难以表达，只好对着窗外无辜的原野轻声嗟叹：但为君故。
陈西先生生于一九五四年，本名陈友才，因慕西方文明而更名陈西。一九八零年代涉足当时遍布中国的民主沙龙活动，曾当选贵阳沙龙联谊会会长。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以骨干身份参与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爱民联”成为贵州政府部门头号镇压对象，他因而获刑三年。一九九五年，陈西先生参与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组建，与同道诸君试图为冲击党禁，而捐身为先驱。同年，民主党贵州分部诸君纷纷被捕，陈西先生以该案第一被告身份获刑十载。二零零五年出狱后，致力于建设贵州人权研讨会，二零一一年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再度获刑十载。
在此罗列其政治异见履历，是想先向诸君做些许简介。而笔者本人更愿意以一名私人朋友的身份向诸位介绍此君，并不胜荣幸。
我与陈西先生私交甚笃，这种情谊很难用“师长”或者“朋友”一类的词汇来表达，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也许我们相隔万里，而我却仿佛知道他此刻正在做着何事，以及举手投足之间微小的表情变化，好似与生俱来便命定同生共死的手足袍泽，或曰，正是如此。尤其在得知他被捕，那种骨肉分离的痛楚再次袭来之时，仿佛一个天上的声音，一遍一遍重复着告诉我：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归宿！
二零零六年初，我第一次见到陈西先生，那时天色未明，春寒料峭。闻说我到了贵阳，他便到汽车站上相迎。他已年过五旬，饱经磨难，而脸上却依旧挂着男孩式的腼腆，我们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相视而笑，仿佛都想要相互表示一些亲热，却又在举止间欲言又止。那时候，他说话还很结巴费力，一句普通的家常话，他要分作几截才能吐出。每说出一个词，都需要绞尽脑汁才能想到下一词应该如何出口，一段话说完，半个钟头不知不觉过去。十余年牢狱生涯在他身上留下的巨大创伤，没有身陷囹圄的人很难想象，那个人间炼狱足以使人的语言功能都受到严重损伤。
陈西先生性温厚，与他相识多年，从未见他有过与人相争的场面，亦从未有听闻他曾发过高亢之声。哪怕是与那些贴身跟踪、限制他自由的人在一起，亦是如此。那些贴身跟踪的人规规矩矩尾随在他身后，有时照面，他必报以微笑，然后那些人恭恭敬敬呼他为“陈老师”。贵阳之于我，就像是另一个故乡，在那里，在我的朋友中间，没有人将我当成外人或客人。有时人们会因一个问题分歧而起争论，在这种时候，我从未见过有陈西先生起而批评他人的景象，反倒是另一种场面时有发生：陈西先生成为某个争论话题的中心，他成为几乎全场共同的争议对象。在这种时候，他往往脸上挂着略带些许歉意的微笑，不声不响地坐着，既好似处在争议的中心，又仿佛置身于争议之外。
这位看上去有些木讷和迟钝的男人，其灵敏与果敢又超乎常人之所想象。在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即他刚刚出狱第二天，立刻投入到为“贵州公民人权研讨会”的奔走之中。贵州的“公民人权研讨会”，是一些普通市民们的自发聚会。人们因人权这个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而聚集在一起，各抒己见并相聚甚欢。在实质上，这样的聚会与公园里那些戏曲爱好者们的弹唱聚会、公路上自行车爱好者们那些骑行聚会并无区别。
然而在中国大陆，聚集在一起探讨人权理念，遭到了来自当局的敌意。这个政权不欢迎“人权”之类的价值观念进入中国，尽管它以中国政府的身份，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成为签约国意味着对人权这种价值观念的认可和对其负有推广与捍卫的责任，其治下民众聚论人权，理当支持与鼓励。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此，笔者无意耗费大量篇幅去议论当局如何窃中国人民代表之名，签署两个人权公约的同时并公然践踏之，行出对外卖国家尊严、对内侵犯人民权力之勾当。笔者想要介绍予诸君的，是一个赤子，一个苦难的家庭的支柱，一个刚刚遭遇十年炼狱之苦、连语言功能都还未恢复健全的人，在他重获相对“自由”的第二天，便热忱投入到为这个国家，或曰为你我同胞之人权而努力奔走的事业之中。这种精神与情怀都远远超过了普通的热情，我相信，这种深厚的情怀来自一种挚爱，这种挚爱究竟为何物？也许，如伯里克利所言：可堪永恒纪念之荣光。
此举并非易事，陈西先生一九九五年的同案，兼其挚友黄燕明先生曰：在中国，能够在长年坐牢出狱之后，不需要任何调整恢复，第二天就能投入奔走之中的只有三人：杨天水、朱虞夫与陈西。（笔者补充：至少还有一人，是武汉的秦永敏先生，黄君在说此话时秦永敏先生仍系狱。）
关于杨、朱二君，他们皆堪称中国大陆异见者之表率与楷模，亦如陈君一般饱受磨难而矢志不渝，此间，我们暂不多加介绍。
在中国大陆，一位政治犯，或者一位人权灾难的标本，他所蒙受的迫害，并非由他一人承受，而是由他所在的那个家庭，来共同负担他那些苦难的命运。之于我而言，数年过后，我已默默习惯于这种骨肉分离的痛楚，然而之于他们的家人，却远非如此。在他们入狱之后，他们的亲人将担负起另一种沉重而深厚的命运。据说，在一个恐怖社会里，对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而言，来自家庭的支持，是他们最强大的力量源泉。在他们系狱期间，他们的家人不仅要担负起这个苦难家庭的全部责任，还需要承受来自专制当局的巨大压力，以及几乎无时无刻的思念煎熬……
在家人的悉心照应下，他生命中的各种机能逐渐恢复，几年后，他不再结巴，坐立行走利落抖擞。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艰难而充满难以预料的变数，多舛的命运不可捉摸。六年之后，陈君重陷囹圄，再见时只恐你我皆已华发。我想象着下一次当他出狱时，再见到他的情景，那种场景已经超乎我的想象，就如同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平静而亲近的氛围，亦是先前从未料到一般。
我记得我曾问他：出狱后作何打算？他回答愿以撰稿为生，在表述自己人权理念的同时，亦可以得些许稿酬。“过去我坐牢期间，所有的负担全都落在家里人身上；现在我回来了，不敢说为家庭做什么贡献，至少我能自己解决自己的生计，不给她们添负担。”他如是说。那时，他和夫人及他们待字闺中的女儿住在贵阳一个偏坡之上，那个偏坡拥挤、杂乱，充满来自社会底层的喧闹和肮脏。在这个全中国最穷省份的省会，似乎没有多少光彩值得可书之处，唯有来自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坚持与牺牲，为这座城市的未来谱写着荣耀。
贵阳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在红中国的民主潮流里，拥有最坚定的品性和最精诚的团队。他们今日淹没在这贫困而杂乱的城市，你无法将他们从茫茫人海中分辨出来，然而我坚信终有一日，你会满怀着敬意注目于他们，就如同我们曾经满怀敬意地注目着那过去百年来为这个国家文明的未来而不懈努力并勇于牺牲的先辈们一般。
但是请你莫要忘记，在他们身后的基石，那一个个伟大的家庭。当我们将目光重新转向陈西先生，有一些小小的故事，这些故事仿佛微不足道，而若是有朝一日听闻，却又久久无法从我们心头淡去。在我遇上他之前，亦即在二零零五年他出狱之初，他岳丈和一众亲戚给他凑了百万巨款，给他拿去，让他谋份营生，但有个条件就是：他从此不能再去追求那被视为“反革命”的人权事业。若是他仍旧坚持要去干那“反革命”，必须与家庭从此断绝关系，和自己的太太离婚。
当对我说起此事时，他仍然结巴得很厉害，某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弥漫在空气中，令他的结巴变得更加厉害。我想象着，他面对如此场景时的心绪，但无论如何我也想象不出。
有另一种痛楚的犹豫，是我可以想象的。那时他仍在狱中，狱方拿着早已写好的认罪书，要求他签字，只要他在那几页纸上落上自己的名字，便为他减刑，减刑幅度巨大。
“那时我多么想签下去，我甚至一秒钟也不愿意留在那里，我多想回到家人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想象着，下一分钟，她们就在我身边……我犹豫了很久，甚至都已经抄起那支笔来，但是当我真的想要在那几张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却发现无论如何都做不到，那笔拿在手里，可就是落不下去，落不下去……”
我能想象那痛楚的犹豫，但这一次，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痛楚，它早已超出了我的一切人生经验及一切对未来的预期。
我问：“那你怎么答复？”
“我爱人虽然不愿意，但是……”他犹豫了一下，“我对他们说，这件事我还要问问我的女儿，她是家庭的一员，这件事里也必须有她的意见。于是大家把我女儿叫来了……我女儿当然站在我一边……”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他从此又走上了为人权事业奔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和这个家庭的宿命，似早已定在冥冥之中。
这个毁灭着人类日常伦理和情感的政权，无情地蚕食着我们几代人的命运，将我们变成草芥和蝼蚁，或者它钢铁机器上的一颗螺丝。这个钢铁巨鳄靠吞噬我们的生命和灵魂来养活它自己。是以，向那些敢于挑战它，并因此饱经磨难的人们，向陈西先生，他的太太张群选女士，女儿陈仁杰女士致以谦恭的敬意，并借此敬意与子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