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左3）张友渔（左1）严家祺（右1）1988.5.12
李慎之是当代中国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我和李慎之共事八年。他刚开始是我的同事，後来成了我的领导。在漫长的八年时间中，我与李慎之的接触和交往频频。我没有感到他是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没有感到他“伟大”。当李慎之在1999年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後，我才知道自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一九八0年，胡乔木把李慎之调入社科院，让李慎之负责筹建美国研究所，正值张友渔筹办中国政治学会，李慎之和我常参加政治学会的筹备工作，这样，我们就慢慢熟悉起来。我不知道李慎之“右派”出身，只感到他说话随便、思想开放，在政治学会成立前，我写了一篇《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文章，准备在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当时我在哲学所工作，社科院没有人专门研究政治学，我请李慎之看，李慎之看了对我说很好，这样，我就把这篇论文提交政治学会成立大会。
同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李慎之当选副会长。
一九八二年，国际政治学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当时，中华民国的政治学会是国际政治学会的会员，李慎之对我说，胡乔木不赞成中国政治学会加入国际政治学会，但中国政治学会作为“观察员”可以去里约热内卢看看。李慎之没有去里约热内卢，我却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里约热内卢会议。
李慎之当上了社科院副院长後，分管“国际片”研究所和政治学所。李慎之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又是政治学会副会长，所以，凡是有外国政治学专家、教授来访，经常是我陪同李慎之会见。宴请外宾时，我常常大喝可口可乐。一次在餐桌上，李慎之瞄了我一眼说，喝点酒，少喝可乐。后来又重提此事，这是李慎之唯一对我的“批评”。
一九八八年，我与李慎之访问美国。在波士顿附近的普利茅斯移民村，我们一同登上了“五月花号”船。李慎之象“导游”一样，向我介绍“五月花号”船和美国建国经过。他说，“五月花号”上许多人是基督徒，因为受宗教迫害来到普利茅斯。这一天，我与李慎之谈得很多，因为我在这一年早些时间已经来过美国，参加过华盛顿的“祈祷早餐会”，我问他基督教徒如何理解上帝。李慎之就向我大谈“上帝”和人的理性与良知的关系。我这才明白，良知的声音最接近上帝。
也许李慎之感到我单纯，对我说话非常随便。有一次，我们在“全聚德”吃完烤鸭回社科院，一路上，李慎之对我讲，他这辈子有两个发现：一是“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二是“当一个人没有性了，整个世界就变了。”我当时非常震惊。与他讨论“第一个发现”时，李慎之说，到下一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分歧了，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天。但对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我却不敢与“院领导” 讨论。几天後，李慎之叫我去他在建国门外的家，看到李慎之一身便装，些许佝偻，略显苍老，一旁的老伴“高头大马”，体魄键硕。联想到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我似乎明白了。
社科院的人以写文章为业，李慎之不写什么文章，我一直感不到李慎之有什么“自由主义”思想。最大感触是，当他的“下属”可以随便说话。“六四”前，社科院有人贴了“大字报”为学运呼吁，因为，“文革”後没有人再贴大字报，作为副院长的李慎之公开说，不要在社科院内贴大字报，要贴大字报就应贴到街上去。李慎之反对“六四屠杀”，并公开说“不在刺刀下当官”，因而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职务。
李慎之是胡乔木的好友，他对我说，他与胡绳、钱钟书等人常去胡乔木家做客，吟诗作赋，切磋韵律；但是，他对胡乔木的许多极左作为和整人手法并不认同。即便在邓小平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仍视老友于光远、王若水、于浩成等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为真诚的朋友，时常往来。
八十年代末期，胡乔木第一次访问美国，他非常重视这次行程，邀请李慎之伴行兼做翻译。李慎之婉拒了胡乔木的邀约，推荐赵复三陪同。李慎之对我说，他的英文比不上赵复三，更重要的是，在这敏感时期，他不愿意让人们误解他与胡乔木的关系。
为了阐述李慎之的“第一个发现”，我以《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为题，写了一篇长文，一九九0年五月十二日，刊登在《欧洲日报》上。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至今还没有能力论证。
现在，我已经不再单纯从文字上识别人的“信仰”或“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础，是承认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唯有人有“权利意识”，每一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意愿行为或不行为的权利；承认任何人的理性都有缺陷，不总是完善的，因而，在行为时容易犯错误。我与李慎之交往中，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写在文章中，我体会李慎之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没有人能一贯正确，要承认任何人的理性都有缺陷。两个“基本点”，一是对人“宽容”，二是说话做事都接受自己“良知”的指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前夕，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在网路上传播，後来又在海外报刊上发表。李慎之说：“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确实立下了历史性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他呼吁中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序言中，李慎之写道：“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文章，高举着自由主义旗帜，在中国、在海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李慎之用他的行动和在中国专制环境下的自由言论，充分表明，他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一位有伟大人格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