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大浩劫开始于1958年

承前启后的1958年是承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启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之后，毛泽东开始制造大饥荒的关键之年。

1958年在中共党史中是党内高层尖锐、激烈、复杂政治斗争的一年，但是在官方党史、国史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年的政治斗争，只着重描述了荒唐的大跃进。实际上，毛泽东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春天的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和秋天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发动了高层的的反右倾斗争，批判了党中央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云和刘少奇，军队的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肖克、宋时轮上将,以及地方上的潘复生等一批省委书记。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正式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性质的决议，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因此，1958年是承先启后的一年，继承了1957年社会反右派斗争的运动气势，主要斗争矛头的指向由广大知识分子转向党内高级干部，并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为把全党全国领向大饥荒的地狱之路打开了黑暗的大门。

冯客教授打破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大饥荒”的定见，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大饥荒”实质上应看作从1958年至1962年历时5年的中国浩劫史，将造成大浩劫的开始年度定位于1958年。我认为，冯客教授的判断，是正确的符合史实的科学结论。对此，我做一点补充论述。

二、毛泽东在1958年进行反右倾斗争之后，迅速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逼使农民走上大饥荒之路

1、1958年毛泽东从政治思想上首先向周恩来开刀，在最高层发动反右倾斗争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十位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矛头直指周恩来，逼使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的要求。毛泽东从政治思想上发动了最高领导层的反右倾斗争。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发言中针对周恩来提出过“反冒进”的口号进行驳斥：“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认为十个指头，只是一个长了包。“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并且，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的政治联系起来上纲批判：“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毛泽东还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使用的办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公开赞扬柯庆施1958年初在上海市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认为“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过，是不多了。”1月16日在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文章，当众出周恩来的洋相，他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在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了群众。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在3月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他还强调，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毛泽东还提出，要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不给反对者提供口实。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出快是总路线的灵魂。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大冒进、大跃进成了全党必须执行、遵守、贯彻的总路线。
反冒进的周恩来被毛泽东狠批以后，只有不断地违心地和逐渐驯服、顺从地做检讨，改变过去还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1956年6月起，周恩来压缩过高的预算和计划指标，提出“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建设方针，对于毛泽东坚持增加预算的意见，周恩来亲自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就离开了北京。（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1958年毛泽东终于对周恩来的反冒进口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上纲到“非马克思主义路线”，“右派差不多的边缘”，被柯庆施的文章压倒了，明确表态“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不断检讨中，还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要求。虽然，邓小平主持的会议，未同意周恩来辞职的报告，未上报。但是，从1958年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政治性警告以后，周恩来再不敢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只能成为毛泽东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善于体会、理解毛泽东内心意图，并加以具体贯彻落实、实施的“大丫头”（李锐的评语）。

这样，1958年毛泽东用政治批判压服了、降服了周恩来，整个国务院系统，就成了毛泽东具体推行大冒进——大跃进的执行机构。党的系统，原来刘少奇支持和同意周恩来反冒进口号，到八届二次会上做工作报告，也跟着毛泽东的调子批判反冒进，认为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农业发展、生产建设。刘少奇、邓小平领导的党的系统变成了毛泽东大跃进的指挥部。因此，1958年毛泽东通过几次会议，收降了反冒进的周恩来，并使周恩来及国务院各部委站到大跃进的第一线，不断提出具体的各方面的高指标。因此，1958年毛泽东从政治思想上批倒了周恩来，将反冒进的领军人物改造为大跃进的带头人物，这就为全国的大饥荒准备好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基本条件。

2、1958年毛泽东从组织上将一批左派调入政治局和省委，批判、整肃一批省级干部，打下执行极左路线的组织基础

1958年为了推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极左路线，他在中共中央及省级干部队伍构成中进行了重要调整，以反右倾保守主义的名义，批判、整肃、打倒了一批实事求是的高级干部，在许多省打出了“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同时将一些跟风趋势的极左派调入中央或担任省级领导。这样，毛泽东在1958年已经为大饥荒打下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基本干部队伍，以贯彻落实他的极左政策。

1958年5月毛泽东首先把带头支持农业合作化、提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右倾的”极左派柯庆施，从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书记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另一位老左派，中央西南局兼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也成为政治局委员。接替被毛泽东批判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谭震林掌握农口实权。打入冷宫、赋闲养病的康生，也重新复出，插手文教战线。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也担任国家计委、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要职，为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极左文件进行起草工作，把毛泽东的乌托邦幻想和浪漫的诗歌式语录转变为正式的、规范的可以操作的政策，成为形成大浩劫的重要文件与法规、章程。
同时，毛泽东支持各省左派造反，进行反右倾斗争，不断揪出反党集团，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未经省委讨论就公开指名攻击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竟然拍手支持。毛泽东的反右倾、大跃进的副帅邓小平奉命到地方点火反右倾，1958年1月邓小平说，甘肃对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梁大均的斗争不能含糊。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很快就宣布省委内部揭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从1958年到1960年，甘肃19万人挨批，4万干部被开除出党。包括多名省级干部。浙江省长沙文汉、安徽张凯帆副省长、云南组织部郑敦、河北副省长胡开明以及广东、内蒙古、新疆、青海、辽中等省的一部分领导人，都在1958年落马。这样，毛泽东从组织上、高级干部结构上完成了大跃进的布署。

3、1958年毛泽东在军队高层批判刘伯承、叶剑英军事教条主义 ，并剥夺了粟裕、肖克、 宋时轮的军权，获得军队对毛泽东及大跃进极左路线的坚定支持、绝对效忠地保驾护航。

1958年毛泽东在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在军队高层发动了一场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矛头直指刘伯承和叶剑英元帅。迫使刘伯承这位在革命中屡建战功，建国后主动放弃西南军政大权，投身南京军事学院建设 ，为培养高级军事干部默默奉献的老实人、独眼战将，抱病到军委大会上作检讨。不仅批判了刘伯承、叶剑英，还牵连了军委军事总监训练部的多位领导人。著名的战将肖克、粟裕、宋时轮等人的实际军权被剥夺。1984年批判、整肃、清算刘伯承等军内高级干部的斗争，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对军队的绝对权威，保证了军队任何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及他的路线、思想、讲话的绝对服从，真正做到极左派柯庆施的名言“对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对毛泽东思想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雷锋讲过“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决心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毛泽东就热情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就能使毛泽东掌握整个解放军，调动任何一支小部队、发出任何一个重要文件，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可以放心大胆、高枕无忧地为所欲为，发动大跃进，制造大浩劫，因为有可靠的绝对忠诚于毛本人的解放军保驾护航。因此，1958年具体领导批判刘伯承军事教条主义的彭德怀，一年以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遭到毛泽东批判，被抛出来时，高级军官们又一边倒向毛泽东，狠批彭德怀。在1959年负责彭德怀专案组的是贺龙元帅，在1966年毛泽东又抛出贺龙，说他是大土匪、叛徒、制造“二月兵变”，高级军事干部又一边倒地按照毛泽东的号召狠批贺龙。这都证明，1958年毛泽东在军内的斗批刘伯承的策略，在军队内部是极有成效的，毛泽东得到了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有军队的保驾护航的保证和臣服，毛泽东大胆地无所顾忌地开展了大跃进，加速启动了大浩劫。

4、1958年毛泽东在制度建设上完成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开始实行毛泽东的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共产主义，大浩劫启动了。

1958年毛泽东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及军队内部开展了高层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夺取了党内路线斗争的领导权、话语权和最终决定权，从周恩来到刘伯承都对毛泽东绝对服从，于是毛泽东更为武断地推进人民公社制度的建设 ，不到几个月，全国农村90%实现人民公社化，驱赶农民走进大饥荒的绝境。

对中国基本矛盾的判断，1958年的八届二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总路线，实际上肯定了1957年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观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及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决议中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毛泽东这种极左理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根本原则。但是，根据毛泽东1958年对陈伯达、吴芝圃在河南的人民公社试点所作出的判断：“人民公社好！”，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 建立农村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甚至还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头脑发热到极点的毛泽东不仅发誓要更快地在经济上超英赶美，而且还想在政治上比苏联更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世界伟人，重建中华帝国，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1958年几个月中就实现了全国人民公社化。对于毛泽东疯狂的大跃进，即使看清了这是伟大的空话，多数人还不敢戳穿，都采取周恩来逆来顺受，唯命是从的态度。个别敢学海瑞的高级干部，彭德怀、张闻天遭到了悲惨的下场，教训了所有的干部，左比右保险。即使如此，还有350万干部讲了真话，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样，在毛泽东威逼的淫威下，具有个人迷信思想和顾全党的团结、大局为重思想的党的各级干部，自觉不自觉地、被迫或自愿地努力贯彻建立人民公社的党的方针，领导全国农民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陷阱中去。

人为制造的大饥荒的罪责，毛泽东是主要的责任人。试举一例。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毛泽东又发动了全民炼钢运动，工业以钢为纲，1958年一年中钢产量要由535万吨翻番到1070万吨。由于洋法炼钢不可能完成这样的高指标，全国又发动土法炼钢，农民砍树砸锅炼出烧结铁，滥竽充数。据李友九向石山讲过，1958年秋李友九随同谭震林见过毛泽东，反映农村劳动力过多地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粮食可能会烂在地里，收不回来。毛泽东的回答是：“烂就让它烂吧！”由此看来大饥荒确确实实是人祸，而不是天灾，真是毛泽东及其帮凶们制造的大浩劫。一方面毛泽东号召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是张鲁五斗米道一样的共产主义，放开肚皮吃，支持大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一方面又不让收回地里的粮食，会让烂在地里。这样，出现饿死人、人相食的悲剧就是必然出现的结局，编剧、导演就是毛泽东。
总之，1958年是毛泽东制造的中国大饥荒这场大浩劫开始之年。

三、在中国出现大饥荒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罕见的人为的大饥荒，而其他国家（除了苏联）罕见？为什么几千万农民坐以待毙，不反抗、不起义？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无产阶级专政压力和毛泽东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强大政治压力以外，还有中国自己的特殊的社会基础和群众思想条件。

1、1958年发疯的和沉默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应当是有良心的先知和受难者的代言人。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把几百万敢于讲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阶级敌人，广大知识分子沉默了，变成政治哑巴。可惜，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狂热中，领袖发疯了，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也带头跟着发疯了，郭沫若、周扬主编《红旗歌谣》，收集了最狂热的豪言壮语：“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胡绩伟在反思1958年的历史时，认为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中国引进了疯狂时期，人民日报也进入了“疯人办报”的阶段。不能说当时是“众人皆醒一人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疯狂。当时疯狂的人有一些是看风转舵，一些是溜须拍马，假报高产，更多的是“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压出来的人，明知不对，说谎为佳。也有很多相当清醒的人，只是被“反右派”斗争镇住了。胡绩伟承认：“我也有些‘看风使舵’，甘心当驯服工具。总的来说，在整个疯狂时期，我也是跟着发疯的。”人民日报老记者李克林回忆1958年报纸，“当时人的思想，真实与想象，现实与幻想，纷纷然交织在一起。我们是在办报，又好像在做诗；是在报道事实，而又远离现实。”“1958年人民日报“七一”社论说，帝国主义说我们人口多是‘不堪重负的压力’，人多能生产粮食，只要我们需要，我们是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当年的共产党人、许多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入了“全民皆疯”的疯狂岁月。（《胡绩伟自述》第二卷，第126、129-131页，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发疯的年代中，毕竟出现了思想家顾准、敢于隐晦地指出大跃进是“伟大的空话”的邓拓等极少数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很可贵地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有傲骨、讲真话、舍生取义的品格。但是，他们只能遭到打击，也扭转不了领袖和党的疯狂——全国走向大饥荒的悲剧。

2、1958年中国人默默承受苦难，源于民族主义狂热、个人迷信和奴性心理的悲剧性化合。

非正常死亡的3700-4500万人，在悲剧产生之前的1958年和以后的饥荒年月，为什么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抗与历史上不断重复爆发的农民起义？什么社会心理因素，使几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默默承担了大饥荒的人为灾难而不作对抗性斗争?

主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遗传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狂热，在近几百年来中国受到列强欺凌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夺取了政权，敢于同最强大的美国在朝鲜进行武装对抗，敢于同苏联比谁先进入共产主义，唤醒了被压抑的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狂妄自大的自尊心，为了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幻觉中的美丽远景，愿意牺牲小我，承受苦难，自以为是一种高尚的壮丽的献身精神。同时，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蒋介石的腐败政权在革命、建设、对外战争中都有明显的成就，使许多老百姓从内心歌唱毛泽东像太阳、共产党像爹娘，强烈的个人迷信心理使人们无条件地信任领袖，真的相信“人民公社是走向天堂的金桥”，绝不怀疑是走向地狱的绝路，相信领导人讲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三年自然灾害”等谎言，不去追索真相，稀里糊涂地告别了人间。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鲁迅指出的中国人不仅是奴于身者，更可悲的是奴于心者。沙文汉讲的，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论统治者是皇帝、总统、主席或总书记，实质上是奴隶社会，是奴隶主与奴才和奴隶的关系。在大灾荒开始出现先兆的1958年和成灾期间，被训练成可怜的奴于心者的奴隶，宁肯自己饿死，而不愿、不想也不敢反抗奴隶主。正像白音恂《中国的政治精神》所说：“在历史上，中国人总是喜欢单一的、明确的权力。”“中国人对混乱有一种古典的反应，就是去相信一个统治者、一个政党和一种思想。”“他们总是信任最高人物，从而也易于相信：皇帝是好的，但被贪官污吏搞坏了。”（转引自林贤治：《国民性批判问题的答辩记》，《随笔》，2009年第二期，第54页）

3、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不敢为真理而斗争是由于“愚蠢的忠诚”和“忠诚的愚蠢”

张劲夫在追悼张爱萍的文章中，回忆他们在1959年会议上都举手同意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时，反思自己是“愚蠢的忠诚”和“忠诚的愚蠢”。这个结论，深刻地剖析了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的真实心理和可悲处境。为了不至于陷入遭到批判斗争和严厉处置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苦难命运，党员、干部被迫选择举手赞成毛泽东的出路：宁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绝不能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不敢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思想路线了。确实是“愚蠢的忠诚”于领袖个人，也确确实实是“忠诚的愚蠢”。党的各级干部都陷于愚蠢的结果是三、四千万无辜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是这些鲜血与生命的数字，无情地粉碎了丁关根的“共产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违反事实的定义。即使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仍旧有大批党员干部敢于讲出真话，有365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和重点批判对象就是证明。（罗平汉：《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北京第1版，第225页）悲剧在于许多干部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总之，毛泽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高层反右倾斗争及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使党员、干部、高级干部和普通群众屈服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压力、暴力，被蛊惑或宣传所蒙蔽，几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地或被迫地卷入狂热的大跃进，一起滑向大浩劫的大饥荒年代，4500万人跟着共产主义的红旗走向地狱。

四、为什么“人相食，要上书”？为了历史教训不被遗忘，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2008年纽约讨论大跃进50周年的会上，杨继绳等人讲到大饥荒，提出那时中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相。会上一位老华侨质问道：“我们原来在美国抬不起头来，现在祖国强大了，我们扬眉吐气了。你们为什么在会上讲人吃人的事？为什么要给祖国形象抹黑？”我和朋友们向他作了解释，他似乎仍然保留自己的看法。也许还有一些人有类似的看法。特别是一些极左派根本否定大灾荒的死难人数的估计，甚至在国内左派一次集会上有位河南听众发言反驳，讲他的老家村里就饿死了人，结果被驱逐出会场。因此，我认为，杨继绳、冯客等学者关于大饥荒的论著是极有价值的，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因为，中国从历史上看，史官必须有史德，即使是官方修史，也要敢于承认和记录“人相食”的惨剧的史实，留下后人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刘少奇向毛泽东讲了很重的话：“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这可能是毛泽东的最大心病。因此，他必须打倒可能追究他制造大饥荒罪责的所有领导人，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打倒彭德怀和批判365万各级干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动四清打击农村基层几百万干部，再发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面内战”，斗死了刘少奇、彭德怀等。这样悲惨的古今中外罕见的和平时期正常年景下活活饿死3700-4500万老百姓的事件，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难道不应该写进历史吗？为了让几千万冤魂亡灵安息，让后代记住历史教训，必须以历史上的史官史德为师，忠实于史实，如实记录史实。而不能象中共党史二卷的作者回避史实，人相食，竟然不上书。历史上只有真正有敢于发出“罪已诏”的勇气、承认“人相食”的事实，才能继续当皇帝。到了20世纪的1958年毛泽东声言“我们绝不发罪已诏”，后来的接班人只善于美化党史，认定承认人相食、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丑化党史，回避了、隐瞒了大灾荒的史实。只能证明，不敢于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思想、作风划清界限，就只能仍然在掩盖、粉饰，实际上是在继承发展毛泽东的错误。自己高唱“始终是广大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难道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饥荒人相食的年代，当时的共产党、毛泽东还是“三个代表”吗？毛泽东把几千万善良无辜的农民，领导到走向共产主义金桥的人民公社制度中，结果大跃进到死亡的地狱中去了。这样的“三个代表”的领导者，早已异化到广大人民利益、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对立面了。他们是破坏三个代表的罪人。领袖可以异化，执政党也可以异化，向对立面转化，这是大灾荒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事实。但是，大饥荒的事实证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天大的坏事，大浩劫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坏事，这同样是历史的真实。邓小平认为，文革的原因主要是制度问题，应当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改什么？如何改？胡绩伟在《胡赵新政启示录》新书中，认为应当改革“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只有进行这样的政改，才可能避免大饥荒、文革这种大浩劫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一步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名言完全适用于毛泽东的大饥荒时期的领导人和执政党，也适用于今天的和明天的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编写、出版大饥荒的书，研究、讨论大饥荒的学术会议都是为了使健忘的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尊重历史、研究历史教训，防止遗忘历史惨剧。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绝不是为了丑化个人和政党。大饥荒的真相和罪责有待继续揭露。

反思大灾荒、大浩劫在中国出现的群众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启示与教训了中国人：必须树立公民理念、抛弃由领导人确定某一个中国人是“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的特殊政治权利，每个公民有捍卫自己生存权与宪法赋予的自由的权利。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捍卫公民权利的最前列，体现出良心、正义和捍卫真理与人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在人民性与党性、真理与纪律、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与斗争中，应当站在群众与真理一边，不能助纣为虐。

毛泽东讲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他在发动重大政治运动、打倒政敌之前，总要先造舆论。1958年是批判高级领导人右倾保守等思想的运动，连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都是先造舆论，结果是1960-1962年的大饥荒。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国际上批苏联修正主义、国内先从文艺思想战线上反对修正主义，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先造舆论，接着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副帅邓小平照此办理，80年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先造舆论，再打倒胡耀邦、赵紫阳，制造“六四”大惨案。到了21世纪的2012年新的领导人又一次重唱毛邓老调：“反对西化、分化，加强思想领域的斗争”，又要按思想分敌我，强化阶级斗争，这是不是为18大、19大制造舆论，令人担心，是否又想发动什么大型政治运动，又将制造新的大浩劫、大饥荒或者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是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民主化、现代化的新时代。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苦难是没有国界的。受难者和所承受的苦难与浩劫，不可能从人类、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被消失。4500万大灾荒大浩劫中非正常死亡的善良无辜的中国人，几千万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死难者，没有被有良知的人们遗忘，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历史见证人，我真诚地感谢所有研究大饥荒的学者和支持这种研究与讨论的基金会。华盛顿建立了共产主义死难者的纪念碑，虽然没有刻上大饥荒逝者姓名，却是纪念他们的墓碑。这次学术会议正是纪念这些无辜的沉默的悲惨的死难者。中国和世界上的正直的善良的人们，永远怀念这些受难者。希望在亿万人苦难地生活和悲惨地死亡的祖国能够尽早地出现大浩劫纪念碑、博物馆及有关研讨会。让几千万游荡在天安门上空的无数冤魂幽灵，大浩劫中的逝者能真正安息！

2012年1月15日于北京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