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童之伟教授的报告(《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也产生了与XUPING君同样的疑问。拜读了XUPING此文(《掠夺》)，自然也认同XUPING的结论。
童教授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推进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重庆高层给全社会留下了制定和推行一项剑指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强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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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一大的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身家第二大的私营企业家、“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算重庆身家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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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亮被执行死刑后，其妻左保书告诉记者说，“从查封到拍卖，我们的财产是怎么处置的，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原来私营企业家被通缉、被捕或被判刑后，其所属企业的资产均由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或指定的国有企业托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涂账;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这些私营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执行，都是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的。地方公权力部门、国有企业借打黑巧取豪夺和直接强占私营企业财产的情形骇人听闻。
XUPING君认为：
很显然，权力的这些“打黑”、“打击集资诈骗”等行动的性质，就是两个字：掠夺。
中共执政之初，在允许私营经济存活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就通过三反、公私合营等手段，将它们掠夺干净。随后，又时而允许“三自一包”、时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之：当经济上遇到了麻烦时就放松;而一旦经济难关过了，就又在政治上大打出手了。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个体经营”的政策刚实施时，不少人的最大反应是“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哪一天政策又变了，不但他们的经营成果要打水飘了，更难以预料到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我还有三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得到XUPING君或其他网友的指教：
一、像重庆的首富、二富、三富这样身家过亿的富翁，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能够做到包括其第一桶金在内的全部资金都是干净的、合法的吗?其管理机构及其旗下的全部子公司、分店的各级雇员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法律秩序管理、经营、操作的吗?其融资、物流、审批、通关、营销的全部规程和实际操作过程，总之，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都是诚信、健康、良性即符合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到完完全全没有官商勾结的任何龌龊勾当，没有丝毫潜规则的斑斑劣迹，没有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卑劣违法、欺诈行为吗?
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从第一桶金起，真地能够在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乃至一切细节中做到这一切，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里发家致富到身家过亿吗?反之，如果只要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吗?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不是黑社会组织的商业机构和社团吗?如果不然，我们打黑的时候凭什么只打这一家，不打那一家?只打这一层，不打那一层?还是所有发家致富的通通都要打?都要像20年前某人宣称的那样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就像改革开放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让所有人一夜之间又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普遍贫穷、普遍匮乏?还是有多少这样的龌龊勾当和斑斑劣迹的纪录，才能够定性为黑社会?那么这个量化标准又应该由谁、根据什么来确定?
二、这究竟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是商家的问题，还是官家的问题?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地位?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些问题不是证明了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健康的市场体制，而是畸形的病态的市场体制或者干脆叫做官家垄断体制?证明了我们的跛脚的改革已经使中国市场经济走上了特权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
如果这些商家就是应该打击的，那么首先应该打击的不就是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滋生他们、陷他们于不义的那些官家，和这个体制?凭什么只打这些商家，而不打他们背后的官家?也许，打黑主持者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而是要待其上位以后才能够图穷匕见?莫非，重庆打黑的真正目标，就是我们的现行体制和推行这个体制的官家，也就是主持者的上级、前任和执行上级和前任的路线和政策的所有官家(文强只是他们一个中层的代表)?如果真如此，大戏还在后面?大幕还没有揭开?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应该通过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针见血指出的用“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改革来解决?我以为，这种“掠夺”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是比暴力土改和专政式对私改造的掠夺更加粗暴更加野蛮的暴行!因为那种掠夺多少还有一点“杀(劫)富济贫”的诚意，是对历史上帝制特权王朝留下的遗产的剥夺，而目前这种掠夺，就只能是借“杀富济贫”以自肥了，而且是在自己的王朝自己导演的一场出尔反尔的骗局和丑剧——一方面官家首先以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龌龊勾当和潜规则“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以便共同进行最野蛮的原始积累和圈钱圈地，另一方面官家随后又借打富“娼”——剥夺早期与之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商家来自肥致富!
三、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逼良为娼，一会儿打娼自肥，在我们普通公民看起来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说官商勾结是第一次自肥，那么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总之官家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因而绝无不安全之虞。但是仔细想来其实也并非如此。一来官家也是由一茬接一茬的不同成员组成，且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的利害立场情感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而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都必须通过激烈的勾心斗角来博取，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也未必安全，更谈不上永远安全。最近的事变居然比人们的预期更快地证明：黑打打黑式的野蛮掠夺，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重庆部分普通公民得到的暂时利益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因为“杀富济贫”不过是打黑自肥者掩人耳目的幌子。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现在，连在打黑中屡立战功的功臣也不安全，不论他是畏罪潜逃，还是挟“料”自重，总之他也要逃离体制去借用外力——“敌对势力”了。(此计不成，他就只能步了文强的后尘。他的结局现在还很难预料。)而他的逃离又必然加速打黑主持者的危机的到来。所有这些，本来都是官家自身的逻辑形成的，可以说，他们只是自导自演、自作自受、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罢了，与我们普通公民几乎无关;这里面，既没有我们的过错，也没有我们的功劳。受益受害，我们都是完全被动的，毫无发言权的。打黑维稳，难免伤及无辜，却又绝对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加速了他们自己的内讧和内乱。
当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最善良的人们的质疑时，这就与我们息息相关了。人们要问，现在这个体制还会安全吗?也许这正是体制根本变革前夜的征兆?从某种角度来说，重庆打黑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良好契机?
其实契机一再闪亮，并且一直存在，关键还是我们上上下下是否抓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