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於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滴地积聚公民社会的力量。
辞旧迎新的改革希望
虽然现实未有多少改变，但是希望从来也没有远离，这个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联翩。
首先，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人们像当年一样渴望沉闷中的一声惊雷。这声惊雷原本期待在九年前“胡温新政”伊始响起，却被代之以“和谐社会”，改革的空间不长反消。然而，当人们在不久前听到总理温家宝谈到“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时，再一次心潮澎湃地，准备原谅九年苦等，对胡温政权的尾声寄予厚望。
其次，继近两年频繁谈论政改之后，温家宝今春再次成为话题明星：首次正面回应阿拉伯之春，称“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他还借“南巡”纪念之机，重提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而且，在乌坎村民通过顽强抗争实现民主选举之际，他要求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强调“没有程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红之都的英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戏剧性地从成都美国总领馆被解押到北京，让“重庆模式”的前途和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暗战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而《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大谈“冒风险也要改革”，因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被认为是这个八卦的严肃注脚，意味着高层已达成改革共识，十八大之后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还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体谅和尊重。同时为了不让希望再次被“和谐”，不让生命被耗费又一个九年，我们也不妨趁此机会，讨论几个问题.
政治改革必须是死路一条
《人民日报》文章坦率地说，中国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它没有直接说透”硬骨头“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准确地说，经济体制改革并非“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财税、地产、国企等等各个领域都问题成堆，甚至不进反退，危机四伏。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碰触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邓小平一再表述，温家宝一再重述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而且成果难保。
由於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执政思想在全球的破产，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把经济发展作为事实上的合法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统治危机.因此，邓小平和温家宝在谈及深化改革时，都是以一种大声疾呼的语气进行警告：“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内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媒体及民间舆论，也总是一再以借“亡党亡国”相威胁.他们不知道的是，“久经考验”的中共高层，谁也不会被这些话吓倒。邓小平也仅仅以这些警告推动了经济改革，其他人想要以此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想起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的一句话：“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於与虎谋皮。”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消说极权专制的毛泽东时代，即便是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事实并非“谁不改革谁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谁改革谁下台——被认为在政改方面不思进取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保守反动的李鹏等中共领导人，都能得以善终，而锐意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都成为悲剧性的政治人物。
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从一个想要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视任何挑战权威的民间努力为敌对势力的政治集团利益来说，政治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就是死路一条——至少对於既有的依靠腐败专制获利者来说，必须是死路一条.把“长治久安”作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的论述，政治改革就意味着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公平的竞争，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治利益集团，经过改造以后是否能够新生？当然有这个可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绝统治权力的挑战作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採访时指出，邓小平与胡耀邦改革动机的区别在於，前者是为了救党，后者是为了救民。救党者权杖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么胡德华的说法不成立，要么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不像政治宣传中号称的那样始终一致，而且前者大大淩驾於后者之上。
当《人民日报》再次以“救党”的立意谈论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政治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救党还是救民？假如二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取舍？
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
改革与革命的新争论，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开始，至今还余波未了。
很多人都认为区分改革与革命至关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作出清晰的论证.甚至用暴力来区别，都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戊戌变法磨刀霍霍，六四民运血染广场，反右和文革死伤无数，辛亥革命却并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和平的天鹅绒革命。
这些争论者似乎都不知道，邓小平早很早开始就一再断言：改革就是革命。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一再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同样强调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就是革命。
这并非因为邓小平作为职业革命家偏爱“革命”一词，而是他比现在的很多人更明白改革的意思。真正的改革跟革命是一回事，就是要进行性质上的实质性改变。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意味着权力竞争，专制不再。
正如戈巴契夫所说：“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字，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的确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至今被都认为也包括政治改革。然而，当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的前提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革命性质，甚至是一个文字游戏了。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於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并认为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20年。”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滞后，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像有些主张改革的人士所抱怨的那样，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遵循邓小平理论思想。事实上，这正是他们严格执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大的差异，都是不同版本的邓小平模式，也就是让全世界都受到困扰的中国模式。
没有共识才有变革
很多有志於推进改革的人士，虽然瞭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故意视而不见，而且把彻底的政治改革的愿望强加到邓小平的头上，希望借助这位已逝者的声威，说服民众，施压中央，从而达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他们以为有了改革共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些借南巡纪念而寻求改革共识的人们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如果形成了改革共识，就不会有南巡这件事情了。此前，邓小平试图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皇甫平”的系统文章制造舆论。据作者之一周瑞金回忆说，这些文章遭到来自北京一年左右的批判，由此可见分歧与斗争之严重。
由此上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否因为全社会形成了改革的共识，随后改革就发生了呢？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和权力中心根本资讯不对称，没有任何可能和斗得你死我活的当权者达成共识.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也不是因为要和别的什么人达成改革共识，所以才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
在一个政治资源统治者彻底控制的社会，假如说统治者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尚有可能的话，那么民间社会根本没有管道，也没有资格去寻求这样的共识.尤其是一方要追求民主政治，一方要把专制作为前提时，共识只会是一个谎言。当人们津津乐道於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时，他们俨然忘记了八九民运的存在。统治者不惜以坦克和枪炮来对准示威民众，足见“共识”之虚幻。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共识本身没有必要。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很少是因为共识而发生，更多恰好是冲突的结果。
今天广东的乌坎，就是当年安徽的小岗村。正如小岗村人争取到经济权利一样，乌坎人争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乌坎人也曾试图通过上访去和当局达成改革的共识，然而并未如愿。最后，他们和当年的小岗村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终於获得成功，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共识是统一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统一思想只会限制自由，而不能促成改革，尤其不能促成包含思想自由的政治改革。
与其寻求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不如鼓励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
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滴地积聚公民社会的力量。
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於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样，变革才有可能发生，中国才有可能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