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丑陋和罪恶往往横行肆虐。由于政治的不透明，由于权力的垄断，中国的政治时时在制造着许多罪恶。其中一项持续着的罪恶，就是无数的政治犯，良心犯，被监禁在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他们没有享受阳光的自由，也看不到即将挂起的中秋明月。
对这种残酷情境的想象常常拷问着我们，尤其是当置身于这个情境里的有我思想的同道和平时有交往的朋友。杨天水，师涛，许万平，郭飞雄，朱虞夫，吕耿松等等…这个名单原来就很长，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变长。
不过那些轰炸我们的新闻和宣传，总在麻木的时候刺激我们，总在试图取代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某些评价。和谐社会理论，这个胡温推导出来的政治标签，已经用来统领当今公共权力发动的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政策和舆论宣传，\”和谐乡村, 和谐城镇, 和谐江南, 和谐中国, 和谐中东,和谐亚太, 和谐世界”……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政治口号，类似“解放全人类”的毛语录在小康时代的翻版，肆意骚扰着我们的感知系统。
那么，和谐社会理论对中国未来的演变寓意着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胡温可能展开的政治叙事呢？不过，在寄予期许之前，让我们暂时忘却这场温情词汇编织成的政治迷雾，看看那不断增长的政治犯名单所凸显出来的阴暗的现实。
杨天水，在1990年-2000年已经经历过10年的中共牢狱， 2004年以来，他仅仅因为在网络上写了一些文章，倡导政治民主化变革，声援维权运动，就多次遭受警方骚扰，并在2006年再次被南京当局重判12年徒刑。
郭飞雄，因为参与民间抗日表达，因为参与太石村民主罢免村官的维权行动中，因为参与拯救维权律师的协调行动， 一而再的被当局羁押，甚至虐待，最近广东有关当局不顾基本政治道德，在试图以煽动颠覆罪行起诉不能得逞后，转而以非法经营罪对他起诉，他面临着若干年的牢狱之灾。
吕耿松，一个积极参与维权事件报导的自由作家，一个非常真诚和实在的人，被当局涉嫌煽动颠覆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拘押，恢复自由的前景正变得黯淡。
事实上，每一个政治犯的名字后面都是权力主导的“既不温情，又不和谐”的迫害故事。站在现实的这一维，我们看到的是专制机器不断制造人权灾难，不断吞噬政治异议人士，这些做法几十年来虽然表面有些改头换面，比如罪名名称有所更改，但是实质上却一脉相承，对任何政治挑战都试图扼杀在萌芽状态。如果在阶级斗争理论或者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论主导下，把政治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尚且具备某种逻辑的合理性的话。那么高喊和谐社会的今天，这样做无异于自己抽自己耳光。对于当局“这种自己抽自己耳光”的做法，和许多政治观察者一样，我已经通过文字多次进行谴责，甚至谴责的都有些麻木了。
人们的观念在变化，社会在演进，中国在逐步融入全球。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这种处置方式需要重新检验： 撇开道义角度，纯粹从政治功利角度来追问，当局这种作法，真的是当然必然肯定正确的吗？ 在国际舞台通过人质外交，真的能给中共加分吗？ 胡温是怎么进行政治计算的？
以杨天水先生的经历为例子，我们可以为当局“换位思考”，进行一些想象中的“计算”。
当局通过重判杨天水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其实不外乎两条： 一是彻底压制杨天水这个麻烦制造者， 二是杀鸡儆猴，恐吓其他蠢蠢欲动者。那么，当局付出了什么代价？表面上看，当局只是动用了公检法系统，验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性，这些具体的成本小到完全可以忽略。 不过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的一个成本是：形象损失。把象杨天水这样温和的异议人士监禁22年(如果坐满的话)，那对当局苦心经营的形象改善就是一种持续的对冲。中共可以花费数百亿美元举办奥运这样的超级形象工程，但是把杨天水这种政治异议人士重判那又会让他们损失多少形象分呢？只要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存在，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救援呼吁中，那对中共来说，就是不断的形象贬值过程。这个贬值的损失，是几千万或者几亿？左手花钱提升形象右手抓人毁坏形象，这种互博术有多少合理性？ 当局真的该好好计算下。
那么当局期待的目的可以落实吗？在我看来，往往也是落空的。重判杨天水虽然可以暂时的压制杨天水的政治活动能量，不过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民主转型的职业参与者，被投入监狱并不能阻止杨天水的能量，只要人们一天没有忘记他，那么他作的工作就会产生价值。再次，当局的这种恐吓政策也许暂时吓唬了一些人，但是必然也激发了更多人的政治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在专制体系下，没有尊严和正义可言，从而树立了更多的对手。
当然当局也许还有一些神秘的因素需要考虑，从而铁定要对政治异议人士进行严厉打击。 要找借口总是能找到的。当局甚至可以从垃圾堆里重新捡回阶级斗争的牌子，从而强调这些打压都是光荣和正确的。对于这些思维，我们都无话可说。
基于对胡温当局政治理性的基本期待和对和谐社会政治意图的最低认同，我想继续分析下形成目前这种相互冲突的政治现实的一些体制性因素。
在我看来，中共机器处在转型过程中，有些部分已经按照新的规则在运转，比如负责经济功能大部分机构。 但是由于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清理，旧的规则并没有得到正式否定，当局的很多机器就依靠惯性在运转。比如阶级斗争思维，敌我意识，反和平演变的神经质，还笼罩着大部分法政机构。因此只要胡温当局默认这些现状，选择睁眼闭眼的不作为姿态，那么这些机构在处置政治犯的时候，就会毫不手软，就不知道和谐为何物。长期权力占有形成的傲慢也让这些机构自己套牢自己，缺乏对演变的政治环境的认识，对政治异议的处置缺乏必要的回旋余地和自省。
这里也需要考虑地方当局的视角。共同的信仰不再之后，那就只有分立的利益。从地方当局来说，他们看重的是短期的，自身的种种利益。他们不希望有人借用自己的地盘（虽然实质上他们并不拥有任何地盘）挑战中共制度，因为这样引发的政治后果不是他们所愿意和能够承受的。因此在敏感性的案件，政治挑战性的案件中，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北京明确的指示， 那么对于地方当局来说，最自然的方式也许在政治上进行多重保险的运作，籍此表达政治忠心，对政治挑战者就决不手软。和在经济社会方面地方的自主性图谋相反，在政治上地方往往会有这种功能强化机制，以左著称的上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至于这样作可能引发的负面政治后果，他们并不是直接的承担者， 这些行为后果的承担者在中央。简单的说，就是地方请客，胡温埋单。 这也许是中共体制下地方和中央不规则分权形成的潜规则。
应该承认，胡温这些年来苦心经营的政治形象在局部的市场有一定的认同度，我们对极权体制的批判未必就直接导致对胡温政治善意的否定。但是胡温必须把他们的政治善意表达出来，让这种善意看得见，摸得着，而不是永远停留在作秀和忽悠的阶段。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处置这些脏活未必都是胡温的旨意之下进行的，但是胡温以他们所处的位置，却无法回避必然的责任承担和道义牵连，如果胡温对所有这些脏活都无动于衷，那么胡温必须对这些事件承担政治责任。
在这个潜规则盛行的时代，只要胡温不明确制止这种潜规则，那么他们就会继续为之埋单。
胡温怎么埋单呢？在面对新闻媒体的时候，在被迫为“中国特色”狡辩的时候，在面对国际社会道义压力的时候，在国外出访必须时刻躲避抗议和示威队伍的时候，就是埋单的时刻。
当后人书写历史的时候，并臧否政治人物的得失的时候，也是埋单的时候。
改变这种政治潜规则，打破这种政治僵局需要必要的政治意愿，而同样在这个历史职责上，胡温也无可推脱。好在在我看来，启动这种政治意愿并不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作为必要的一步，我愿意重复以前一篇短文里的呼吁，那就是呼吁胡温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这一步代价有限. 所有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加起来估计也就几千人,对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也形成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这一步收益却极大, 国际社会肯定掌声一片, \”和谐世界\”立即推进了一大步. 而和谐社会也顷刻获得对它最挑剔的群体–异议群体的适度认同, 和谐社会具备了发展的必要社会心理基础.”
这是一个政治理性化的时代，革命激情和政治高调已经逐步远去。在经济社会层面，政治已经变成了利率微调，股指涨落或者如何改善社保等等的技术活…在政治的敏感地带，政治理性也应该得到张扬。 胡温是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政治人物，不是中共几十年教条的奴役，也不是维护专制体制的工具，面对这些政治问题，分析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其中的利弊，做出一个合理化的选择，这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功课。经过17大的权力重新洗牌，胡温的主导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呼吁胡温开始认真计算监禁政治犯的和释放政治犯的利弊，作出符合历史进程的选择。我们并不期待胡温当局一下子切换身份，成为民主化的推动者；但是谨慎的使用国家暴力，约束中共体制的非理性行为，展示对民间政治人士的基本善意，为政治转型降级摩擦系数，这本来就符合胡温当局的政治利益。
当然，胡温不是需要政治计算器的唯一人物，那些有远见的，有担当的地方政治人物，那些具体执行国家暴力机器的公务人员，在历史的潮流面前，没有理由闭目塞听，没有理由继续成为旧制度的螺丝钉，而应该睁开眼睛，根据基本的价值伦理，进行必要的政治计算，以避免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其实，这些计算并不复杂，听从人性的呼唤，运用简单的加减功能就可以了。
需要计算器吗？我可以免费赠送一个。
写于2007年中秋前。
祝愿那些政治犯们能早日获得自由，重见阳光，享受中秋的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