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中国左右两派有关改革路线的争论又浮上台面,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左右之争的分析评论。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内地官场藉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掀起一股热炒改革的风潮,从左派大本营重庆到自由派堡垒广东,都有媒体刊文热议改革话题,争夺改革话语权,影响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走向。”“‘改革’一词成为香饽饽,左右两派都争抢,主要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政治惯性,改革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道德高地,谁都希望将自己打扮成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希望将改革这面旗帜抓在手中,成为攻击对方的利器。” “左派抓住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大做文章,希望将十八大政治路线引向更加关注民生,利益分配更加注重基层的方向;而自由派则抓住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大做文章,认为政改应提上日程,尤其是引入普世价值观。左右两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不服谁。”“面对左右对峙局面,中共十八大必然要给出一个说法,一味和稀泥搞平衡,已难以维持局面,中国社会需要一个新的共识,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咏红的评论称:“在重庆副市长王立军亲自引爆‘走入美国总领馆事件’一个多星期后,中国知识界从最初的震惊,愤怒、拒绝相信或者暗自得意等情绪中冷静下来,转入对‘重庆模式’以及2011年中国思潮的总结与反思。” “仔细看左右阵营的论说,外人会发现这两派主张——这里指其中温和人士的主张,实际上并非全然不可调和。因为,前者的不满主要指向经济制度,后者的炮火则主攻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究竟是市场化的本身,还是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市场化,才是各种问题的根源?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家主义究竟是中国的优势,是过渡时期的有益工具,还是隐患?这是不同思潮的核心分歧点。”“倒是,与民间的激烈讨论相比,中国政府显得安静,被动。过去一年多来,当局对各种讨论基本保持抽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民间的左翼话语代替了官方话语,与自由主义思潮互斗长短。这个局面,是隐藏着风险的。中国社会不公、贫富两极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是极易产生极端思想的土壤。应该承认,社会发展大势,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总体上是倾向右翼这一边。比较起来,草根左翼比右翼更有极端化的可能,谁鼓励这个星星之火,为社会分裂、冲突埋下引信,未来也难免要背上历史责任。”

  
台湾《旺报》的社论称: “对中共高层而言,‘左右之争’(或模式之争)并非关注重心。1989年至今,中共领导集体历经23年技术官僚执政。技术官僚是实用主义者,执政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23年间,中共透过积极发展,已部分挽回因六四事件而受损的‘人民认同’危机。对于意识形态的‘务虚’纷争,技术官僚既无兴趣、也不想陷入其中。”“重庆模式之所以备受左派人士青睐,无非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展现强大的政治意志,透过展现中共传统的强人领导模式,力求缩小贫富差距,又同时促成经济发展。当然,其带来的弊端,也在近日随着王立军事件涌现。”“对中共领导阶层而言,除了权力争夺外,如何建立能够妥善分配利益,以获得社会多数支持,从而持续巩固中共执政社会基础的‘政治能力’,及提出能让社会广泛支持的政策,并有效透过行政系统贯彻实现的‘行政能力’,才是中共领导阶层念兹在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