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两会”，随着星期六全国政协会议的开始，拉开了序幕。来自各地的2200多名政协委员，提交了近800件提案。不过，一些委员对于以往的提案迟迟不予落实提出抱怨。有分析人士说，在现行体制下，政协委员很难摆脱目前的尴尬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早早就准备好提案了。今年他一下拿出10件提案，内容涉及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小产权房的处置、农民自主城市化以及电动汽车的商业化运行等。
*蔡继明：提案回复多 落实少*
记者注意到，有些建议，蔡委员已经连续提了好几年。他解释说：“政协委员提案不能只提一次，一定要反复提，反复提才能引起重视。土地制度改革提了两三次了，小产权房这是第二次提。”
蔡继明的尴尬并不是孤立的，其他委员也有类似抱怨。《南方周末》援引政协委员的话说，对于委员们的提案，回复多，能够真正落实的，相对较少。
按照规定，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后，有关部门必须以书面、约见或者电话形式给予回复。
美国之音张楠
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
蔡继明说，提案大都有回复，比如说“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认真考虑”，至于采不采纳，就不好说了。
他说：“提案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建议。建议他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提案是100%回复，但是往往一个小处长就回复你了。”
*政协委员避免碰触敏感问题*
对于一些重大但又敏感的问题，政协委员们甚至连碰也不碰。蔡委员说：“腐败肯定是老百姓觉得不满的。但是政协的发言里边公开讲腐败的几乎是没有，而且不允许在大会上发言。真正直接讲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没有。”
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个咨询式机构，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有人把政协比作“政治花瓶”，还有人视政协委员为荣誉头衔。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两会”上，倪萍委员的一句“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引起外界对于政协委员角色的争论。
*章立凡：政协委员地位尴尬*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说，他曾跟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聊过当政协委员的经历。
他说：“他在当政协委员期间，经常有一些被认为出格的提案。这些提案根本不会被进入文件系列，而且他也不断地得到劝告：‘梁先生，您的意见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给您发。’实际上，政协委员地位尴尬。”
确有许多委员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协委员对《南方周末》说，很多问题明知道很难，但还是得说，哪怕当年不能推，过几年能够推动也好。
记者参加“两会”报道的体会是，政协委员往往比人大代表更敢说话。去年“两会”期间，记者旁听九三学社的讨论，就听到委员们就高铁大跃进所发表的反对意见。
今年，九三学社中央建议“三公浪费”入刑。《新京报》说，九三学社的提案建议， 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九三学社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达3000亿元，挤占了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学者：政协应是监督机构*
章立凡认为，很多政协委员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政协毕竟是个统一战线组织，委员的产生没有民意背书，不能真正行使监督权。
章立凡提供
北京学者章立凡(资料照片)
他说：“我觉得，如果说要改变政协这种尴尬的现状，就需要加强政协的权力，把它作为监督机构正式的用起来。在历史上它曾经是一个制宪会议，我们共和国的合法性就来自于第一届政协。我觉得，需要重新从法理地位上确定政协的地位。这样，政协委员的议政才有意义。”
章立凡说，1956年，中共高层和民主党派曾有磋商，希望启动两院制，并把政协变成一个监督机构。
但是，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这个构想没有实现，两院制还被当作右派言论受到批判。章立凡说，实际上，那是中共党内高层刘少奇的主张。
他表示，期待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通过普选产生。他说，委员和代表的产生方式决定了他们发言的力度，否则底气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