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自从一九三二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以来，有过十八次政变，有长期的军人当政和激烈的党争，但是社会体制与人民生活没有大的伤害，好过铁板一块的中国式的稳定。
广东后裔、泰国美女总理英拉2011-7上台，领导不少军人的内阁，蔚为奇观.
中国一向瞧不起身边的邻居们。这种天朝大国的傲慢，使中国对近在咫尺的东南亚国家的瞭解远不若遥不可及的欧美国家。比如，很多中国人去过泰国旅游和购物，但要问起泰国的政治制度来，他们大都一问三不知。中国官方则常常将泰国当作一个反面教材，循循善诱地教育国人：你们看，泰国不是学习西方的民主吗？他们现在多乱啊，时不时发生军事政变，黄衫军和红衫军天天在街头斗法，你们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国家吗？
实际上，泰国的现状并没有中国人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么乱.即便在黄衫军和红衫军针锋相对甚至发生一定程度的暴力冲突的时候，大部分国人仍然过着波澜不惊的正常生活。尽管如《泰国史》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怀亚特所说，“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实验，泰国还没有设计出一套持久的政治制度，能够成功地调解在一个迅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中的不同利益”；但是，泰国毕竟在民主的道路上不断地尝试和前进了很长的路程。民主之难，并不能成为拒绝民主的理由。与标榜“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所谓“中国模式”相比，实现了多党制、议会制、全民普选和新闻自由以及更快的经济增长的泰国，更有资格提出“泰国模式”——而“泰国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有趣的参照系。
军人当政不否定君主立宪制
泰国的近代化进程差不多是与中国同步。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二十年，曼谷王朝的拉玛四世（孟固国王）开始国家开放政策，至拉玛五世（即朱拉隆功大帝）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来适应西方殖民国家对暹罗施加的压力。朱拉隆功大帝就是电影《安娜与国王》中周润发扮演的那个充满魅力的泰王的原型，电影的情节确实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朱拉隆功极为重视孩子的教育，他聘请欧洲人担任子女的家庭教师，将所有的儿子和外甥都送到欧洲学习，这种开放和谦虚的心态，清朝的皇帝是望尘莫及的。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群中级官员利用欧美大萧条给泰国带来的震荡，发起了一场政变。他们人数虽少，却成功地控制了首都，逮捕了政府的主要官员，并以人民党的名义，恳求国王同意服从一部宪法。当时在位的帕切迪波国王本来可以发起反击，但他不愿让国家陷入内战，便回信答应了这样的要求：“我已经收到你们要求我回到曼谷作为一个宪政君主。为了和平；以及为了免於无用的流血；为了避免对国家造成混乱和损失；而且，因为我已经考虑自己进行这样的变革，我乐意合作来建立一个我乐意去服务的宪法。”於是，泰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此后二十多年，泰国基本上是军人当政，虽有君主立宪之外表，却既没有君主在位，也没有人拿宪法当真。一九五八年，陆军元帅沙立夺取政权，致力於建立一种与泰国传统有关联的权威体制。他在讲话中说：“如果我们看看自己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在一个权威领导下就会更好更繁荣，当然这个权威不是专制权威，而是一个全国的所有元素都能集合在其周围的一个统一的权威。”在泰国社会的许多部分里，越来越担心王国正在陷入混乱的人们欢迎这样的权威统治。沙立深知，虽然军人有实力掌握政权，却无法创造出一套新的、让民众信服的意识形态.於是，他回溯历史，请回国王，让“国王重新回到道德、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顶峰”。
此后半个世纪，普密蓬国王一直是泰国国家稳定的磐石。尽管在宪法架构下，国王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却可以利用传统的威望和民众的信赖，发挥巨大作用。国王的存在，泰国不断发生军事政变和走马灯式地换总理、换内阁，都没有对泰国社会的正常运作和经济的发展造成太过严重的伤害。
与这样一种君主立宪体制相比，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有民主、共和之名，却没有立宪之实。皇帝被打倒并消失在历史的隧道之中，大大小小的想当皇帝或土皇帝的野心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带给人民无穷无尽的灾难——毛泽东这个独裁者所造成的危害，便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的总和。
坏的军政权也优於共产独裁制
泰国历史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围绕着军人发展。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怀亚特在《泰国史》中指出，泰国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大约有四个获得提升的制度渠道：高等教育、军队、佛教僧侣和商业.佛教僧侣的吸引力是有限的，他们是独身主义者，不会拥有很多钱和权力。商业由於华人主导，实际上对泰国年轻人来说是隔离的。历史上，高等教育是中等和上等阶级年轻人进入官僚机构的途经。这样，对於普通人尤其是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就只剩下从军一条道了。军队从社会上公正和广泛地徵募成员，“他们共享同一的职业训练和对更富有公民的仇恨”。每一个军人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及按照军阶着装（刚刚当选的女总理英拉也是如此）。怀亚特指出，军官团体能够拥有这么高的社会凝聚力，是因为他们共享了一个同一化的社会化过程。
掌握军政权的强人大都推崇威权主义，并热衷於利用大众媒体树立个人权威；沙立则对整洁和秩序喋喋不休（有点像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意味着政府、官僚和国王对人民需求和期望的回应。“社会的领导将像父亲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对待社会的成员，关心他们的福利并且保持严格的纪律。”直到今天，军队仍然对泰国的政局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碍於民主，却也抑制了激进势力。就像土耳其军队的存在一样，否则，民粹主义的泛滥必定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尽管这是一种被割裂和扭曲的民主概念，尽管军政权犯下过暗杀、镇压、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等罪行，但偏向右翼的军政权仍然优於左翼共产党的独裁体制。与几乎不可能转向民主化的后者相比，前者存在着诸多转向民主化的可能性。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上，有时候人们不得不在“坏”与“次坏”之间作出选择——比如，与越南、老挝、缅甸相比，泰国显然是“次坏”。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判断也是大致成立的：即便是南韩全斗焕的军政权，也远比北韩金日成的共产独裁要好；即便智利的皮诺切特手上沾了不少鲜血，但倘若阿连德当权，推行毛主义的那一套，受害者的数量更是无法统计。这不是为军政权的罪行辩护，而是说，必须正视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大的邪恶。如果以这个视角来看待中国，我相信，大部分人宁愿生活在蒋介石戒严体制下的台湾，而不愿生活在毛泽东草菅人命、无法无天的中国大陆。
党争再激烈也优於中国式的稳定
近年来，泰国的党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六年九月十九日，泰国军方乘总理他信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机发动政变，宣布暂时废除宪法。直至二○一一年八月五日，他信之妹英拉当选泰国第二十八任总理，经过一系列党争之后，泰国的政治格局又回到为泰党执政的原点.从泰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来，经历了十八次政变或未遂政变，总理和内阁更迭频繁，只有他信曾干满四年一届总理任期，仍不免被军事政变推翻而流亡国外的命运.
二○一一年，支持他信的红衫军的示威集会遭到军方武力清场，致使九十一人死亡。这是泰国近年来伤亡人数最大的一次政治冲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乱局”呢？据怀亚特分析，主要原因是军队和官僚机构中的既得利益和派系的内部争斗.
即便如此，政府的乱象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而且，激烈的党争并非坏事，它体现了民主制度的逐步推进和巩固。相比绝对专制的铁板一块的稳定，必然会导致更为强烈的反弹。再粗的锁链也有断裂的时刻，再毒的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刻，到了那时，长期积攒的仇恨和愤怒必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可怕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不知会比今天泰国的政治纷争要严重多少倍。所以，宁可像泰国那样可控的政治纷争；也好过像中国这样简单地依赖刚性维稳，最后政权走向雪崩式的瓦解。
泰国的民主化之路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兮”，民主化确实不是可以一蹴而就、一步登天；但在东盟和亚洲国家当中，泰国的成绩至少可以获得中上等级的评分。中国的立宪比泰国早二十多年，但时至今日，中国人连普选权、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没有，有什么资格蔑视和否定泰国的成就呢？
对於泰国的未来，怀亚特在《泰国史》的结尾处给出了充满希望的评估，他认为一个朝气蓬勃的中产阶级群体已经出现，未来泰国的领导者就在他们当中——“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许多人还在国外接受训练。他们的价值和经历使他们更习惯大众政治并且能适应複杂的国际局势。……一个数量众多、城市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和富有的中产阶级，是泰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真正革命的一个产物，全部的结果可能需要几代人来发展。”
换言之，泰国的发展有明确的远景，有一个正在成熟的中产阶级，这正是“泰国模式”的优越之处。而所谓的“中国模式”，有宪法而无宪政，有经济增长而无真正的中产阶级，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能如火车一样在一段幽暗不明、没有尽头的隧道中盲目行驶。
